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信是著名的艺术史学者，著有《傅山的世界》、《吴大澂和他的拓工》等，很少人知道30年前张忠科老师推荐给耶鲁大学，因此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的他转向了艺术史研究领域。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刊载的此文获作者授权，选自其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云庐感旧集》。1986年10月，我离开北京大学，前往位于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由于自少喜爱书法，出国前已经参与了全国性的书法活动，赴美留学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在学校的东亚图书馆查阅港台海外的书法资料，开车在美国东部拜访旅美书法家，为《中国书法》杂志撰写短文，介绍港台和海外书法界的情况。
傅申先生（右）与白谦慎 1988年
1988年8月，我和妻子驱车至首府华盛顿。此行的目的除了旅游，便是拜访傅申先生。傅先生时任佛利尔美术馆中国部主任，是著名的书法史学者。早在1982年春，当我还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四年级本科生时，就曾写信向他请教海外书法研究的一些情况。8月6日，我和妻子与住在华盛顿的老同学许之微、张向欢夫妇一起前往傅申先生府上拜访。我带去了两张字请傅先生指教，一件是对联，另一件是小楷。傅先生看了我写的小楷，便说我给你看一个人的字。说着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文学艺术中的梅花”展览图录，其中的小楷，特别是中英文参考书目中的蝇头小字，夹杂在英文中间，错落有致，格调极高。傅先生见我赞叹不已，在旁说了一句：“看了这样的字，就知道我们从小就没有写好字。”这个小楷的作者就是张充和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小楷，当时也不曾料到，以后和她的认识成为我的人生转折点。
耶鲁大学梅花展图录 1985年；
我在罗格斯大学读书，学费全免，生活费则靠打工来挣。开学的时候，在学生食堂打工，端盘子，洗碗。寒暑假期间，在房管处打工，搬家具、刷油漆，干的都是体力活。当我打听到本校东亚语言文学系的涂经诒教授开中国书法课时，便毛遂自荐，申请当书法课的助教。结果发现，已有一位台湾来的女士在当助教，暂无空缺。1987年夏天，我正在房管处打工，突然接到涂教授的电话，说那位台湾女士嫁人了，问我是否愿意接她的位子。就这样，1987年秋季，我开始在东亚系教书法。以后，我还曾在耶鲁大学、西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教过中国书法，直至2015年海归。此时后话。
到东亚系当助教后，逐渐和系里的教授们熟了。教中国现代文学的是李培德教授（Peter Li），他的父亲是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有一天他告我，他的干妈喜欢写字，干妈的名字叫张充和。原来李方桂和张充和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时就已是好友。我因在傅申先生那里见到过张先生的小楷，印象极深，傅先生也建议我有机会去拜访，便向李教授要了张先生的地址，在1989年1月20日给她写信，希望在5月放暑假时前去拜访。2月1日收到了她的回信：
谦慎先生：
燕生（谦慎按：即徐燕生女士、李培德夫人）、培德早向我介绍先生，十分钦佩。五月间能来舍下一谈，非常欢迎。我虽然在此间教了多年写字（不能说书法），却没编什么讲义，因学生由各系来学，程度十分不齐。开始两周是教点楷书笔法，以后即因人设教，因为只有一学期。说来你不要奇怪，艺术学生到是写什么都行。只有学中文（指洋人）的不易写得像样，因为深入字典字，方之又方，块之又块。等见面时再谈。
敬祝
安乐。
张充和 一九八九年一月廿九日。
没想到还没前去拜访，3月5日，在罗格斯大学举办的纪念李方桂先生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就见到了她。张先生个子不大，依稀记得穿着旗袍。研讨会现场发的小册子封面上的字是我用隶书写的，拿给她看，她说不错不错，欢迎你来访。
1989年4月开始，国内局势动荡，海外学子的心境也难以安宁，本来约定5月到张先生家里拜访的计划便一拖再拖，直到9月4日。她家就在耶鲁大学旁边，从罗格斯大学开车过去大约两个小时。
到了她家后，我请她简略地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学书经历、对书法的见解，并看了一些她和师友的书法。师友的字有沈尹默先生在抗战时期写给她的信札和一些册页手卷。她本人的作品中，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昆明写在旧笺上的两个小楷手卷。（它们和我在傅申先生家见到的八十年代所作的小字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境界。为梅花展书写的小楷端方古雅，而三十年代的小楷则结体欹侧多变，大小相间，错落有致，娴雅中透出几分俏皮。书写这两个手卷时，张充和二十六岁，显示出她在书法方面的卓越才华。
张充和小楷《淮海词》 1939年
这两个手卷上的笔划之间常不连接，气息疏朗空灵，由于明代吴门名家王宠的小楷点画有相似的处理方式，我便问张先生，是否学过王宠的字。她回答说不曾学过，并告诉我，她的表哥也认为她的字与王宠有相似之处，并以为如此写字会折寿，因为王宠英年早逝。讲到这里她笑了：“我表哥七十岁就去世了，我可活得比他长！”那年，她七十六岁，由于长期在舞台上表演昆曲，每日读书写字，她动作敏捷，思维活跃。
张充和作青绿山水 1948年
在对着大门、通往二楼的楼梯旁的墙上，挂着一幅张先生1948年画的青绿山水，画的右下角，钤着一方朱文长方印“充和”。在一本陈世骧先生翻译、她书写的陆机《文赋》（出版于1952年）的落款后，也钤着同一方印，印风古雅生动。我询问印章的作者，她说是乔大壮先生（近代词人、篆刻家）在重庆为她刻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外遗失。言及此事，脸上露出遗憾和思念的神情。我因会刻印，便提出为她摹刻一方，请她在寄她的书法作品照片时（我在介绍她的文章中要作附图用），附上乔先生所刻印章的复印件，以便依样摹刻。9月28日，我收到了她的信：
谦慎先生：
今奉上乔老图影数个，请不必在意。古人临画临帖亦不必形似。拙书新旧都不足道，更是赧颜者为国内诸法家所阅。为了请教，也只好奉上数纸（为阁下所选定者），照片五张，有过小字恐不能翻印，故不寄。中有临《寒食帖》，奉上请教，不必寄国内。所有照片，底片均未得到，唯有耶鲁（云林诗）或可弄到。如不用时，请寄还（包括寄国内用后寄还）。
近日小女夫妇搬家来此，家中及心中极乱，未能执笔，待稍定后，当书写奉上。即祝
秋祺
充和上。一九八九年九月廿四日。
尊夫人前问候。
张充和致白谦慎信札 1989年
收到乔老印章图像的第二天，我便开始摹刻。赴美留学时，一个朋友送了几方冻石，其中有一枚和乔老刻的“充和”印大小相仿，不用打磨便可直接摹刻。那时石章的价格远不像今天被哄抬到了很高的地步，我用来摹刻的冻石，并不昂贵，看起来却体面大方。印章只有两个字，当天就摹刻好了只是美国的邮政系统远不及国内的效率高，9月30日是星期六，只上半天班，10月1日是星期日，邮局不开门，我便在10月2日（星期一）将印章寄出。
白谦慎为张充和摹刻“充和”印 1989年
六天后（10月8日），张先生收到印章，当即写信感谢：
谦慎先生：
收到摹乔老印，形神都似，“龢”下残缺处，尤甚原印在上“禾”，旁栩栩如飞，叹为观止。即乔老再生，见之必曰：“可以乱真矣。”每听此间艺术人士说，有某人图章，定是真字 画，我将以此证明。自一九六五年失去此章，常常思念。今不啻珠还，亦即后继有人，至为欣喜！若需篆书帖，我处有《石鼓》、《秦权》、《天发神谶》等，可代影印。再珍重谢谢。即祝
双安。
充和上。一九八九年十月八日。
以后，读了她的一些忆旧文字，才明白为何她“自一九六五年失去此章，常常思念”。这不仅仅因为乔大壮先生是一代篆刻大家，更因为这方印章和她年轻时一段值得永远纪念的经历有关。她在《从洗研说起——纪念沈尹默师》一文写到，1940年或1941年间，她与沈尹默、乔大壮两位先生还有画家金南萱女士曾一起到一位杨姓乡绅的园林雅集。“回城后，尹师转来乔老为我刻的‘充和’二字，在一方红透的寿山石上，尹师又在盒上题‘华阳丹撰充和藏’。可惜1965年去威斯康辛大学上课，归途中失去箱子，包括此章在内。”她在另一篇短文《仕女图始末》中，也以真挚的情感怀念着重庆时期的师友。在失去印章二十四年后，我的摹刻之作，多少弥补了失落原印的遗憾。
想必是得到这方摹印后格外高兴，次日，张先生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这次是用毛笔写在明信片上：
昨寄谢信，谅与片同到，因今天为节日。所赐章石甚佳，特此致谢。冻中含有松花纹，至美。谦慎先生。充和，九日。
张充和致白谦慎明信片 1989年
为了感谢我为她摹印，她寄给我一本饶宗颐先生的《睎周集》。1970-71年，饶宗颐先生应傅汉斯教授的邀请到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访学一年，其间所填127 首词，张先生用小楷抄录，饶先生印成了精美的集子。
图9 饶宗颐先生《睎周集》 1972年
《睎周集》中张充和小楷
收到《睎周集》后，我打电话给她，表示感谢，顺便也提到自己准备转行。当时我已快修完比较政治学的博士课程，但1989年国内的局势，使我不想继续从事和政治过于密切的研究，原先打算毕业后回国任教的计划也搁置在一边了。罗格斯大学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学院，我打算去学图书馆学，先找个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以后再图发展。当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张先生后，电话那头，她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你想不想到耶鲁大学来读艺术史系，你若愿意，我会郑重推荐。”近30年过去了，可她说到“郑重推荐”那四个字时稍稍放慢的语速和加重的口气，依然在耳。听得出来，她在鼓励我做出决定，只要我表示同意，她将会尽最大努力去促成此事。
改变我命运的机缘，竟来得如此突然！
我怎么可能会不接受张先生的建议呢？！我在罗格斯大学留学期间，在国内也曾是大学老师的妻子，为了支持我读书，挑起了家庭经济的重担，在罗格斯大学艺术史系的一个著名教授家里打工。通过她与教授夫妇的接触，我对西方综合性大学所设的艺术史系已有所了解。再加上耶鲁大学是世界名校，素以人文学科著称，如能有机会去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的博士学位，岂不是三生有幸！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每日所记，通常极为简略。1989年10月13日的日记如是记载：“收到张充和女士寄来的《睎周集》，和她通了电话。她说她郑重地向Barnhart推荐我去耶鲁大学。”Barnhart即在耶鲁大学教中国艺术史的班宗华教授，著名的中国绘画史学者。
申请美国各大学研究院的时间通常在秋冬。因为那时并无网上申请，要在Peterson's Annul Guide to Graduate Study查到专业方向、申请截止期、地址等信息，然后写信索要申请表，填表格寄出。此外，还要由已毕业的学校和在读的学校校方寄出正式的成绩单，有关教授寄出推荐信，申请程序才算完成。10月23日，我给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发信索取申请表格。同时给张充和先生发出我的简历，希望她对我的学术背景有更多的了解。在此之前，我曾告诉她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她是校友。
三天后，亦即10月26日，我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张充和女士两次打电话来，很关心推荐我去耶鲁的事。”张先生那天在电话里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从这前后几天日记的简略记载中，可以看出，她已经开始了推荐的准备工作。因为美国的博士生遴选，除了要申请人准备相关的文字资料和提交书面申请外，有时主事教授还会要求申请人到校面谈，进一步了解申请人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张先生希望我在她正式向班宗华教授推荐之前，已经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
其实，我这边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和张先生通电话的次日，我便打电话给西东大学东亚系的语言学教授王方宇先生，请他为我写推荐信。王先生是书法家，曾访问北大，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已和他通过信。到美留学后，我发现王先生家和我的学校同在一州。新泽西州是美国最小的州之一，从学校开车到王先生家大约40分钟，所以，我曾数度造访请教。后来我才知道，书法是他的爱好，他的研究领域是清初画家八大山人，他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八大山人书画收藏家。此时，王先生正在和班宗华教授合作策划“荷园主人——八大山人的生平与艺术”展览。世界就这么小，巧事都被我撞上了！当我请王先生写推荐信时，他慨然允诺。我在政治学系的导师威尔逊教授（Richard Wilson）和东亚系的涂经诒教授也都同意做我的推荐人。
我出国时，从未想过转行学艺术史，所以，在国内曾经发表的一些书法论文和评论，都没有带到美国来。罗格斯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规模不大，没有发表我的文章的期刊。正巧我的好友商伟兄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我请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复印了我的文章，作为申请的辅助材料。
根据我的日记，10月30日我同时给普林斯顿大学、密执安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艺术史系发信，索取申请表。既然张先生已经决定推荐我去耶鲁读书，为什么我还准备申请其他学校呢？说实在的，心里没底。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资讯流通远不及今天这样便捷。张先生在四十年代已有文名，1949年出国后，虽然曾回国几次，但国内对她有所了解的，多在昆曲界和文学界，书法界对她是生疏的。在采访她之前，我见过她的字，深为歆慕。从李培德教授处，也得知她的丈夫是耶鲁的教授，姐夫是沈从文。采访之后，对她的家世、师承、履历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今天各种关于张家的书籍和网络流传的诸如张家四姐妹、周有光、卞之琳之类的故事，我一概不知。说白了，我对张先生的了解其实是十分有限的。她在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教过25年书法，和班宗华教授自然很熟，也一定会向班教授力荐。可是，美国大学教授颇讲公事公办，谁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具有竞争力的申请者呢？谁知道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入学委员会将怎样看待我这个从没上过艺术史课，只不过写过几篇和书法相关的文章的业余爱好者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已经动了申请艺术史系的念头，何不多申请几个学校呢？如果耶鲁不成，或许还能侥幸被其他学校录取呢。1985年我申请美国的政治学系时，投信十余所大学，最后只有四所大学录取我，给学费奖学金的仅罗格斯大学。申请的学校多，概率自然会高些。况且，申请材料一旦准备完毕，分寄几所学校的申请材料大同小异，不费什么事，大不了每个学校付几十美元的申请费罢了。至于罗格斯大学的图书馆系，因为不给奖学金，申请截止期比较晚。如果申请所有的艺术史系都碰壁后，那将是我的最后选择。我是同一所学校政治学系的博士生，被图书馆系录取，毫无问题。
11月1日，张先生来电告知，那天她和班宗华教授见面了。她对班先生说，你的学生都是研究绘画的，我向你推荐一个研究书法的。班先生是方闻教授的学生，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讨论（传）卫夫人的《笔阵图》。所以，当张先生向他推荐我时，他对我的背景甚感兴趣。
耶鲁大学美术馆和艺术史系
当时已是艺术史系三年级的李慧漱同学（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教授）后来向我讲述了张先生去见班教授的细节：那天，张先生打电话到艺术史系，说要见班宗华。这一年，班教授正任系主任，天天上班。接电话的是系里的秘书Barbara，一个和蔼的白人老太太。她说，班教授忙，有什么事先留言。见有人“挡驾”，张先生没多解释，开着车直奔艺术史系，自己敲门找“Dick”（班教授的小名）去了。我查了一下当年的日历，那天是星期三。张先生退休后每个星期三下午都会到耶鲁大学美术馆的亚洲部整理馆藏中国书画，美术馆和艺术史系的建筑连在一起，她知道在哪能找到班教授。
张先生和班教授面谈的两天后（11月3日下午），我和班教授通了电话，建立了初步联系。11月13日，我收到了王方宇先生的来信，说他已经向班教授口头推荐了我，并对我的申请前景表示乐观。11月14日下午，我和班教授再次通电话，约好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见面。
11月30日下午，我在班教授的办公室与他会面。不像许多教授通常穿着西装上班，他那天穿着一件套头衫，看起来很随意，让我感觉不那么紧张。他对我的情况已有所了解，简略地问了一些情况后，便明确表示，他希望我到耶鲁来学习，不必再申请其他学校，他将为我争取全额奖学金。不过，他补充了一句，最后能否被录取，还要经过研究生入学委员会集体讨论。那天晚上，我在张先生家里用餐，慧漱也在。她们都认为，虽然最后的结果还要等两三个月，但成功的几率已经很大。第二天，我便寄出了申请表格和材料。我的几位推荐人（包括张先生），也陆续寄出了推荐信。
1992年白谦慎和班宗华（中）、马麟（右）
1990年1月，由徐燕生、于牧洋和我合作策划、中国大陆沧浪书社协办的“中国当代书法篆刻展”在罗格斯大学艺术学院的画廊开幕。张先生的老朋友、李方桂夫人徐樱女士将参加开幕式，我给张先生写了信，邀请她参加开幕式。张先生在回信中说她家里有事，不克前来，但却邀请我和妻子、儿子到耶鲁一聚：
开春后盼阖府来我处一聚。现在天气莫测，长路要当心。上次为了汉思要看“秦始皇”，在纽约博物馆，除了兵马俑外，其余都是“不堪”。只三十八分钟，花了“车费”一千多元，因半途车子坏了。以后种种花费，现在仍在修理中。幸而没有出事伤人伤自己。
祝双吉。
充和，一九九〇年一月廿三日。
大概此时她认为我被耶鲁大学录取已无悬念，我和家属应该在放暑假前，到学校看看环境和宿舍，做好搬家的准备。
由于一个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大学，美国的著名大学之间有一个约定，正式录取通知书都在每年的3月15日寄出，申请者必须在4月15日前通知学校是否接受录取。但实际上不少大学在1月下旬到2月中旬之间，就已经开始了筛选工作，并在录取通知书发出前和一些申请者进行沟通。（我从1997年至2015年在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任教，长期担任系研究生入学委员会委员，对这套程序相当熟悉。）1990年2月20日晚，我和张先生通了电话，她说没有什么问题了。3月7日下午，我收到班宗华教授一封很短的信，说耶鲁已经决定录取我并有全额奖学金。3月19日我收到耶鲁大学正式录取通知书（3月15日发出，因17、18是周末，四天才到）。
4月12日，我和家人如期赴约，前往张先生家一聚。是日天朗气清，张先生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在美丽的校园里游览，参观了校图书馆、善本图书馆和美术馆。在谈话中，张先生告诉我，她在耶鲁教书25年，从未向耶鲁推荐过一个人。八十年代她到北京探亲时，欧阳中石先生曾邀她到首都师范大学演讲，事后有些学生写信给她，想申请到耶鲁来读书，她都没有答应。我是她第一次（现在想来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向耶鲁推荐的学生。真是言者无意，闻者有心，她这么淡淡地一说，我心头的压力就增加了许多。于她而言，“郑重推荐”已大功告成，她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可对我来说，被耶鲁录取，只是挑战的开始。
数个月后，亦即1990年9月2日，我们全家搬到了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康州新港。从1989年9月4日到张先生家采访，到全家搬到新港，正好一年。此后，我在这个城市住了整整五年。
进入耶鲁大学以后，我一直没有向同学和老师们透露张先生是我上耶鲁的推荐人。因为那时我对艺术史领域依然十分生疏，对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心里也没数。我担心自己的学业表现不够好，连累了张先生的名声。即使在我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好多年，我也不曾对外人谈起此事。
1995年，我得到了西密歇根大学艺术系的教职。七月下旬，我要搬家了，张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小白你过来，有个事。我到她家后，见桌上放着四大册《草字编》，第一册的扉页上用毛笔写了题辞：
谦慎来耶鲁求精进，因得以聚。疑义相与析者共五年，乐益良多。今成博士学位，更有乔迁之喜，谨以此奉贺，兼以赠别，并祝：世途宽坦，福寿无涯。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充和于美东新港之半舫。
张充和赠白谦慎《草字编》扉页的题辞
原来细心的她在一个月前就托人从香港买了这套书，作为赠别礼物。
张先生的题辞，需要解释一下。我到耶鲁后，班宗华教授带领研究生筹备了“玉斋珍藏明清书画精选”展览（展览于1994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展出），书画作品上的题跋和印章分别由同学们著录，凡是遇到难认的草书和印章时，由我来解决。当我不能确定的时候，就去请教张先生。这就是张先生在题辞中引陶诗“疑义相与析”的涵义。
题辞的署名下，钤的正是那方我为她摹刻的名章。
2006年，我的英文著作《傅山的世界》中译简体字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得到了祖国的读者们的肯定，多次重印。我去看望张先生时，告之这一情况，她很高兴，竖起大拇指，说了声“好”！当我感谢她当年推荐我上耶鲁，给了我一个研究自己所喜爱的艺术的机会时，她回答得很妙：“你不用谢谢我，是耶鲁应该谢谢我。如果我不推荐你到耶鲁来读书，哈佛或是普林斯顿就要把你抢走了！”其实，如果没有她鼓励我申请耶鲁并大力推荐，在1990年我是不可能被上面提到的几所大学录取的。我曾托商伟兄询问过当时在哈佛任教的巫鸿先生，巫先生说他并不指导研究书法的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高居翰先生，不但对书法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并不认同书画有着密切关系的传统观点。他的学生文以诚教授在斯坦福教书，似乎也从未认真关注过书法。密执安大学的艾瑞慈教授兴趣虽然广泛，但如果有研究绘画和研究书法的人同时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应该会优先选择做绘画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教授很重视书法，但那时他正在积极发展与国内博物馆的关系，1990年，他招了一位上海博物馆的年轻人为学生。也就是说，在1990年，耶鲁是唯一对我的背景感兴趣、同时也是最适合我去学习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汇聚于此，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张充和先生。她于我，有再造之恩。
图14 张充和与白谦慎 2012年
2010下半年的一天，我开车去新港看望张先生。那天她的儿子以元也在。傍晚时，张先生、以元、吴礼刘、我四人到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小吴和我坐在桌子的一边，对面坐着张先生和以元。以元是飞机驾驶员，住在母亲的附近，常去照顾。我和他聊天时，把当年他母亲推荐我上耶鲁的事简略地说了一遍。说完后，我对坐在斜对面的张先生说：“充和（这是我们在美国对她的称呼），我告诉以元，你母亲只见过我两面，就推荐我上耶鲁了。”
她笑了，不紧不慢地说：“好像我的眼力还不错。”
2017年5月
附记：我在1995年找到西密歇根大学教职时，并未获得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在1996年。
此文原刊于《掌故》第3辑（中华书局，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