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6时17分，“气功大师”王林因患ANCA相关性血管炎、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炎，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2013年，在媒体披露下，王林曾被指“涉嫌非法持枪”、“涉嫌非法行医”、“敲诈”、“行贿”等“七宗罪”。后王林“行贿”、“敲诈”、“别墅违建”等其他问题，均不了了之。“非法持枪”和“非法行医”，也有了结论：王林非法持枪证据不足，王林非法行医未发现有效线索和证据。就在人们逐渐淡忘此事之时，2015年7月16日晚，“气功大师”王林被警方带走的传闻得到证实。
有人说，大师的把戏很简单，他们先把魔术用谎言包装成令人称奇的法术，取得个别官员、商人等追捧，再用名人的力量搭建起沟通各色人等的场域。这是连接庙堂与江湖的润滑剂，也是官商勾结、权色交易的名利场。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从秦始皇求长生不老开始，历朝历代的江湖骗子们围绕着皇权，上演了无数闹剧。
文 | 十年砍柴
第一个皇帝就被骗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部落的首领往往是巫、师、君三者合一的。因为处于科学不昌明的蒙昧时代，部落首领不仅是民众世俗中的领导者，而且兼有精神导师的身份，其表现出能沟通天地、祈福禳祸的“法术”，会让其部落的人得到灵魂上的抚慰，这类“法术”有助于其领导权的巩固。
作为政治早熟的民族，华夏民族较早地告别了“巫君合一”的传统，至少在周武王克纣后，周公制礼，君王的统治之合法性靠“绩效”（即社稷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和道德品质（勤政安民节俭等等）维系，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只有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祭祀仪式上，君王充当的角色仍然有部落时期“大巫师”的残余。
可以说，自周朝以后，“巫师”“方士”已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沦为君王的“门客”，属于和优伶地位差不多的群体。即便有时候他们中某些人博取高官厚禄，也只是因为其能给权力拥有者提供润滑剂和迷幻药而已。换言之，就是帝王或权臣因现实中的享乐和求长生的需要，方士们（或寄身于佛道的方士）投其所好，提供一些物质层面的（如丹药）和精神层面的（向上天祈福）产品。尽管这类方士也曾卷入过政治斗争，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政权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权。
秦始皇横扫六合，以霸道而取天下，进而焚书坑儒，其在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解释方面毫无建树，不能不说是其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后世史家，论述帝王迷恋方术而误国，秦始皇总是首当其冲的例子。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齐人徐巿（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只是骗皇帝的噱头，徐福一去不复返，只留下徐福和数千童男女定居在日本列岛的传说。
秦始皇
一个人对最希望得到却最难得到的东西，是很容易丧失理智的，情愿一而再再而三被骗，胸有韬略的霸才秦始皇亦如此，被徐福骗了一把，还是不死心，接着又被卢生所骗。
始皇帝照着卢生所说的去做，还是得不到“不死之药”，卢生害怕被杀，于是脚底抹油，溜了。对梦醒的秦始皇来说，不久前还恩宠有加的“神人”，一下子就成了惑乱天下的“妖人”——后世以方术邀宠于皇上的方士，其命运基本上和徐福、卢生这些前辈差不多。
秦始皇求不死药不可得，反而被江湖骗子骗了几次。但这个历史教训并没有被后世的君王所吸取。或许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心存侥幸，拥有天下的帝王更是如此，他们总相信自己是幸运者，前代帝王找不到的不死之药，或许自己能找到。于是，一代代兜售春药和不死药的江湖骗子有了用武之地。
方术成为“曲线入仕”的终南捷径
汉以后的方士或许是吸取秦、汉时代徐福、卢生、公孙卿等前辈的经验教训，他们取悦于皇帝之道更为纯熟，不将话说得太满，譬如不再言之凿凿说何处能见到神仙，何处等寻觅到不死药——如此容易露馅。而是靠进献春药药方让帝王和权贵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摄养占卜、符篆斋醮之术将皇帝和权贵搞得神魂颠倒。如《旧唐书》记载术士叶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 ——基本上和王林大师“空盆变蛇”“空杯取酒”一样的路数。
唐室尊道家创始人李耳为先祖，高宗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与后来热衷炼丹、辟谷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为创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炼丹、寻道、访仙成为了时尚。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一辈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当然，唐代许多士大夫亲近道士并非仅仅是为了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更多是为了追逐现实中的富贵。由于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宫禁，与皇帝和达官显贵有着亲密接触，因此其言行能影响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叶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层政治，自己在《留诗》中不无自得地夸耀：“适向人间世，时复济苍生。度人初行满，辅国亦功成。”他本人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过科举等正常方式当官，而入终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声名，进而得到皇帝赏识一举而得高官显爵，成为一种“曲线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终南捷径”。
宋真宗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术。宋真宗梦见神人授天书，自认为是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有这样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参知政事（次相）、枢密使（掌军政大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谓，曾教唆女道士刘德妙：“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刘德妙凿地挖得一只乌龟，带入宫禁，欺骗皇帝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术的超级“粉丝”，宣和七年，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没能保佑他避免国破被俘、客死于金营的悲惨命运。
再得宠也是弄臣
相比较而言，清代的皇帝对待方术的态度是最为理性的。从顺治开始，尊崇宗教如藏传佛教，只是其为了统战的政治需要，没哪个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样沉溺于荒诞不经的方术（服用春药的皇帝如咸丰倒是有的）。
尽管从秦开始，中国历史上不乏被方术所惑的君王和权贵，但由于中国一直由理性而务实的儒学作为政治和伦理的支柱学说，方术也就只能成为权力的润滑剂和权贵的迷幻药，方士，再如何得宠，也只能是弄臣。没有哪个方士，能够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领袖的地位——如这样做基本上就等于造皇帝的反了，如东汉末年依靠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依靠明教的农民起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时，萨满教的大巫师通天巫阔阔出立有大功，后居功自傲，想成为与成吉思汗并驾齐驱的宗教领袖，被成吉思汗毫不手软地除去。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帝制时代，通天巫阔阔出越过了红线，他必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