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回：红军的脚步
1934年10月中旬，位于江西赣州的乌多河北安，西门渡口附近热闹起来，特别是到了晚上，有组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打火，拿着水和干粮，肩上扛着门板木材，彻夜工作，建立了作战部队可以过河的浮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这一带迅速集结。
在向集结地匆匆行军的行列里，红军战士卢进勇不时停下来，用期待的眼神向四周送行的人群张望，他在想，也许他的妻子黄新也在其中，他们夫妻也许能见上一面，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一走会有多久。令他有些意外的是，他不仅见到了妻子，还见到了女儿。这是电影《党的女儿》中的一个情节：小 妞：爸爸。卢进勇：小妞。黄 新：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卢进勇：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黄 新：听说你们这一次要走得很远。卢进勇：谁说的。黄 新：知道你们要保密。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三年、五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卢进勇：我真的不知道。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看了。
图：电影《党的女儿》片段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出发地。当然，卢进勇和他的战友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次军事行动名叫长征，也不可能知道他们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影片中，卢进勇和他的妻子黄新这一面之后，就是永别。这是不少红军指战员长征前经历的真实一幕。你要问，长征是怎么过来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的，“跟着走”。对，长征就是这些怀揣着坚定信念和远大梦想的人，不惧死亡威胁，不畏艰难险阻，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反映红军长征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人们对于长征早已耳熟能详，然而我们并不了解的是，长征一开始并不叫长征，它的过程曾被严密遮蔽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昆仑编辑部主任、军旅作家丁晓平在他的新著《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一书中，给我们描述了另外一副景象：丁晓平：在当时，国内国际环境下，尤其是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下，红军的这种长征行动基本上是被屏蔽的、遮蔽的，都是谣言满天飞，红军的长征也不叫长征，我们红军自己也不叫长征，国民党的报纸写的是“西窜、共匪、赤匪”。毛泽东、朱德这些人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基本上是今天被消灭了，明天又说被消灭了，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这种谣言。真相是什么？没有。长征一开始不叫长征，长征之所以发生是被迫的行为，是被动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跳出敌人包围圈，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向西进入贵州、云南，最后到了哈达铺，看到一份报纸，才决定上陕北。
图：军旅作家丁晓平最早向世人介绍长征的，是一个化名叫廉臣的人以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来写的。廉臣，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的人物，真实的作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军旅作家丁晓平讲述了这段略显曲折的故事：丁晓平：第一个向世界宣传长征的是陈云，陈云的著作《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是陈云在参加长征的中途，参加了遵义会议之后，从四川的天全县离开，按照中央的命令，回到上海，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八月在上海开始创作这部长征的回忆录，当然，他不是以自己真实的身份，而是假借国民党一个被俘的军医的身份，叫廉臣。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口述在红军部队里的所见所闻。这个《见闻录》的稿子是在上海撰写的创作。到了莫斯科的时候，向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陈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由此可见，陈云是第一个向世界报告了长征的人，但这个范围还是很小的。到了1936年的1月份，陈云把在上海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进行了修改，于3月正式发表在《全民月刊》上，这个《全民月刊》是我们党的吴玉章主办的，是个杂志。发表以后，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中文单行本，这样，第一部写长征的著作诞生了。
图：陈云著《随军西行见闻录》在陈云向世界报告长征的时候，红军战士卢进勇和他的战友们正在经历着最为残酷和艰苦的行军。而让他倍感烦恼的是，他不仅负了伤，而且还掉队了，两天来，他在漫无边际、阴冷潮湿、天气变化无常的草地里，独自行走，看不到人影，听不到人声，一阵冷风吹来，接着就是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小的冰雹，不分点儿的倾泻下来，卢进勇的衣服完全湿透了，他自言自语道：“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同样掉队的战友，这个人躺在一棵小树底下，脸色死灰，奄奄一息，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看到卢进勇，他挣扎着起来，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递过去。卢进勇打开一看，包里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排列着七根干燥的火柴。他看着卢进勇把火柴和党证收了起来，闭上了眼睛。天黑的时候，卢进勇追上了后卫部队，在无边的暗夜里，他从七根火柴里拿出了一支，为战友们点燃篝火。上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七根火柴》，他是由著名的军旅作家王愿坚创作的。王愿坚生前创作过大量的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文艺作品，虽然他本人并未经历过长征，但他接触和收集了大量的长征素材，加上他自己的部队生活体验，这才塑造出了红军战士卢进勇和他的妻子黄新这样栩栩如生的人物。王愿坚在二十多年前的一次讲座中这样说道：王愿坚：作家不能把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告诉给别人，生活的美要写出来，首先就要看出来和感觉出来，这实在是一个真理。
图：军旅作家王愿坚青年时代一位没有经历过长征的人，却可以把长征写得那样传神。这当然是长期的积累和体验所致。王愿坚自己有一个解释：王愿坚：有一天夜里，在灯前，我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征路上，忽然，眼前浮现了这样一个景象，一个红军战士在白茫茫的雪山上迎着风暴走着、走着，其中一个红军战士身子一栽歪，摔下了雪坡。几番挣扎，他被深雪埋住了，随着战友们的视线望过去，只见白茫茫的雪山露着一只手，在这只手心里托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证，这就是《七根火柴》最初的萌芽。说不上这个形象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可以肯定，他是从我的见闻和感受里来的。在战争中，我多少次看到过这样一种战士的手啊。
图：王愿坚在寓所写作王愿坚1945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服役，担任记者，深入前线采访，和战士们一起冒着炮火前进，据他的妻子翁亚尼回忆，小说《七根火柴》中那位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形象，源于淮海战役时，王愿坚在前沿阵地结识的一位侦查连长。王愿坚夫人翁亚尼对这段往事记忆清晰，因为，王愿坚生前给她讲过很多遍：翁亚尼：《七根火柴》事实上是淮海战役的事情，他挪到红军长征上去了，他是在淮海战役前线，战壕里头。那一天，黎明的时候，天快要亮的时候，他在战壕里聊天，这个侦查连长就问他了：“我们将来搞社会主义了，说有电灯了，你知道电灯是不用火柴点的，说像扣子一样，按一下就行了。”正说了好多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都在那儿猜。到了天亮以后吧，通讯员就回来了，拿了一根皮带和手枪，一顶帽子，说这个……连长在前线牺牲了。这个故事他（王愿坚）给我讲了不只一次，一讲起来心里就会难受。他说，过去大家这么向往的社会主义，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说的“不忘初心”，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图：王愿坚夫人翁亚尼接受记者采访
图：王愿坚著《七根火柴》在王愿坚的长征故事里，还出现过一个名叫王吉文的红军指挥员。这是一位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烈士的真人真事。他在长征时，不仅自己胸部负伤，还背着一个腿部溃烂的通讯员。后来，他们遇到了另一个腿部负伤的战友，师长给王吉文下达了一个命令：背起两个战友，追赶队伍！王吉文一个人如何背两个人前进？可命令必须执行，不能把负伤的战友扔下不管啊！王吉文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把一个战友背到前面放下，再折回来背另一个，就这样，循环往复。终于，他胸部的枪伤发作，昏了过去。醒来后，他发现，自己正仰面躺在一张油布上，两个战友匍匐在地，拉着油布缓慢前行。王吉文顿时激动起来，他望着蔚蓝的天空，几朵绒毛似的白云轻轻地掠过。在那白云下面，一长串大雁正排成“人”字形的队伍，轻轻地向南飞去……小说发表后，同样引起读者强烈反响，有一次，王愿坚生病住院，一位小读者给他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多年后，年事已高的王愿坚夫人翁亚妮对这个问题依然记忆犹新：翁亚尼：《三人行》结尾的时候，这个伤员最后醒了，抬起头来看到大雁排成“人”字飞过去了，就是雁南飞。有一个医生的小孩叫医生来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故事的主人公王吉文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担任了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八师师长，率部参加作战时，中炮牺牲，时年32岁。
图：王愿坚生前写作笔记本小说《党费》、《七根火柴》是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创作的长征题材作品，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党的女儿》中，小说主人公黄新、卢进勇的名字，改成了玉梅和王杰。当王愿坚笔下的人物红军战士卢进勇，怀揣着战友留给他的七根火柴，继续跋涉在长征的路上，在家乡，他的妻子黄新也在独立面对一场劫难。黄新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媳妇，1931年入党，带着五岁的女儿小妞住在八角坳。红军走后，这里已是白色恐怖，黄新也和党组织断了联系。这一天，山上下来一个人，找到了她，一见面就说：“卢大哥托我带信儿来了！”这个人是山上游击队的交通员小程，见到自己人，黄新难掩激动的心情，没说几句话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商量了一阵，黄新决定为山上游击队准备一些实用的东西，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小程第二次来到八角坳黄新家里的时候，看到她正在屋里忙着，桌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女儿小妞趁妈妈不注意，伸出手，拿了一根放在自己嘴里，这时，令小程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这是电影《党的女儿》的情节：
黄新：
小妞，放下，谁让你吃的，给我！别哭，这是妈妈拿去卖的，卖了钱给你买糖吃。
小程：
你这就不对了，来，叔叔抱、叔叔抱。这些咸菜就是要卖，自己孩子吃一点怕什么。
黄新：
小程，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啊，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她怎么能吃呢，就要孩子苦一点，只要有我们党、我们红军，将来会好的。
图：电影《党的女儿》片段据王愿坚的夫人翁亚尼介绍，这其实是王愿坚本人在抗战期间的一段真实经历：翁亚尼：这是从他自己亲身经历里出来的，这是他参加八路军以后，日本人清乡，到农村来杀光、烧光，这时候部队里年龄小、身体弱的人都放到老百姓家里去了，姑娘就给老百姓做儿媳妇，当然是假的了。男孩就给老百姓做儿子，他就在一个姓张的大娘家里做儿子。有一天，日本人又来了，他们就上山去了，这个大娘也有一个女孩，还在给孩子喂奶，等日本人走了以后，他们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唯一一点的高粱米被日本人翻出来以后都喂马了，大娘说：“小王，你饿了一天了，我也没粮食给你吃，大娘篮子里还有两个窝头，菜窝头。”就给他吃了。他那时年龄小，饿了一天了，也没想到别的，他在里屋就把窝头吃了。后来听见隔壁那个小姑娘在那儿哭呢，哇哇哭呢，他说怎么回事啊？他就过去看了。孩子妈妈因为又没吃、又没喝就没有奶了，小孩就饿的不行了，那个妈妈就咬了花生壳（喂孩子），小孩儿咽不下去就哭了。这时他过去说：“大娘，你看，你有孩子你怎么把窝头都给我了，早知道我就不吃了，就给妹妹吃了。”这大娘说，“同志，没事。只要你们在，我们就会有胜利，就有饭吃。”这个事，他就非常感动。所以，《党费》里就有这个细节。
图：王愿坚著《党费》通讯员小程和黄新在屋里争论的时候，敌人已经来到了门口，枪托重重的砸在了门上。原来消息走漏了，黄新已经暴露。情急之下，她将小程藏在阁楼上，黄新对小程说：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不要动，为了党，你得活着。敌人冲了进来，端着刺刀在屋里乱翻乱捅，恶狠狠的问黄新：“山上的人在哪儿？你两口人腌这么多咸菜干什么？”一个士兵一把揪住了黄新，小妞吓坏了，一屁股坐到天井里，嚎啕大哭。一时间，孩子的哭喊、敌人的嚎叫、黄新的怒骂交织在一起。阁楼上的小程再也按捺不住，他伸手从腰间掏出驳壳枪，心想：拼了吧。就在这时，他听到了院子里黄新的声音：小妞，别哭，要听妈妈的话！一时间，小程握枪的手停在半空中，喉咙里仿佛堵了一团棉花，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黄新说的最后一句话，小程听懂了，听妈妈的话，就是听党的话。黄新被敌人抓走了，小程在阁楼里躲到了晚上，听着村里的狗不咬了，小程下来，把小妞搂在怀里，一直哄到她不哭了。然后收拾了咸菜，又找到了黄新的党证，带着孩子连夜上山。在游击队的营地， 政委听完了小程的汇报，沉默良久，然后拿出登记党费的本子，端端正正的写上：黄新同志，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交党费。
图：电影《党的女儿》海报关于长征，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毛泽东的那段著名的评价，当然，也许有人并不了解，毛泽东做这番评价的时候，长征尚未完全结束。丁晓平：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1935年12月27号，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的一番话，这番话可以说毛主席是第一个在长征还没有胜利会师的时候，就指出了长征的历史意义、历史价值，所以说毛主席这个人就是一个战略家，现在这个话还不过时。长征有什么意义呢？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图：军旅作家丁晓平接受记者采访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采访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量长征亲历者。他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用美国人口气，对长征做了一个评价，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评价过长征的美国记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昆仑编辑部主任、军旅作家丁晓平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的事实：丁晓平：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是这样评价长征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一次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远征，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牺牲和忠诚，而像烈焰一样贯穿这一切的，是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永不泯灭的希望，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他们绝不向人、向大自然、向上帝或者死亡屈服、认输。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已经载入了现代史上这部无与伦比的史诗中了。斯诺希望，将来还有人重新写长征。后来，确实出现了这么一个人，作家，就是索尔兹伯里。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写了一本书，叫做《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本书完成了斯诺的夙愿。两个美国人、两代美国作家接力的叙述长征，深度的挖掘长征。由此可见，长征是人类的，是一种精神，什么精神？就像刚才斯诺讲的，不屈服、永不投降、永不认输，不向自然低头，不向死亡低头，向死而生的一种气质，这种气质是人类共有的，融在我们的血液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底色，是我们中国革命精神的名片。
图：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军旅作家丁晓平提到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上个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他数次访问中国，抱病走完长征之路。写作了风靡全球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再次引发长征热。访华期间，他有幸结识了同样有着长征情节的军旅作家王愿坚，王愿坚夫人翁亚尼给我们讲述了这段文坛佳话：翁亚尼：王愿坚和索尔兹伯里他们俩就在北京饭店的楼上的阳台上，看长安街上滚滚的人流，他们还在那儿说：长征啊，就是雪山草地，现在我们的长征是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俩聊得很好，后来成了好朋友。王愿坚一直全程陪同，到山西、到上海。
图：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无从得知，王愿坚在和索尔兹伯里谈到“社会主义”这个词汇的时候，是否想起了当年在淮海战场上牺牲的那位解放军侦察连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直到离世，长征都是王愿坚的未了心愿。翁亚尼给我们讲述了爱人王愿坚此生唯一的遗憾：翁亚尼：然后在临终，我问他说：你这一生有什么遗憾？他说，我立志写尽红军英雄志，但是我没写完，很遗憾，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图：王愿坚夫人翁亚尼与记者合影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新闻广播联合策划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节目
《长征——不朽的丰碑》
来源：“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