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年龄不大,喜欢留个小光头,却略微显老。从我记事起,他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田间地头是他的办公场所,铁锨锄头是他的笔墨,每年的收成是他的作品。他是不是上过学我倒不是很清楚,也不曾问过。但不管怎样,在我们村子里,村民大都认为他是个肚子里有点墨水的文化人。
村民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足为奇,实际上也是有原因的。
那个年代,还是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期,农村还是大集体的管理模式,那时的乡镇被称为公社,行政村被称为大队,村民小组被叫着生产队,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是农村基本的权力组织架构。生产队权力不小,大包大揽,啥事都管,村子里那个古老大树上挂着的老钟,每天沉闷而有规律的被敲响,村民们总是忙忙碌碌,一起种地,一起施肥,一起收庄稼,但是一年忙到头,却挣不了几个工分,更分不到多少钱,有时甚至还要向队里倒贴。
那时,爸爸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兼出纳,算是队里具有丁点权力的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个是生产队长和妇女队长。每年夏季地里的麦子和秋季田间的玉米收完以后,是他最忙禄的时候,他的办公用具很简单,就是随身携带的算盘、揣在兜里的账本和一只能吸墨水的老式钢笔。他要核算该向国家交多少公购粮,剩余的粮食要按多少比例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年底的时候,要统计全年每个劳力的公分,还要进行全队的年终决算,这些工作主要也是由他来负责完成的。
每次看着麦场里一堆一堆的麦子、玉米,甚至是红薯、土豆,我作为当时的小不点,常常心里打怵,究竟给哪一家分多少呢?要不要把所有的粮食或作物都要称一下,掌握一下总数量,然后算算每人每家可以分多少呢?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工作量就会相当巨大,好多人就得不停的装秤卸秤,该要反反复复多少次呢?从早干到晚,可能也是分不完的。
可是我爸爸他却没有这么做,只见他围着粮食堆,迈着大步子走了一圈,顺便眼睛瞄了瞄那一堆东西的高度,然后就蹲了下来,手指熟练的在算盘上噼里啪啦打了几下,就非常自信地吩咐其他人开始干活,逐户称重分配粮食。每轮到一家,他的手指在算盘上很快的拨拉一下,嘴里给称重的人报一个数,其他人就按这个数逐个的称重分发,有条不紊。分完了最后一户,你会惊奇的发现粮食或作物几乎所剩无几,悉数被村民领走,大家都对他能估计的这么准确,佩服地竖起了大拇指。
那时生产队里有个饲养室,在村头最显眼的位置,就在麦场的东头,村子主干道尽头的高台上,它有十几间大瓦房,一个挺大的院子,里边饲养着几十头牛,这是当时队里生产劳动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是队里在物力财力方面必须优先保证的关键部位,它关系着村民的收成和生计,是万万不能出问题的地方。
饲养室里配备了专职的饲养员,他全权负责这些饲养室的日常管理和牲畜的喂养。在我的印象里,这个饲养员是个个头不高,宽脸,能说会道,非常精明的人。饲养室里的饲料是消耗数量最多的物资,也是队里重点管控的内容。他是和我爸打交道最多的人,隔三差五到我家里来坐坐,唠唠这个,说说那个,每次聊到最后,都必然说到我爸给他拨的牛饲料经费太少,根本不够用,希望能给他再增加一些,否则牛要被饿死了等等,听的我耳朵要出茧子了。
其实他说的根本不是很准确,当时市场上饲料的价格有多高,每头牛一天能吃多少饲料,我爸都经过了仔细的调查走访,心里非常有数,每年列支的饲养经费应该是绰绰有余。最开始时,爸爸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也会适当增加了一些预算,但队里的资金是很紧张的,不可能每次都能满足他的要求,他们俩每天总是和和气气开始,吵吵闹闹收场,好在他们都是在为队里做事,也都是就事论事,也都是矛盾不往心里去的人,话说开了,只好相互退让,关系到还处的不赖。
但是,我爸面对的是全队的人,做的工作也是和村民最有利益相关的事情,他终究还是得罪了不知什么人。有人对他恨在心,但又没有任何沟通,到处散布我爸的谣言,说他的会计账目混乱,甚至添油加醋,说他有贪污行为,甚至匿名告到了县里,一时搞得满村子风言风语,谣言四起,很多人等着看我爸的笑话。
果然不久有一天,县里突然派来了调查组,当天要求我爸把队里所有的账目带到镇上接受检查,我爸啥话也没说,把自己的几摞账本往兜里一装,自行车子一骑,就急急忙忙去了镇上。看到这阵势,我妈在家里心神不宁,急得团团转,在地里干活也没有心思,就只好在家里等消息。可前后不到三个小时,我爸就回来了,神清气爽,满脸轻松,说人家的审查结论是账目分类清晰,收支明确,票据齐全,账目清楚,不存在任何贪污问题,还了他一个清白。
从此以后,那个贪污的事就烟消云散,他的工作又恢复了日常的模样。他的会计和出纳职务,一直干到生产队解体,生产责任制全面铺开的时候。
爸爸的性格内向,平常话语不多,不爱巴结人,更不爱求人。在那个年代大队的村书记,一言九鼎,权力很大,是谁也不敢得罪的。无论是工厂招工,入伍当兵,还是上大学推荐学生,都是他说了算。
我们家孩子多,眼看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兵,有的成了工农兵大学生,而我的哥哥们却没有一个能得到这样的好事 ,我妈急得不得了,整天和爸爸吵架,说她亲眼看见人家男人都在帮书记家干活,有的还给书记提烟送酒,你倒好,见人家理都不理。不管母亲怎么说怎么骂,他始终我行我素,不卑不亢,惹得全家对他都有意见,不愿理他。
我家里虽然很穷,但爸爸对我的教育却很重视。在我们很小刚会说话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记忆农历二十四节气,他把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小寒大寒,变成了抑扬顿坐的顺口溜,好记难忘,至今我都背的滚瓜烂熟。二三年级时,他也手把手给我们教过打算盘,当时我把珠算口诀记得很熟,已经打的非常熟练,不过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爸爸对有知识的人是非常尊敬的,我的一个小学老师刚好是我们村的,每年大年初一那一天,我爸都会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和他一起坐在热炕上聊天,备上酒菜和好烟 ,边吃边聊,打听我的学习情况,感谢他对我的培养,希望他在学习上对我多多关照。从小学到初中,这位老师始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爸的努力应该是功不可没。
虽然我爸好像很重视我的教育,但有一点事让我对他的真心有所怀疑,甚至很长时间对他有点耿耿于怀,觉得他口是心非,行为怪异,不可理喻。
在每年开学的时候,不仅是我最痛苦的时候,而且也是我最恨我爸的时候。在开学的前一天,我就反复给他提醒,明天要开学了,得把学费给我,他却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不说给还是不给,搞得很神秘,他那沉着冷静的样子,让我感到实在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第二天一大早,人家若无其事的上地干活去了,没拿到学费,把我急得在家里团团转,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好不容易等到中午,他从地里回来了,我以为可以拿到学费了,人家端上大老碗,巴拉巴拉几口饭一吃,拿着劳动工具又走了,全然不顾我那愤怒而铁青的脸色,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
一连两天都是这样,学校已经正式上课了,无奈我只好硬撑着脸皮去学校,尽量躲避班主任不耐烦的眼光,因为别的孩子学费都已经交了,就剩我一个了,不出所料,被班主任劈头盖脸的训了一顿。直到开学后的第五天晚上,我都对他不抱希望了,准备向舅舅求助的时候,他才抠抠嗖嗖的从炕上的竹席底下拿出五元钱递给了我,算是让我不再遭受同学们的嘲笑、班主任的白眼和奚落。
直到多年后,在我上初二时,经我多次询问,他才说出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原来他想让我体会钱来之不易,学习机会十分难得,声称轻易得到的东西,不容得到珍视,让我理解他当时的一片苦心。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他那种做法有没有效果,反正他就那么做了。这不,在我的小孩小的时候,我也曾试图用用他的那一套办法,看看现在的孩子对此做法有啥反应,可毕竟时空背景早已不同了,结果是一点用也没有。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上初二的下半年,我的农民老爸因病不治,英年早逝,时年不到五十岁,至此,他的影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为了纪念他,我曾多次提起笔,无奈工作忙碌,未能如愿,今天终于下了决心,仓促成文,也算了结了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