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评论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文章，非常尴尬。
尴尬之处在于，作为一个九零年代的中文系毕业生，我原以为，有些文艺批评论调，八十年代以后就过时了，却没想到，直到今天，它依然存在依然在被使用，只不过，变了各种新的花样，披上了女权、女性独立的外衣。可见，常识要年年说，月月说。当然，说也没用，下一个十年，人们依然又要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什么样的论调呢？求全，求完美；否认文艺创作是要写出“这一个”人物，而用所有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它；否认人性有基本规律，而以“高、大、全”为创作的标准，人物如果不够“高、大、全”，就给作者扣上“三观不正”的帽子。
《我的前半生》和它的主人公罗子君，还有罗子君的妈妈，就获得了这样的待遇。尤其是罗子君，吸引了最大的火力，她不够独立，她不求上进，她穿红戴绿，她和陈俊生生活在一起，已经是不够独立，离开陈俊生，得到贺涵的照管，在贺涵的目光注视下成长，让贺涵像皮格马利翁一样雕塑自己，是更大的不独立，是从一个囚笼走向另一个囚笼。
更可怕的是，她还有不道德的嫌疑，明明得到了唐晶那么多的帮助，却还是要和贺涵越走越近，尤其是在唐晶去了香港之后，还不避嫌疑，和贺涵交往，大事小事都要麻烦贺涵，让贺涵陷入了极大的麻烦，“三观”都掉到沟里了。
的确。前十集里的罗子君，一点都不可爱，她对服务员吆五喝六，让她们半跪着给她试鞋，在餐馆里吃顿午饭，还要骄矜地对服务员说：“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不是我就不要了”，以至于让贺涵出言讽刺，说她为了摆谱，忽略了眼前盘子里不新鲜的虾。
更别提她对丈夫社会交往的围追堵截，翻丈夫的朋友圈和通话记录是常态，还时不时不请自来，冲到丈夫的办公室去东翻西翻，看到丈夫和年轻女同事一起去买首饰，她丢下正在试的鞋就追出去，虽然当场得到了解释，却并没完全释怀，终于在几集之后，又一次发作，揪住女同事的项链，认为自己人赃俱获，结果当场出丑，还理直气壮地说，比起婚姻，“教养不算什么”。
也不是不刻薄的，第一次见到凌玲，就对她说：“我真是福气好，而且运气好，遇到俊生这样的好老公，要不然我跟你一样也是劳碌命啊。”
但这个罗子君，却得到了我的理解。通过故事里丝丝缕缕的细节，尤其是离婚时庭审那一场戏里，罗子君的自辨，我们知道了，她母亲曾经被她父亲抛弃，母女三个人相依为命，母亲成为一个脾气很坏，行事夸张的女人，和这种境遇有着不可割不断的关系。
罗子君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自小生活在不安全感里，把自己的前途命运，都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以为只要顺利地进入婚姻，能够维系一个家庭，从此就百事无忧。
她的性格有前因，这个前因立得住。
她也有具体的处境，这个处境也立得住。
她那些刻薄言论，夸张的举止，都发生在一个共同的场合，那就是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为什么？俊生提出离婚，并且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情后，罗子君试图弄清楚原由，于是向唐晶和贺涵求助，贺涵领着罗子君去写字楼里走了一圈，通过对公司工作环境、工作流程和繁忙程度的描述，委婉地告诉她，俊生出轨，是有具体的原因的，外因内因都有。罗子君虽然领悟了其中的原由，但看起来还是很迷茫，我瞬间也就明白了那些夸张举止的由来，甚至理解了她的浮夸着装。
作为家庭主妇，她没有人际关系。
没有人际关系，意味着没有别人观点的参照，没有人际关系的磨炼。她自然变得又自大又惶恐，时不时要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要穿红着绿，绿上衣配黄裙子（绿色和黄色也不是不能配，但那要看什么黄和什么绿），把自己变成红绿灯，让人没法忽视自己，尤其是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更要用离谱的言论，打击别人，以强调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局外人的惶恐，和局外人的自大。
她也有后果，这个后果也清晰可辨。
终于决定离婚后，她内心的旁白是：“平儿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哭的，我和那时候的他一样恐惧，抗拒走向一个注定苦大于乐的新世界，我们想要回去那个来时的温暖安宁的世界，但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唯有在眼泪和呼喊中前行。”
她也的确在眼泪和呼喊中前行了，一份工作，另一份工作，难缠的顾客，心怀不轨的上司，上司太太的发飙，她都经历了。在段太太怀疑她跟段先生有暧昧，到公司大闹之后，她也像照镜子一样，照见了自己的前生，在阳台上跟贺涵说，她才知道当初大闹的自己，有多丑多难看。
罗子君的母亲薛甄珠，另一个被评论认为“三观不正”的角色，其实是罗子君的笺注，也是她性格的补充。薛甄珠的存在说明了，罗子君何以为此，罗子君又会有哪些和母亲不同的选择，罗子君又要去向何方。
薛甄珠每次出现，观众都想笑，她实在太真实了，太像身边的某个人了，小市民气，喜欢钱，有点小聪明小势利，但内心又很善良和真诚，懂得维护女儿和家庭的利益，深切诠释了什么是“刀子嘴豆腐心”。
她第一次见到贺涵，立刻打听贺涵的车子的价钱，收入多少，第一次见到老金，不大看得上老金开的汽车，但听说老金很会炒股，通过炒股赚到了一套房子，她又高兴了，紧跟着就问老金，房子是两室一厅的还是三室一厅的。基本上，这部戏里每一个人的身家来历，都被她打听得清清楚楚。
罗子君离婚后，她立刻权衡了局面，以罗子君的生存能力，如果带上孩子，生活会成问题，再嫁也会很困难，所以她本来不想要平儿的抚养权，但听贺涵说，只有要到孩子，才能得到房子，又马上决定要孩子。
她很俗气，但却有着世俗的智慧。俊生为了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听了律师的建议，派出女律师，跟罗子群接近，探听这一家人的虚实，试图找到些不利的证据，立刻就被薛甄珠发现了，她马上怀疑这个女人别有用心，抓着她大喊大叫，在小区居民的围观下，还声称要报警，迫使女律师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她虽然势利，但本质却非常善良，女婿白光生病，她气得要死，在病房里大骂女婿，并且表示，自己绝对是不会给钱的，女婿喝酒喝死才对，但随后却又给女儿留下了钱。
两个人物，写得很完整。和他们有关的那些人，唐晶、贺涵、俊生，以及凌玲、罗子群、白光、老金，还有吴大娘、薇薇安、老卓，都各有其性格。他们各自的故事线和性格线互相纠缠支撑，拱起了这个故事。
我相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存在，可能没有罗子君和薛甄珠这么夸张，但必然是存在的。她们也已经在自己的故事里自圆其说了。罗子君和薛甄珠，都立住了，成了“这一个”人物，是很独特的存在，有自己的善，也有自己的恶，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有自己的缺陷，也有自己的优点，有自己的环境，也在利用和挣脱环境。
能写出“这一个”人物，对创作者来说，是成功而不是失败，能写出“这一个”的各种特点，是优点而不是缺点。
作为评论者，可以批评作者写得不好，但不能批评作者写得不道德，一个人物一旦诞生，就自有其道德。可以说罗子君的性格有缺陷有局限，走得不够远，独立性还不够强，但不能说呈现这种缺陷不对，更不能说，是因为创作者要肯定这种缺陷，以及宣扬这种缺陷。
评论，一定要分析具体环境。就像我在八十年代的一本《当代》杂志里看到的一个故事，一间乡村中学，一个女老师获得了调到县城中学的资格，她需要老校长在她的档案上写一段鉴定，这段鉴定将直接影响到她能不能调走，但她完全没有信心，认为老校长不会给出公正的评价，因为她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参与过对老校长的批斗和殴打。但没想到，老校长给出了公正的评价，高度评价了她的工作能力，还说她“在特殊的年代，犯过一些错误，但一定要结合当时的环境，和她当时的年纪、认识来进行评价。”
就事论事，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在文艺评论上尤其如此。扯出女权大旗进行评论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在女权的基本要求之外，每个地方、每个时代、每个具体的人，都有自己的女权标准。一个初中毕业的女人，在社会上求生，利用了自己的相貌资源，获得了男人的支持和帮助，你不能愤然地亮出女权尚方宝剑说，她不独立，她居然要求男人帮助了。一个山区女人，被家暴了八年才想起来求助，你不能愤然地挥舞你的女权宝剑，说她应该在被家暴三个月的时候就去离婚。
那种女权，是虚无的女权。但很多人就喜欢这种虚无的女权，因为它到处适用。
你也不能要求文艺作品里的人，每个都聪明善良，光明正大，没有私心杂念，而且知行合一，带领故事里所有的人走向了光明。
那种文艺创作标准，是虚无的标准。但这套虚无的标准，从来没有真正落幕过。
类似的批评方法，曾经被用来批评过张恨水、周瘦鹃、穆时英、徐志摩、周作人、梁实秋、梁遇春、郁达夫、戴望舒、张爱玲、丁玲、王朔、贾平凹、迟子建、王安忆、方方、林白、池莉、卫慧、棉棉、六六，以及《小城之春》、《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第二次握手》、《渴望》、《外来妹》、《还珠格格》、《甄嬛传》、《欢乐颂》《欢乐颂2》。
背后的逻辑是，作家或者电影人，写了落魄不上进的人，必然是为懒惰、愚蠢张目；写纸醉金迷的生活，肯定就是好吃懒做吸血鬼；写狡猾善变的小市民，就是糟蹋新时代；写山区人民晒太阳捉虱子，就是侮辱劳苦大众；写一个睡了超过三个男人的女人，作家本人的私生活肯定就特别放荡；写一个处处忍让的懦弱女人，就是麻醉和毒化广大女性。
这种批评，看起来特别正确，尤其是当下的评论者，用了网络语言来写评论，还用新媒体发布，似乎又新又进步，进步得令人颤抖，但这种评论的骨子里还是腐朽不堪的，依然是乌托邦文艺批评者惯用的，至高无上的理念照耀一切，拽着头发离开地球，步伐一致奔向完美世界那一套。
浩然小说和同名电影《金光大道》中，有个主人公叫“高大泉”，暗喻“高、大、全”。“高大全”们，通常得“形象高大、胸怀宽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缺点”，很长一段时间，文艺批评，常常是以“高大全”为标准的。现在这些对电视剧的要求，看起来是要求进步，其实不过是要求另一种“高大全”。
所有这些电视剧里的女人们，我有可能喜欢，也有可能不喜欢，但我不会说她们不正确，不会说她们不存在，也不会说我希望看到更伟光正的伟大女性，因为创作者只需要呈现，包括呈现自己身上的缺点、视野局限，只需要像检验科的医生一样，拿出X光片、切片、实验报告就好，而不是给出一个纯洁无瑕的虚假世界。
让我们产生免疫力，获得智慧的，恰恰是这个世界的复杂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