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为了党、国家和人民，他履艰难而不折，忍辱负重而不悔。作为我党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他为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经历过无数次身陷险境的经历，有蒋介石的“围剿”、特务的暗杀、也有土匪的袭击等，可谓是经历九死一生。
化妆成古玩商，巧妙脱险
1928年，由于国内反动势力猖獗，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在国民党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恐怖口号的情况下，我党急需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5月初，为了筹备并出席六大，周恩来和邓颖超乔装打扮前往莫斯科，周恩来身穿西装，头戴礼帽，戴着金丝眼镜，提着一口皮箱；邓颖超穿着高跟鞋，披着精美的披肩，两人的身份是一对古董商人夫妇。
他们计划乘日本轮船由上海到大连，再转道莫斯科。据邓颖超后来回忆，当他们乘坐的轮船刚刚在大连靠岸，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就上来几个人进行检查。他们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做古玩生意的。”其实他们的箱子里一样古玩也没有。
接着盘问他们到东北干什么？周恩来回答是去看自己的舅舅。原本以为盘问过就没有什么事了，谁知道他们要将周恩来带去水上警察厅，由于他们只顾盘问周恩来，而忽略了旁边的邓颖超，在他们带周恩来会警察厅时，邓颖超由于担心周恩来的安全，也要跟着去。这时候，周恩来大怒道：“你去干什么？我没事的，你先到旅馆住下等我，我一会就回来。”
周恩来发怒是阻止邓颖超和自己一起涉险，当周恩来到警察厅后，他们问他姓什么，周恩来说自己姓王，去看望在省政府任科员的舅舅。他们怀疑周恩来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双手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看后觉得确实不像当兵打仗的手，在周恩来的冷静应对下，他们在盘问半天后，将周恩来放了。
当周恩来回到邓颖超的住处后，马上将两人前往莫斯科的证件烧毁，并决定立即乘火车离开大连，因为周恩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盘问那么简单，肯定敌人得到了什么消息。当他们坐上开往长春的火车后，果然在火车上发现了有人在跟踪他们。
到了长春，周恩来和邓颖超想法甩掉了跟踪的人，在住进旅馆后，马上将身上的衣服换掉，周恩来穿上了长袍马褂，胡子也刮掉了；邓颖超换上一身普通的妇女装束，将高跟鞋也丢了。随后，两人就乘车去了吉林，到吉林后，先找了家旅馆，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帮忙送到了周恩来的伯父家，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接到信后，立即到旅馆将周恩来和邓颖超接回了家。
为了避免再次遇到麻烦，周恩来决定和邓颖超分开走，他在吉林停留两天后，先出发到哈尔滨的二弟周恩溥家。邓颖超隔一天由三弟周恩寿送到哈尔滨。由于他们的证件已经被烧毁，在哈尔滨就多待了几天，直到遇到了其他前去参会的同志，才联系上组织。随后，他们从哈尔滨乘车到了满洲里，再转道莫斯科，终于按时圆满完成了筹备和出席六大的任务。
在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中，他是敌人千方百计想要缉拿的对象，在从事地下工作时，经常遇到非常危险的处境，也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与敌斗争经验，以冷静和机智从容应对，多少次都化险为夷。
劳山遇险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距离延安只有六十里的劳山，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4月25日，周恩来一行25人从延安乘坐两辆旧卡车，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随行的有红军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孔石泉等人。
周恩来坐在驾驶室的司机旁边，随声携带的有前两天刚刚经过中共中央修改的《御辱救亡、复兴中国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当卡车行驶到距离延安不过六十里的甘泉县劳山山卡，在进入谷地时，突然从正前方传来"叭"的一声响。陈友才警惕地问:"什么声?"坐在车后边的警卫员刘久洲答道:"像是放羊人的鞭子声。"另一个战士说:"不对，这里怎么会有人放羊呢?"正说话间，密集的子弹向卡车射了过来。
周恩来一行遭到了近两百名土匪的袭击，子弹穿破车窗，将周恩来身边的司机打死，汽车也失去了控制，周恩来大声命令后边的同志“快下车，散开，还击！”当周恩来等人跳下汽车时，土匪从前、后、左三个方向包围上来。周恩来利用车门和轮胎作掩体，对土匪进行反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掩护周副主席转移。”并命令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率战士掩护，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
陈友才沉着镇静地指挥着警卫战士，顶住敌人密集的火力，奋勇阻击，多次打退了冲上来的匪徒，打死数十名土匪，在战斗过程中，周恩来发现右侧没有敌人，而且有一片树林，就指挥同志们边打边往右后撤退。
陈友才因为经常与周恩来一起参加活动，为了方便行动，他当时穿的是一身西服，而且戴了一顶礼帽，也许是土匪认为陈友才是个大官，就集中火力围攻陈友才。在陈友才等人的掩护下，终于赢得时间，周恩来等人得以撤退到树林旁边的峭壁下。陈友才在与土匪的战斗中，终因敌众我寡，子弹打完后，敌人扑上来，陈友才身中六弹牺牲；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班长邓庭荣、副班长王开明也先后中弹壮烈牺牲。
土匪在汽车上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既没有银元，也没有烟土，只是在陈友才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周恩来”的名片，土匪应该知道周恩来的大名，意识到这一下捅了“大篓子”，知道延安不会放过他们，慌慌张张的都跑了。
距离劳山不远处有我军的一个通信站，在听到枪声后，就想打电话向延安报告，但是发现电话线被剪断了，立即通过另一条线路向延安报告了情况，中央警卫团接到报告后，马上集合警卫部队前往增援。平时遇到天大的事，也非常淡定的毛主席，得知情况后，也非常紧张和焦急，可见对周恩来安全的担心了。
当增援部队行进至三十里铺时，遇见了突围脱险的周恩来一行人，周恩来命令警卫部队迅速赶到现场，把负伤的同志和阵亡烈士遗体运回延安，等到了现场，土匪早已经不知所踪了。脱险后的周恩来回到延安，第二天又一如平常的改乘飞机到达了西安，与国民党顾祝同、杨虎城、张冲等人，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情。
劳山事件后的第三天上午，红军总参谋部在延安为壮烈牺牲的陈友才、陈国桥等11位同志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后，烈士的遗体被安葬在宝塔山下。后来在我军的围剿下，最终将这股土匪全部消灭，为牺牲的同志报了仇。在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烈士的坟墓遭到了毁坏，难以找寻。解放后，周恩来回到延安，多次打听陈友才坟墓的情况。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工作人员从他的内衣口袋里找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周恩来等人的合影，照片背面题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四人能存，重要功臣是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正如邓颖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说的："友才是替恩来死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
国民党特务实施的“克什米尓公主号”暗杀行动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洲和非洲的29个国家准备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召开一次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任何西方大国参加，也是一次不被西方大国所操纵的会议。周恩来总理表示愿意参加这次会议，为亚非和世界和平努力。
在会议筹备期间，台湾的国民党为了阻止周恩来总理参加这次会议，制定了所谓的“1号”行动，策划暗杀周总理和代表团的成员。我国的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有可能对周总理等代表团成员采取暗杀行动时，将情况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汇报，毛主席非常担心周总理万隆之行的安全问题，就征求周总理的意见，是否取消出席这次会议。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外交也是斗争，有斗争就有牺牲，我愿意作出牺牲和奉献，如果因为怕死而不参加会议，也对不起那些邀请我出席会议的诚意和热心，岂不是失信于人吗？所以，就是冒着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4月5日，毛主席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周总理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方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进行研究讨论。会议赞成周总理的意见，认为亚非会议是一次没有帝国主义把持的会议，我国参会意义重大，应当出席。
国民党特务断定周恩来总理是乘坐“克什米尓公主号”飞机前去万隆参会，因为一年前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就曾经乘坐过这架飞机。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尓公主号在前一天从印度飞到香港，国民党特务用五十万港币，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工周驹，按照其要求将炸弹安放在了飞机上。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机上搭载了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乘客全部为参与万隆会议的中方代表团人员和记者，以及越南代表团成员。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起飞约5小时后，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炸弹爆炸，导致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着火，飞机从18800英尺高空，紧急在海面上迫降。国民党的这次暗杀行动，导致飞机上11名乘客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而原本计划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周恩来，因为临时接受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前往缅甸与印度、缅甸、埃及三国总理进行会晤，躲过了这一次的暗杀。事后得知这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策划的暗杀行动。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动，周恩来总理依然决定按时参加会议，4月14日， 周总理乘坐印度的“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出发，经仰光、椰城和雅加达，于16日抵达万隆。对于周总理的此行，邓颖超非常担心，她写了一封信，提醒总理注意安全。为了安慰邓颖超，周总理在临行前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
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面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总理虽然安全抵达了万隆，但处境并不安全，国民党特务在一些华侨中进行蛊惑人心，并且组织了20多人的暗杀团，声称只要打死一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就赏20万盾印尼币。为了破坏会议的正常举行，美国也派出了70余人的“记者团”，到印尼进行活动，其实，这其中有不少都是从台湾派来的特务。
4月18日，会议开幕以后，周总理成为了会场内外最受瞩目的人物。在周总理沉着睿智的应对下，会议开的非常成功，在会议闭幕时，通过了以周总理发言为基调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体现了亚非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要求友好、团结、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精神。
周总理的一生经历过无数次危险，在战争年代，他参与指挥了南昌起义，也经历了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了寻求和平，曾冒着巨大的风险，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沟通，这期间可以说处处都是危险。
在白色恐怖时期，他曾从事地下工作，也是我党秘密战线的主要创始人，这其中的危险也是无处不在的，比如顾顺章叛变时，就是周总理用他超出常人的敏锐和智慧，才得以化险为夷。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周总理能够逢凶化吉，靠的不是福大命大，而是靠他处变不惊的大智大勇，以及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他善于应付突发事变和险情的超强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