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自古以来，军人都会战斗。
抗战期间，以潼关为代表的黄河河防战役，虽声名不及太原、淞沪、长沙、徐州等大型会战，但在战略层面的意义，却丝毫不输于上述战役。战长沙，血火连天，尽写英雄悲歌；而战潼关，同样不乏英雄的气息。一如潼关一块横匾所书：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2015年4月，陕西泾阳太平镇，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林，一片斑驳。公路两边的麦田里，一股宁静而蓬勃的味道扑面而来。庙店村同关中平原上其他的村庄并无什么不同，麦田围绕，树木相拥，村中时常可见有人家在翻盖新房。
93岁的刘金昌除过1940年到1946年的那段时间，再未离开过庙店村这块生养他的土地。华商报记者登门拜访的时候，他正在锅台前烧火，准备午饭。时间倒流到70多年前，这样一顿热乎饭，对士兵刘金昌来说，大多数时候只能是一种奢望。
“庙店村当时一共去了8个人，现在就我一个人还活着。”已经不大听得清楚别人说话的刘金昌，在大儿子刘劳动扯着嗓子让他讲讲当兵的事情后，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边说边客气地让记者“吃烟，吃烟”。
毒气弹呼啸而来 树和草一下就黄了
1940年春天，刘金昌和几个乡党，一起被泾阳城关镇人李佑德接到了部队上。去之前，刘金昌的父亲怕儿子在部队上受欺负，专门跑到泾阳去打听了一番，直到确定是乡党当连长，才把在外逃壮丁的刘金昌叫了回来，送到了部队上，希望乡党多照顾下。
接兵的连长确实是泾阳乡党，但仅此而已，时间不长，刘金昌便来到了长安人董钊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16军直属工兵营，成了一名工兵。刘金昌至今还记得，离开泾阳后，他先在三原修大桥，而后便开拔到了黄河岸边，奉命阻击日军渡河，此时，工兵营也被整编为步炮连。
韩城东风山，是刘金昌记忆最深刻的地方。1942年冬天，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但士兵刘金昌和他的战友们，因为没有被服，只能穿着半截裤驻扎在山顶构筑炮兵阵地。那时候，黄河东岸的日军，时常炮击，时不时地还有毒气弹呼啸而来。
“山上的树和草，一下子就黄了。”回忆起这段往事的刘金昌，仍然心有余悸。一次炮击过后，刘金昌去韩城县城转悠，偌大一个县城，到处是断壁残垣，唯一幸免于难的只有一个邮局。直到今天，刘金昌都不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是日寇侵华的一个重要行动——“黄河左岸地区推进平定”作战计划。
今天在网络上搜索“黄河左岸地区推进平定”，几乎看不到相关资料。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型战役，由于声名在外，相关资料非常详实，但黄河沿线的攻防战，从战略意义上，其实一点也不输于上述几个大型战役。
华商报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所谓“黄河左岸地区推进平定”作战计划，出自日本大本营。其目的在于，切断抗战军队与西北大后方的一切联系。仅仅在1938年，日军就投入了108师团、20师团、109师团、14师团等数个师团，拿下了从晋北到晋南风陵渡黄河沿线的所有重要渡口及公路、铁路，试图从潼关叩关而入，拿下陕西，进军西北。
日军在黄河沿线的一系列行动，战略意图相当明确，即千方百计地过黄河而下大西北，然后南下拿下西南，所以，以渡河攻坚战及炮战为主的黄河沿线攻防战，虽声名不响，却意义非凡。
日军炮轰潼关近8年 用了炮弹炸弹上万颗
潼关，处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处，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八年抗战期间，潼关始终处于战争的最前沿。飞机轰炸、炮击、渡河与反渡河等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1937年11月8日，日军攻破了太原城的东、北两面城墙，蜂拥而入，太原陷落。此前一天，日军开始轰炸潼关，炮声在潼关的上空，一直响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为止，几乎整整8年。
1938年3月7日，刚刚占据山西风陵渡的日军，突然从黄河北岸向潼关凤凰山陇海铁路桥进行炮击，猝不及防之下，潼关车站的客货车被击中，民房倒塌，民众出逃。
潼关炮声一响，驻守华阴的陆军四十六军，便在军长樊崧甫的率领下驰援潼关，潼关县城北的黄河沿线，一道道防御工事开始构筑。但是，此时潼关驻军缺乏炮兵部队，只能被动防御。危急之中，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再三请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派炮兵部队防守潼关。
1938年3月中旬的一天夜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机械化重炮团——炮兵十团，由团长彭孟缉亲自率领该部三营进驻潼关。炮兵十团不是无名之辈，曾参加过淞沪会战，虽然只有一营兵力支援潼关，但仍然极大地缓解了潼关局势。炮兵十团三营下辖两个连，每个连各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炮“三十二倍十五榴”四门，射程达十五公里。
1938年3月23日黎明，黄河北岸的日军又一次炮击潼关，同时，四十余艘橡皮船在炮兵掩护下，奋力向潼关划来，企图抢占潼关。此时，中国军人的重炮发出怒吼，一枚枚炮弹砸向风陵渡的日军炮兵阵地及黄河中央的橡皮艇。这一幕，仅仅是1938年的潼关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场景。
抗战期间，日军究竟向潼关打了多少炮弹？在潼关政协组织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描述，“潼关曾有敲钟报警者，1938年钟被炸坏后，敌人每打一发炮弹或扔一颗炸弹，打钟人就朝盆子里扔一颗豆子，抗战胜利后，一数豆子，竟然有一万四千八百多粒。1940年农历六月初三，日军隔河打炮，有人躲在桥洞下，每听一声炮响，便向瓷碗里扔一颗黄豆，天明竟数了三百一十六个”。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军队的空军在潼关亦是战功赫赫。1944年5月31日上午，日本海军十二航空队出动36架战斗机、18架轰炸机，又一次轰炸潼关。潼关以东抗日前敌总指挥李延年，命令驻守潼关的空军缩编三十三中队出击迎敌。飞行员李圣龙在击落一架敌机后，机枪子弹打光，于是，以必死之决心，用飞机螺旋桨去撞击敌机，成功切断敌机一条机翼使其坠落地面，而李圣龙安然返回。此次战役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14架。
潼关地方力量：抗战有力的后勤保障
1939年7月7日，适逢卢沟桥事变两周年。这一天，潼关各界群众千余人，聚集在潼关苏家村，举行“七七”纪念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大会，告慰英灵，鼓舞士气。
潼关前线，除过来往的正规军队外，地方也成立了河防大队，为坚守黄河奋勇杀敌。这其中，潼关河防大队大队长李西园，因做过许多有益地方的事情，一直为人称颂。李西园是潼关李家寨人，世代农民，年轻时因为被土匪劫掠，住店又遭遇黑店，一怒之下落草为寇。而后由匪投军，升职至营长职务。1939年，为了保卫家乡，李西园从商南保安大队任上回到潼关，建立潼关河防大队，下辖三个中队九个分队。而后，河防大队改编为警备和自卫总队，为维护治安秩序贡献了力量。1947年李西园因病离世的时候，千余人为他送行。
如果说，土匪出身的李西园是潼关地方武装力量的代表人物，那么，诸如冯烛亭这样的基层官员，则在地方治理方面兢兢业业，为潼关抗战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和后勤保障。冯烛亭在抗战期间，任华阴县三民乡乡长（潼关华阴划界后，其就职潼关），蒋介石次子蒋纬国驻军华阴官坟的时候，驻地恰属三民乡辖区。因这层关系，冯烛亭和时任连长的蒋纬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每次去蒋纬国连部的时候，都是推门而进。
冯烛亭为官清廉，民间口碑极好。有一次，他的一个下属去调解一起纠纷，事情结束了，为了感谢，当事人送了一些白菜萝卜，冯烛亭得知后，严令退回，并说：“今日收一斤菜，明日就可收十斤百斤，这就是贪污的开始。”冯烛亭在抗战期间，不但积极为部队筹备粮草，还将儿子送到了青年远征军中。
可以说，抗战期间潼关之所以屹立不倒，固然是因为前线军人奋勇杀敌，死战不退，但是，在军人血战的背后，却是潼关民众团结一致的支持，为军队聚集粮草，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人心，同日本间谍斗智斗勇。
昔日繁华的潼关县城 因战争日渐萧条
1937年7月17日下午，潼关黄河渡口，如往常一般繁华。从渡口出发的第10号木船，满载乘客五六十人及邮包、大米等物资，在风浪中向着北岸的风陵渡驶去，中途，河面风起浪涌，船倾翻于黄河之中。闻讯后，潼关渡口派船3艘，永济方面也出动警察与宪兵营救，20余名乘客脱险，余者丧生于黄河。
尽管潼关渡口的航行，从未远离类似的风险，但黄河航运却也极大地确立了潼关“水旱码头”的战略要地地位。遗憾的是，抗战拉开帷幕后，在日寇的窥伺之下，持续多年的黄河航运逐渐停运，昔日繁华的潼关古城也逐渐开始没落与衰败。
首当其冲的是潼关县城。1937年秋天，潼关河防压力逐渐趋紧，为了河防战斗需要，巍巍潼关城楼被奉命拆除，一则减少日寇炮击目标，二则可以利用拆下来的砖瓦木料构筑工事。潼关民众痛惜于古建筑的消亡，联名要求保留古建筑，但最后仅有西城楼留了下来。这几乎隐喻着潼关因战争而衰败的开始。
抗战开始之前，潼关县城有居民2.6万余人，商业繁华、人潮涌动。但随着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昔日繁华的县城日渐萧条。据史料记载，抗战前期，潼关各行各业的商家足有七八百家，后来仅仅剩下了几家酱园和三五十家小商贩，人口也锐减到6658人。国民党县政府机关迁到禁沟口，小学也藏匿于乡下，贫困居民在潼关原上的苏家村至南刘村的8条沟岔避难，称之为“难民沟”。
抗战期间，潼关山河破碎，但民众的抗日热情始终不曾消减。因为陇海线始终处于日寇炮火覆盖之下，于是，军民携手将西潼公路改线原上，修路过程中，潼关人一次性就送了木料2500多根，用以建设河防电网。“一元献机”活动中，募集了7969元，及至抗战胜利，潼关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给予了抗战极大的支持。
今日潼关，扼守陕西东大门，一派兴盛气象，但历史从不会忘记这片土地，在那个岁月峥嵘的年代里曾经付出的巨大牺牲。
华商报记者 曹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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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一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