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不开玩笑。从网络烈士的变迁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精神的变化。
比如。
曾经是“被××”。
后来是“安排”。
直到最近，被安排成“996”……
过去，年轻人在我们心目中代表着叛逆，新潮，和个性。
可现在，身为年轻人的你为什么只感到老气、消沉和疲软？
难怪，有人会这样感叹——
是哪部剧？
它的故事离我们已有50年，但再看到它，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理想，自己该活出来的模样。
《血色浪漫》
2004年的大热剧，豆瓣8.7。
《血色浪漫》电影已经计划在案，导演是许晴。
2016年，许晴接下这活，那年正好，她在《老炮儿》也演了一个无法放下“血色浪漫”的女人。
到底是什么值得戏里戏外都这样惦记？
不妨让《血色浪漫》说话。
《血色浪漫》从一句冷幽默开始：
“假如把人生比作炼钢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的熔炼过程就相当的复杂，曲折，艰难。因此这一代人应该是特种钢。”
所谓特种钢。
特别牛的意思？
恰恰相反。
其实就是土法炼钢。
用家用铁质物品作原料，用老土而低效的方法（比如烧炭），将铁里面的过高的碳脱掉，使其含碳量降低，成为“钢”。
用当时的话说，这叫顽主。
前几集，他们没干过一件好事。
顽主的家被封了，他们就自个做贼，偷家里瓷器卖钱，然后买了一堆冰淇淋，倒桶里吃。
有了点钱，就跑到高档饭店里，装文盲戏弄服务员。
《血色浪漫》拥有一套完善的语言系统。
几乎每个人说话都自带段子手天赋，革命与无赖杂糅，伪装和露骨交织。
把搭讪叫培养革命接班人：
对待自己的阶级姐妹就不能关心一下
革命需要造就下一代接班人嘛
把成长叫庄稼浇粪。
我说你们怎么跟浇了粪的庄稼一样
蹭蹭往上蹿哪
把奋斗，当作解决麻烦。
中国人民什么时候嫌过麻烦？
别看习惯性把家国天下的大词放在嘴边，其实只是对大人的鹦鹉学舌。
骨子里，他们不相信什么主义，更相信野蛮生长的逻辑。
与《血色浪漫》处于同一时期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讲述了一帮无所事事，四处闹事的小孩。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
父母，忙着政治学习、政治斗争。
兄长，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去了部队。
于是这群毛头小子占山为王，把北京城当成了自己的地盘。
《血色浪漫》更夸张。
三个顽主，爸爸都不在家，坐牢去了。
可是，看顽主们的嘴，还是贫——
郑桐肚子饿时这么抱怨：蒋碧云同志，我们已经不行啦，永别了，我身上还有两毛钱，就算我这个月的党费吧，你千万不要太悲伤，掩埋好我们的尸体，你继续前进吧，等到全人类都得到解放那一天，别忘了在我们墓前献一束鲜花……
他们早就听够了正经话，这些话单调重复，没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贫，就成了一种注定的虚无主义式叛逆。
所以在这群人的身上。
赤诚与假装，高尚与卑劣，常常是二元一体的。
浪漫之所以是血色，你可以理解为激情和狂热。
但血色，更多来自于暴力。
暴力，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们的信仰。
《血色浪漫》第5集，有一场武斗，就复刻于1968年的现实。
现实和故事里，警察都在找“小混蛋”，但那时候的青年认为，圈子里的事圈子解决，丢给警察就是笑话，于是才滥用私刑。
“江湖”的影响力和闭塞性，可见一斑。
好多人一进这“江湖”，就被锁死了一辈子。即使江湖不再，也还心心念念地无法适应新时代。
混得好的，今天都已成了人物，有头有脸。
混得不好的，如《老炮儿》的六爷，看着身边追不上的年轻社会自个儿憋气。
胡同里溜溜鸟，什刹海溜溜冰，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命数最差的，掉进暴力的深渊里，再也没爬出来。
剧中有一个人的悲剧，最为瘆人。
那是宁伟，从小跟着主角钟跃民玩，后来参军又跟着他，被夸“是个好兵的料”。
果然学得一身好武艺，枪法也极准。就连一个大毒枭也夸他“战斗素质明显高出旁人一筹”。
心呢，也不坏，路见不平，他总第一个拔刀相助。
但就这样一个人，最终却复制了小混蛋的命运：杀人如麻，法外之徒，被逼上绝路而死。
战士是怎么一步步沦为暴徒的？
看清一个可恨的人，要看他的童年。
宁伟小时候跟着钟跃民，耳濡目染都是哥哥们打打杀杀，也见惯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血腥互动。
甚至看到小混蛋将他哥捅死在他面前。
往后他参军——那个年代最理想的归宿，说一辈子不想离开军队。
然而，在路边看见一个男人打老婆，他上前帮忙，一脚就把男人肋骨踹断了，结果丢了军人的身份。
一个从小被灌输“不能温良恭俭让”的人，一个从小浸淫在斗争中的人。
他遭遇不公与背叛时，最后能依靠的，也只有暴力。
而更危险的是，他还受过专业军事训练。
如果回顾上世纪末的重大刑事案件，你就会发现，宁伟并非个例。
这就不得不说到主角钟跃民了。
有人说他就是个渣男，有人说他是所有人都想成为但成不了的人。
他爱过三个女人，一个也没有走下去。
老爸说你不跟你女朋友结婚我就打死你，他还伸出个头，任他打。
每次钟跃民对“正确”别过脸去的时候，那样子都既混账，又可爱。
这个人也被无数人捧上神坛。
天下霸唱说过，《鬼吹灯》的主角胡八一，就是照着钟跃民的形象塑造的。
（其实钟跃民就曾说过想去精绝古城）
原因无他。
在那个全民被收缴自我的年代，钟跃民实在太自我了。
剧初，一位厉害人物说，他是“可能要做大事”的人，但到剧终他也没有干成什么世俗意义上的大事。
可以好好当个军人，他选择了退伍。
可以好好当个警察，他选择了摊煎饼。
最后一集，他本可以继续开饭馆，脑子里突然蹦出了可可西里，于是他就去那儿加入了反盗猎队……
用他的话说：
“人这一辈子不应该老是一种生活方式，应该换个活法，就像咱们小时候玩游戏，老玩老鹰抓小鸡，玩着玩着就玩腻了，应该换一种游戏玩。”
你可以说他混蛋。
但他也是个有魅力的混蛋。
他最坚持的，是不务正业。
他最害怕听到的，是“一辈子”。
当初复员时，他没有选择去做刑警，就是被这样一句话给劝退的：
“可把咱下半辈子给安排了。”
钟跃民也许可以选择一百种人生赢家的结局。
但他就是从一个个温柔乡打马经过，面朝远方。
钟跃民太理想化了。
某种程度上说，他已经成为了那些获取了世俗利益，又束缚于世俗利益的人的精神图腾。
他的人格魅力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
外层，是江湖市井里的痞气。
内里，还有着一点儒家所说的——君子不器。
钟跃民撩妹的手段或许不正经。
但喜欢上他的女人，都能看到他异于常人的精神气质。
他的不正经，更多是在掩饰内心的真诚，和应付与自己太不一样的外界。
比如对爱情。
对钟跃民来说，爱情绝不只是海誓山盟的承诺，而是独立个体发自内心的吸引。
当他爱时，他真诚地爱。
但当他意识这爱对自己是绑架时，他也坦率地承认我们关系的失败。
很多人都说他是“渣男”。
但Sir提醒一句，在剧中，“朝三暮四”的钟跃民从来没有脚踏两只船过。
一个真正自私的人，他完全可以一边享受合法关系的安定，一边不合情地猎艳， 一边装出好好先生的模样，一边舔着舌头当哈巴狗。
但。
钟跃民没有。
仅仅见过秦岭两次面，就写信给周晓白分手。
这是他的轻浮。
但你别忘了，他轻浮也轻浮得驷马难追。
后来，周晓白用半威胁的方式，想要复合，以她的家庭背景，能帮钟跃民进入部队，也能把他打回乡下。
但钟跃民偏偏敬酒不吃吃罚酒，放回狠话说——
和周晓白在一起，不是看中她的家世；他爱秦岭，不是贪眼前的便宜。
他算不上忠诚，但他更看不上把“忠诚”当成一种明码标价的品格去叫卖。
钟跃民的爱情观，很大程度代表了他的理想化。
真正的理想，绝不可能被现实同化，异化，利用现实（规矩）去谋好处。
是相信什么，并愿意为此行动，付出代价。
并非出于对角色的偏好。
Sir认为对剧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感情，是钟跃民和秦岭的。
虽然见面次数寥寥无几，也不可能长相厮守，但他们两个人，才是相互映照的命运共同体。
同样是北京知青，同样因为家庭受到冲击，同样那么与众不同。
秦岭就像一个不属于人间的精灵。
要知道，钟跃民在剧中从没有哭过。
唯一一次掉了眼泪，是在听秦岭唱歌。
苦难不能穿透他。
但人性的共鸣可以。
再听听秦岭在当时，近乎大逆不道的人生信条——
谁能说，她不就是个女版钟跃民？
《血色浪漫》开头说，那一代人是时代炼成的特种钢。
但Sir不相信，一切都是时代的产物。
不信你看，和他同一批炼出来的特种钢，后来被冲压成了各自的形状，有了固定的社会身份和功能。
只有钟跃民，冲压过一次又一次，却总是熔炼回原来的钢材。
朋友说找个安稳的工作吧，恋人说留在我身边吧，父亲说赶紧娶媳妇吧……
言下之意都是：你定下来了，就好了。
一定吗？
关于这种疑惑，野夫曾经提到过有两种状态：有所在的人生和无所在的人生。
前者是，你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程序里，有着规律的路径：家、单位、菜市场、厨房……
而后者，当你踏出家门的那一刻，你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码头、车站、荒郊、茶馆……
每天还能期待着未知的故事发生。
允许生活的惊喜和重击在你身上无缓冲着陆。
钟跃民和秦岭就是这样，他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不是属于某个人的人。
他们不会为对方停留。
也不允许对方为自己停留。
就像得知钟跃民要离开陕北，奔自己前程去了。
秦岭立刻说，“为你高兴”。
只不过唱的，是一首悲伤的《走西口》。
许多年后，钟跃民从“知青”变成了“官倒”。
圪梁梁上的秦岭变成了音乐厅里的民族女歌手。
Sir一直认为，在这里就应该剧终。
像是《爱乐之城》中米娅走进塞巴斯蒂安正在演奏的酒吧，相视一笑，离开。
因为人生经常早早就落幕了。
没有了浪漫。
血也凉透。
剩下的，只是对理想的回味。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