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有山（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专家）
青年学者王兆雷的新作《国家治理与文化根基》（以下简称《根基》）用政论的方式从文化传承与国家治理，历史演进与国家治理、全球视野与大国治理三个纬度不同视角对国家治理的智慧进行深度纵论，一气呵成，气势磅礴，在学界、政界和文化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根基》以雄阔的历史视野和犀利的批判精神剖析梳理了国家的治理精神、治理目标和治理结构。《根基》所探讨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只是一种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的文本规范，更是一种具有家国情怀的价值观念，这种情感和关怀不是“刻意表现”或“哗众取宠”，而要通过扎实的史料梳理和调查研究，探求背后的文化逻辑，真切实现国家治理文化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心心相印”，进而推进两个平衡：即“个人安全需求与自由需求的平衡”和“社会稳定需求与发展需求的平衡”。“批判”和“建设”是《根基》一书中的两条核心理路。不仅对本土失序困境进行反思，对西方霸权模式进行批判，还提出将“风清气正”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新审视和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资源，在“传承”的基础上讲求“创新”。以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为例，“专制”并非是基层传统社会中的核心策略，在“皇权止于县”的政治制度背景下，“以乡绅阶层、家族长老为主体的多维自治模式”、 “以义庄制度为代表的公共服务和治理机制”等都是中国治理文化中的瑰宝，脉络清晰、历史厚重，对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根基》不仅系统论述了我国古代以来所形成的“大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小传统”所蕴含的治理资源，更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阶段性成果。通览全书，实际上也是一次与作者对话的过程，我深深感受到作者的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厚功力，但这并不是我最深切的感受，我最深切地感受是兆雷先生从文字里透露出的一种学者思辨逻辑和深厚的政治智慧，更往深层次探析是作者内心里深处的文化自信，以及深入骨髓里对中华民族的大爱情怀。
《根基》揭示了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发源于历史长河，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禀性。美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契约文化”特色，这要追溯到200年前的五月花号公约，当这群来自欧洲的淘宝者到达美国西海岸时，以上帝的名义，签署了美国第一份公约：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一个公民政治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日本文化具有典型的“岛国文化”特色。正如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文化具有双重性，就像菊花与刀。菊是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在语境理论中有一个国家语境排列顺序，美国人类学者爱德华.T.霍尔按照高低语境纬度给主要国家做了排序。从高语境到低语境依次是：日本文化，中国文化，朝鲜文化，非裔美国文化，土著美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希腊文化，拉丁文化，意大利文化，英国文化，法国文化，美国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德国文化，德裔瑞士文化。日本文化排在第一位，这和岛国文化的二元心态不无关系。中国人爱用“也许”、“可能”、“大概”、“差不多”等词语来作为判断事物的尺度，除了传统的谦虚谨慎等原因外，也有一个文化传承和自信程度问题。德国人最讲究精确、简洁，一是一，二是二。
中华民族文化根基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化更多的具有“亲情文化”特色。历史上有一个“鞭打芦花”的故事。世传闵子骞8岁丧母，父续娶后妻姚氏，生闵革、闵蒙二子。继母疼爱自己亲生的儿子，对幼小的子骞横加虐待，但子骞诚实敦厚，毫无怨言。临年底，父亲驱牛车外出访友，命三子随从，子骞赶车，行至村外，天气骤变，寒风刺骨，子骞战栗不已，手指冻僵，将牛缰绳和牛鞭滑落于地，牛车翻倒在路边。其父以为闵子骞懒惰，拾起牛鞭，怒抽子骞。不料鞭落处绽露出芦花，饥寒交迫的闵子骞晕倒在雪地里。其父撕开闵革、闵蒙的棉衣，见尽是丝絮，这才恍然大悟，知道是后妻虐待闵子骞。返回家中，其父举鞭抽打后妻并写下休书。苏醒后的闵子骞却哀求父亲不要赶走后母，他对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继母深受感动，痛改前非。孔子听说以后，对闵子骞极力赞赏：“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间”（朱熹《论语集注》）。现在安徽省萧县杜楼镇还有全国村名最长的“鞭打芦花车牛返村”，据说就是当年的“鞭打芦花处”。闵子骞后投师孔门，因家贫交不起束修（干肉），仅奉上精心酿制的佳酿。同学嗤笑之：“曹溪之水，怎能抵得上束修？”孔子闻言曰：“闵子骞千里求学，精神可嘉，虽是曹溪一滴，远胜束修百条。”这个故事是古代中国的忠孝文化和尊师重教文化的一个缩影。
《根基》揭示了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植根于民族沃土，潜移默化、滴水石穿、无处不在。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标志。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特有的历史积淀和精神记忆，是它特有的生存方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从多方面显示自己的民族特征，如民族的语言文字、民族的宗教伦理、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的艺术技能，这些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记。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说到底是它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的兴衰存亡。数千年来，是什么让炎黄子孙香火不断？是文化，是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是什么在今天把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联结在一起，把十三亿中国人凝聚在一起？是文化，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文化，是流淌在民族生命体内的中华文化血液。中华民族在这片富饶的大地上，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并毫不保留的传播到世界各地，最典型的当属“一带一路”的开辟和繁荣。提到德国，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德意志战车的纪律和意识。
美国耶鲁大学地理学者亨廷顿(E. Hungtinton)在其《民族的性格》(The Character of Race)一书中提出自然条件决定论，认为文化/民族性格/文明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德国日耳曼人，发源于德国中部地区，纬度高，常年光热不足，土地贫瘠，人们经常要与饥饿与寒冷抗争，逐步形成了严肃、保守、自省、谨慎的性格特征。俄罗斯民族在横跨欧亚，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坚韧、耐劳、抗压但又散漫的特征。1993年11月30日，俄罗斯重新采用十月革命以前伊凡雷帝时代以双头鹰为图案的国徽：红色盾面上有一只金色的双头鹰，鹰头上是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鹰爪抓着象征皇权的权杖和金球。鹰胸前是一个小盾形，上面是一名骑士和一匹白马，代表首都莫斯科。骑士手里金色长矛刺向一只黑色的蛇状物。来源于“乔治十字勋章”中的蛇魔传说。双头鹰国徽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精神的形象表征。双头鹰的两个鹰头分别雄视东西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横跨欧亚，兼俱东西。
《根基》揭示了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领航于时代潮头。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繁荣发达无不是以思想文化的解放为引领的。十三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至十六世纪发展成欧洲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了一场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抨击旧传统、旧礼教，冲击、动摇了封建主义在思想界的统治，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具有多元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孕育着中国人生活，规范着中国社会，为中国人提供了高远的理想。上世纪后期，世界风云变幻，但西方一些政要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都看好中国，因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她关乎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关乎民族的追求和幸福；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一个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必须具有的文化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