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公准备争夺霸主时，东方的齐国已经衰落，但南方的楚国，中原的诸侯国、鲁、郑、宋、赵、魏等都成为楚的同盟国。
晋文公要向外发展，碰到的障碍是楚国。
同楚结盟的国家中，宋是迫不得已，当晋文公上台，它就背楚亲晋。这自然为楚所不容，楚国就在公元前634年（鲁僖公二十六年）攻宋，第二年联合郑、许、陈、蔡四国围困了宋国都城。宋派人向晋求救，晋君臣认为这是报答宋国恩惠（指宋襄公给重耳流亡过宋时的礼遇），夺取霸权的好时机，就痛快地答应救宋。
晋军按照上军统帅狐偃的建议，并不直接往宋与楚军战，而是先攻楚的盟国曹、卫，楚救曹、卫，宋国自救，晋还可以逸待劳，夺取胜利。晋假道卫攻曹，卫不借路，晋军只得渡河绕道攻曹，顺路夺取了卫国的五鹿（在今河南濮阳北，或说在今河北大名东），曹、卫不久就都被攻下。
在攻曹中，中军元帅郤病死，文公就破格提拔在战争中显露才华的下军副帅先轸为元帅。下军是三军中地位最低的，下军副帅是六位统帅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晋文公大胆破格提拔人才，打破等级地位的限制，这是晋国兴盛，文公能获得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晋军攻曹、卫，楚让鲁派兵援卫，而不解宋围，且加紧攻宋。宋再次向晋求援。当时楚国的势力很强，晋国还不敢贸然同它直接交锋。先轸建议：让宋向齐、秦两国送礼，由齐、秦出面调解，若楚解宋围，我却把曹君扣留，并将曹、卫的土地分给宋。这样曹、卫势必不同意齐、秦调解。楚国也必然保护曹、卫利益而不给齐、秦面子，齐、秦失了面子，就会支持我与楚作战。文公同意先轸建议，结果事情的发展果不出所料，齐、秦加入到晋国一边。这一外交上的胜利，使晋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齐、秦与晋联合，楚成王知道形势对他不利，就从前线回到申地（今河南南阳），让申叔时从齐国的邑撤回，命令子玉从宋国撤军，避免同晋交战。子玉是楚国的令尹，是楚王之下的最高执政者，他骄傲自负，不听从成王退兵的意见，坚持要同晋国打仗。
楚军北上，晋文公却下令后退三舍之地（一舍30里，故事日行30里住宿为一舍，三舍即90里），以实践他流亡到楚时，对楚成王许下的诺言。文公的后退，一是要从道义上取得广泛同情，一是可把楚军北调，是一种疲敌之计。晋军于是后退到了卫国的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集）驻扎下来。
到城濮来加入晋军营垒的还有齐、秦、宋国的军队。晋军后撤，楚国一些将士也主张就此罢手，子玉不肯，他以为晋军是怕楚，故一直追到城濮。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四月，春秋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爆发了。
晋楚两军的兵力部署是：晋国三军投入战斗，有战车700乘，兵员3.7万人，另有齐、秦、宋军支援。楚国兵力具体数字不详，只知道楚王给子玉的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和原来围宋的军队。
最终，晋军获得大胜，以申、息地方军组成的左军大部被歼，死人很多。缴获战车100辆，活捉1000人。楚军抛下大批物资，晋军吃着楚军留下的粮食，在城濮休整了三天才班师回国。
楚成王听到子玉大败的消息，就派人对他说：“你若活着回来，有何面目见申、息父老呢！”成王之意是要子玉自杀以谢罪。使者派出后不久，他又后悔，再派人追回前命。子玉走到连（约在今河南西华县南），未接到赦免令，就自杀了。子玉是楚一员猛将，晋文公也怕他几分，听到子玉自杀的消息后，晋文公高兴地说：“莫余毒也已（以后再没有人能同我作对了）。”
这次大战楚败晋胜，除了战略、战术上的得失外，总的来说，楚国外交处于被动，比较孤立，楚王政令不明，战与不战，举措失当，领兵的子玉，刚愎自用，有勇无谋。而晋国内政、外交上都策略得当，将帅和协，足智多谋，治军有方，严明法令。这是两国一败一胜的主要原因。
城濮之战使楚国北上方针遭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此后就只好转而经营南方。晋文公的霸主地位也就在这一仗后确立起来。
晋在城濮胜楚，声威大震。文公乃以天下霸主自居，向各国发布一道通令说：“各复旧职”，即恢复原来各国对周王室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晋大军回国走到衡雍（郑地，今河南原样县西），周襄王亲自前去表示慰劳，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武陟县东南，衡雍西南）专为襄王建造一所居住的王宫。亲楚的郑国，赶忙派人求和，晋文公与郑国国君郑文公在衡雍订立了和好的盟约，郑国背楚亲晋。
晋文公在践土把从楚国得来的战利品奉献给周襄王，其中有披有铠甲的四匹马拉的战车100辆，徒兵1000人。周襄王宴享了晋文公，策命他为侯伯，即诸侯的领袖。赐给他大路和戎路两种车以及相应的服饰、仪仗，红色的弓一把，箭100支，黑色的弓10把，箭千支，香酒一壶，卫宫勇士300人，并对晋文公说：“你要恭敬地服从天子的命令，以安抚四方诸侯，惩办那些不尊重王室的邪恶。”晋文公推辞了三次，然后才接受说：“重耳谨再拜叩头，接受和宣扬天子的重大赐命。”
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即城濮之战胜利后的一月又14天，晋文公又在践土同齐、宋、蔡、郑、卫、莒、鲁等八国结盟。陈国本是跟随楚国的，楚失败后，国君陈穆公也来到践土与会。
践土之盟后，晋文公率领诸侯送周襄王返回王都，周王室的太宰王子虎和各国国君在周王室订立盟约，盟约中规定：各国都要辅助王室，不要互相伤害。谁要违背盟约，神灵就要惩罚他，使其军队溃败，子子孙孙都不能保有他的国家。
践土之盟是诸侯国承认晋文公霸主地位的标志，王子虎与诸侯的盟誓，则是晋文公打的“勤王”旗帜。它使晋文公的霸业披上一件“敬服王命”的合法外衣。
中原诸侯由于晋的胜利，以前亲楚的多背楚服晋，只有卫、许两国不服。公元前632年冬天，晋文公召集齐、鲁、宋、蔡、郑、陈、莒、秦等国在温地（今河南温县西）盟会，商议讨伐不服的国家。为了使这次盟会“合法”，晋文公让周襄王来会见诸侯。周襄王于是从王都到达离温地不远的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晋文公才率领盟会的诸侯去朝见。
鲁国史书《春秋》，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就写成“天王狩于河阳”，以维护周朝的体统。狩即是打猎。据记载，周王祭诸侯春夏秋冬四季打猎有不同的名称，春季称“蒐”，夏称“苗”，秋称“狝”，冬称“狩”。
城濮胜利后，周襄王跑到践土去慰问，温地会诸侯，晋文公又把他召到河阳，可见襄王纯粹是晋文公手里的一个工具。当然，晋文公有安定王室之功，周王内心也感恩戴德，愿意这么做。后来孔子把晋文公和齐桓公两个霸主相比较，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谲”就是诡诈欺诳，“正”就是正派。晋文公向周襄王请“隧”，退避三舍，召襄王于河阳等，在孔子的眼里都是在使用权术，不正派。其实，晋文公的“谲”反映了周王地位的下降和晋在争霸中采用了比齐桓公更为灵活多变的策略。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春秋史话》。《春秋史话》作者为王贵民、应永深、杨升南，三位先生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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