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警世录制的推翻，新的官员选拔制度诞生了，但随着汉武帝的敕令，平民逐渐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选举成为了名门望族主导的大秀。 (以英语发言)。
当秦朝以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提高军队战斗力，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分裂的局面，封建世袭制土崩瓦解，汉太祖刘邦又推翻秦朝，建立汉朝，天下一统后，就需要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来帮助统治，提高国家凝聚力，面对这种问题，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创了察举制的先河。
到了汉武帝时，采用董仲舒建议，国家设立太学，凡太学毕业考得甲等，即为郎，郎官听命于光禄勋，是皇宫内的侍卫，当政府需要人才，就会从中挑选，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用推恩法，大小官吏诸如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等官职逐渐都由朝廷直接任命，郎官就为任命提供了人选。
同时如果太学考得乙等，则为吏，当时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员，可以自由选择手下幕僚，是为掾属，而乙等学生作为补吏，就成了掾属的主要人选，不要小看这些补吏，诸如魏国大将张辽、徐晃等人，都是郡吏出身！
（图）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
再说选举制度，也就是所谓乡举里选，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如新君即位，亦或遇到天灾人祸，会下诏要求地方推举人才，这种人才被称为贤良，如东汉末年的刘焉，在阳城山讲学，后被举为贤良方正，征辟到司徒府，才正式开始政治生涯。
这种选举是无定期的，具体的选择方式是由政府机关提问，把一些政治问题写在竹简上，是为策问（策即是竹片的意思），而贤良们的回答就叫对策，根据他们对于政治问题提出的意见，进行挑选任用，如汉文帝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被推举为贤良，因为在对策的一百多人中，晁错回答深得汉文帝嘉许，结果晁错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再如汉武帝时，董仲舒被举为贤良参与策问，正是针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他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这种人才，不仅三公九卿、政府官员可以推举，地方百姓也可以推举，如汉武帝即位之初，征举天下，东方朔与上千士人一起上书自荐，结果东方朔脱颖而出，得以提拔。
（图）东方朔，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第二种是特殊条件的选举，诸如出使西域诸国，要会外语，吃苦耐劳，临机应变，再如治理水患，需要懂得天文地理的人，这些都可以下诏征求，只要自己认为可以胜任，就可自由参选。
或者民间百姓知道谁是这样的人，也可以推举，这就好比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斗法”，琉球国来了个会打三十六手哑谜的老道要来斗法，结果皇帝下诏到民间找能人异士，不过相声里找来的是杀猪的孙德龙。
第三种属于定期选举，也就是察举制，察举科目有孝廉、秀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几种，有利于招揽各类人才，而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举孝廉，汉代虽然一向有这个制度，但是没有强制要求，可能被选出来也没有多少好处，所以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百姓，都不太积极。
直到汉武帝之后，才形成常规方式，以致到了东汉时，渐渐发展到，举孝廉成了步入仕途的最主要手段，前两种不定期的选举方式都被搁置。
翻开《三国志》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文官都有举孝廉这一履历，有意思的是，编撰《三国志》的陈寿，就是由西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藏书家，西汉留侯张良的十六世孙、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十四世祖张华举为孝廉，而后授官佐著作郎。
在察举制下，社会背景、家庭出身都不再是选士的唯一依据，只要你有真才实学，有社会威望或值得称颂的道德品质，就很有可能成为察举对象，进而步入仕途，许多出身卑微如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等，都在汉武帝时得到重用，而这在世卿世禄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图）汉武帝
而之所以汉武帝后被举孝廉的人变多，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一次下诏，因为汉武帝认为有些郡一个孝子或廉吏都选不出来，绝对是地方官吏失职，没有尽职尽责。
为此汉武帝还想要公议出一个罪名来惩罚不举孝廉的地方长官，结果各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东汉时，和帝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十万的三年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的两年举一人，满二十万一年举一人，满四十万一年举二人，以此类推，直至满一百二十万的一年举六人，外围郡国则适当放宽（人数在两汉间一直在随着政策变化）。
这些孝廉被举上朝廷，大多还是被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这也就出现了太学考取乙类的补吏，在地方上服务几年之后，很可能又被推举到皇宫，和甲类学生一样，成为宫廷侍卫，由于汉代郡县较多，慢慢宫廷侍卫都成了读书人，这也就出现了之前提到的，像张辽、徐晃之辈，只能在地方作为郡吏。
后来发展到，这些郎官、孝廉，经由中央政府的再次考试之后，就可以正式入仕，孝廉成了入仕从政的正途，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方式选举出的官吏，都是读书人，老百姓只要读书，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就会发现，其实这种制度存在很大的弊端。
首先先说说客观条件上，雕版印刷术直到唐朝中后期才开始普遍使用，所以在汉代，你要想获得一本书，主要依靠祖传或者抄录两种方式，虽然官位不能世袭，但是书籍是可以传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名门望族的诞生。
不论使用竹简还是相对更贵的帛，以及人口税的压力下，普通百姓都没有精力、财力去抄书、读书，所以可以说当时的书籍，已经成为了一种资本，掌握这种资本，才会有机会步入仕途。
同样，官宦人家同时也是读书家庭，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像袁绍所谓“四世三公”（汉章帝刘炟时袁安为司徒，其子袁敞为司空，其孙袁汤为太尉，曾孙袁逢为司空，袁逢之弟袁隗为太傅，四世居三公位）的望族才能产生，这也就反映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举谁的问题。
只要一个家族中有人做到二千石以上的官职，便有权察举，经他察举的门生故吏，如果再做了大官，情理上自然会偏袒他的举主，进而借机察举他的后人，诸如魏武帝曹操，举孝廉，而察举他的，是司马懿的父亲，京兆尹司马防，后来曹操掌权后，又征辟司马朗、司马懿兄弟。
再如本就是官宦人家，自然被察举的机会就大，如袁术，“四世三公”；荀彧，父亲荀绲是济南相，叔父荀爽任司空；贾诩之父贾龚，任轻骑将军；王凌，叔叔是司徒王允。
还有些就算亲戚不是大官，可是属于世家大族，如长社钟氏的钟繇。
（图）司马懿
本来察举制是用来为国家选择人才，通过按郡县选举，可以平衡全国各地发展，让全国的人才都有进入中央政府的机会，同时为了防止地方政府陷入地方性，任命官员不能任命当地人，这也使得各地文化风气相互融合，增加国家的凝聚力，可是最终却导致了名门望族、官宦人家逐渐做大，更是间接促成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
后来当魏文帝曹丕听从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建立九品中正制时，门阀世族已经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标准，最终到西晋时，已经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可以说察举制在实行之初，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官僚的搪塞，不重视，以及变了味的察举原则，使得本来可以让百姓进身的机会都变成了门阀世族入仕走的形式。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文：朔雪渔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