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接到帝王和桂体水闸的君主的命令，唯独不是内德母，盖子也有外戚的帮助。
——《史记·外戚世家》近期的热播架空历史剧《鹤唳华亭》终于迎来了大结局，故事对比原著相对圆满了一些，男主萧定权和女主陆文昔终于在虐了又虐之后走到了一起……
（《鹤唳华亭》大结局）
其实细看这部剧，我们发现，贯穿始末的有两条线，一条明线，一条暗线。明线是男主角太子和其兄齐王的夺嫡之战，而暗线则是皇帝萧睿鉴和以权臣顾思林为代表的顾家之间的前因后果。
在这条暗线中，当年还是肃王的萧睿鉴在顾思林的帮助下成功迎娶了原应嫁给太子的宰相之女顾思卿，实力大涨，最终在顾家的帮助下，萧睿鉴成功夺嫡，登上了皇位。
（通过政治婚姻上位的萧睿鉴）
然而顾家为了维持其权势和地位，对萧睿鉴提出了种种要求，其中就包括了必须让顾家的外孙，也就是男主角萧定权成为太子，对于这些要求，皇帝萧睿鉴不得不妥协照办，这也是男主角一直不受他爹待见的根源所在。
在故事的最后几集中，舅舅顾思林为了帮助太子除掉竞争对手，打算用前线的战事逼皇帝就范，一度剑拔弩张。最终，皇太子以家国大事为本，选择了站在皇帝一方，维护了江山社稷，也使本剧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概括地来说，这条暗线，其实就是一场由政治婚姻发展而来的“外戚干政”，萧睿鉴凭借政治婚姻上位，是因，顾思林作为外戚对皇权形成威胁，是果，只不过这个“果”在明线中全都让悲催的男主角承受罢了。
其实，类似于萧睿鉴和顾家的这种皇室与外戚的权力纠纷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随便都能举出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出来，比如史上第一个干政的外戚魏冉、废立过皇帝的霍光、成功篡位的王莽、只手遮天的杨国忠……
（外戚王莽篡汉）
外戚和宦官一起一直被当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毒瘤，他们一旦干政，轻则政治混乱、由盛及衰，重则国祚倾移、改朝换代，可谓是祸国殃民。
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频繁地出现“外戚干政”的现象呢？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析——
“外戚”和“贵族”
想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外戚干政”的现象，我们先要知道究竟什么是“外戚”。
外戚，指封建社会时期君主的母族和妻族，像《鹤唳华亭》中的顾思林，是皇帝萧睿鉴的大舅哥，皇太子的舅舅，便可称顾思林为萧家的外戚。
再比如历史上，前文提到的魏冉，是秦宣太后芈月异父同母的长弟、秦昭襄王的舅舅，是秦国王室的外戚；王莽，是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则是汉朝皇室的外戚……
（史上第一个干政的外戚——魏冉）
因此，“外戚干政”便可理解为这些“外戚”凭借着显赫的地位去做一些凌驾于皇权的事儿。
剧中顾思林参与夺嫡之争如果放在真正的历史上，那也只能算“外戚干政”中的小儿科，比较厉害的当然是王莽了，代汉自立，改朝换代，可谓是“外戚干政”界真正的扛把子。
提到“外戚”，就不得不提“贵族”，所谓贵族（这里主要指分封制时期奴隶社会的贵族），即以姓氏为区分的同宗亲属，也就是皇室宗亲、王公子弟，简单来说就是叔伯兄弟子侄等有血缘关系的“自家人儿”。
为什么要提“贵族”呢？因为对于皇家来讲，“外戚”和“贵族”是两股完全相对立的势力，往往会呈现出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现象。
在信奉“祖先崇拜”的古代中国，宗族观念是很重的，对皇室来说尤其如此。在皇室宗亲眼里，江山是一姓之江山，是绝对不容外姓之人染指的，“外戚干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江山稳固的最大威胁。所以历朝历代，外戚和宗亲两股势力往往是水火不容、不死不休的。
（女帝武则天）
这里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属武周时期的“神龙政变”了，武则天掌权时，李氏宗族被极尽打压，而作为李家外戚的武氏却成功上位，把持着李唐江山，最著名的当属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终武则天一朝，李唐宗室和武周的争斗就没停过，最终李家人在朝臣们的帮助下，成功发动“神龙政变”，才复得江山社稷。
既然外戚和贵族之间存在着这种极端对立的关系，那么“外戚干政”的频繁出现是否和“贵族势力”的没落有关呢？
从“商鞅变法”说起
秦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 宗政合一；
- 世卿世禄。
在商、周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完全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别是周朝，周天子作为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天下的“大宗主”。
周天子把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按照宗法等级把王室子弟分封在辽阔的疆域上，并允许他们继续分封。在这种模式下，宗法和政治是一体的，宗法等级也就是政治等级，我们称之为“宗政合一”。
（宗法与政治相结合）
在宗政合一的基础之上，周朝又实行世卿世禄制，即包括天子和诸侯国君在内的所有贵族们，世世代代都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并继续享有封地及其赋税收入。把陈胜的话反着说，就是“王侯将相固有种”，在周朝，你是不是王侯将相，生下来就确定了。
在“宗政合一”以及“世卿世禄”的加持下，周朝贵族们彻底垄断了所有权力，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这个“王”不单指周天子，而是整个周朝王室。
于是，在整个天下都被周朝王室控制住的情况下，作为对立方的外戚势力想进入权力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更别说“干政”了。因此，即使那时候王室的婚姻也大都夹杂着政治色彩，却始终没有出现过“外戚干政”的现象，不是他们不想，是他们做不到。
可是，一个人的出现，率先打破了这种“格局”，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
（商鞅）
上文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干政的外戚是魏冉，魏冉之所以能够以外戚的身份突破贵族们对权力的垄断，商鞅是其最大的“功臣”。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普及，生产力得到了跃迁式的发展，井田制开始瓦解，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土地国有制（周朝王室对土地拥有绝对支配权）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已经成为了社会前进的最大阻碍，于是诸侯国开始纷纷谋求变法、富国强兵。
想要变法成功，就要打破“贵族政治”的束缚，而在战国时期的诸多变法中，最成功的的当属商鞅变法了，因为他对“贵族”打击得最彻底。
（商鞅变法）
商鞅对秦国贵族的打击主要有以下几点：
- 废除奴隶制土地，承认土地私有：承认土地私有就相当于放弃了土地国有制，贵族们再也无法以王公子弟的身份合法地享有土地了；
- 全面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地方长官不再通过分封的方式产生，而是由国君统一任免，贵族们在失去土地所有权之后，接着又失去了对地方的行政权；
- 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奖励军功制：所有的爵位、俸禄都依军功而定，“王侯将相”不再“有种”，旧贵族的特权被彻底限制死，连最后的爵禄也没有了。
在商鞅变法的高压下，贵族政治逐渐湮灭，官僚政治随之兴起，大批的外族、庶族开始进入秦国的权力中心。从商鞅始，张仪、甘茂、范睢、吕不韦、李斯等等一大批掌握秦国军政大权的宰相无一是来自秦国的贵族。
于是，在这种局势下，有着官僚和君王外亲双重身份的“外戚”便粉墨登场了。
魏冉先是以舅氏的身份从侍于秦国，在诸公子争夺王位的政治动乱中，扶助昭王而诛灭诸公子，以军功而位极人臣。后来，随着秦宣太后的掌权，作为外戚的魏冉一度权倾朝野、独断专政，成为了秦国历史上权力最大，任职时间最长的丞相。
而这一切，仅和商鞅变法间隔二王（惠文王、武王）30余年（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07年）。
背后的原因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外戚干政出现的原因了。
在商、周时期“宗政合一”的政治结构下，贵族们享有对权力绝对的垄断，在这种特殊的“贵族政治”下，作为对立方的“外戚”势力想“插针”都找不到缝隙。
而之后生产力的改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改变，要求各诸侯国必须得寻求一种新的政治结构以适应这种改变，才能富国强兵，于是便催生了变法，变法打击了贵族政治、新兴了官僚政治，“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有着官僚和外亲双重身份的“外戚”便登上了政治的舞台，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外戚政治”的序幕……
（专制与集权）
那是不是说，以商鞅为代表的这些“变法者”就这样背锅了呢？
商鞅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统治者富国强兵，富国强兵的途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汲取能力，而这种汲取能力的提高要求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专制和集权催生出了郡县制，郡县制产生了官僚政治，最后外戚政治作为官僚政治的“加强版”随之出现。
所以，外戚政治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变法本身，从根本上来说，外戚政治是贵族政治向君主专制集权转化的必然产物，也即是说，其根源是追求专制与集权的统治者本身。
那么，作为“外戚政治”产生的根源，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为什么不愿意做出改变，从根本上拔除这颗“毒瘤”，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呢？或许是因为那双紧握着权力的双手怎么也松不开吧……
（沐茗，为你解读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