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明星高道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第一，从独秀镇杨伟去板桥街救援。
1913年2月，韩善超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贫困农民家庭，玩过过家家，在武汉做过短暂的工作。
少年时代的艰辛经历，使他很快接受了“官逼民反”的革命思想。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加入了家乡的农民协会，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还当过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他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青年人的满腔热血，投入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斗争。1930年10月，他参加了孝感地方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历任独立营、团排长，在黄陂、孝感、罗山地区进行游击斗争。1933年4月，为加强留守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韩先楚所在的独立团接受整编，他历任224团副连长、连长、营长，直到随军长征到陕北一直都是营长。相对于陈锡联、陈再道、许世友等鄂豫皖出身的开国上将，韩先楚的进步可谓太慢：上述诸人，长征结束时均为军、师职干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韩先楚较长时期战斗在地方武装序列，另一方面是他曾遭受“左”倾路线干扰。在鄂豫皖根据地，“左”倾思潮一度在党内盛行，他曾因抵制“过左”的行为而遭到错误的处理。
1934年11月，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孤军长征。当时，国民党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成合围。红25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3个团的兵力追击堵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的桐柏、方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的红25军围歼于途中。
长征路上，韩先楚多次担负冲锋突击、破阵歼敌、夺关开路、堵截追兵的战斗任务，几次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军主力和军领导脱离险境。其中，独树镇战斗，让他一战成名。
1934年11月中旬，红25军在河南罗山县朱堂店突破敌人阻拦，当晚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遂决定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从桐柏山到伏牛山，须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而许南公路两侧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丘陵和平原地带。此时，已是11月下旬，寒流南下，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不给。11月26日下午，红25军正准备从方城独树镇附近突过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抵达该地区的敌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阻击。同时，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和1个师又随后紧追，形势相当严峻。加上那天的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红25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动。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栓也被冻住了。敌军乘机发起冲击，并分兵从两翼包抄，情况异常险恶。红25军被逼在独树镇打了一场恶仗。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此战，韩先楚带领部队打得非常勇敢，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守住了一个重要阵地。战斗中，他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恶战，红25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时，吴焕先就说：“唯楚有材，先楚为例！”
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部队行动极为困难。但是，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天亮后必将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领导果断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带领部队迅速脱离危险区。紧急集合的命令一下，韩先楚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又率部队顶风冒雪踏上征程。作为红25军一员，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刘华清曾回忆：“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的关键一仗，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二十五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红二十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34年11月28日，红25军沿河南叶县、方城边界西进，在方城拐河镇东北孤石滩通过澧河时，遭到上万敌军的追击和夹击，敌军还控制了澧河西岸部分高地。当时，红军不仅兵力处绝对劣势，而且所处地形十分不利。在吴焕先的直接指挥下，韩先楚果敢迅猛，奉命强渡澧河，率领部队奋勇冲击，打退了与他同时抢占澧河西岸一个高地围寨的敌军，控制了这个至关紧要的制高点，以猛烈的火力压住了敌人，掩护了军直属队和后续部队渡过了澧河，摆脱了追击的敌军。
红25军进入陕南后，在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打出了鄂豫皖红军的威风：第一次反“围剿”，在文公岭重创敌126旅，在华阳镇打垮敌警备2旅，在葛牌镇击溃敌警备3旅；第二次反“围剿”，先奇袭荆紫关，再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1旅。这些战斗，韩先楚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葛牌镇战斗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仍坚持作战，伤未治好就归了队，左肩左臂成了残疾。
1935年7月，红25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离开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越过甘肃泾河，经由镇原、庆阳县境，翻沟跨塬兼程西进，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和破坏敌人的大西北后方。在抢渡了马莲河，到合水县板桥镇时，担任后卫团的一个营遭到敌骑兵部队突然袭击，副军长徐海东从前卫赶到后卫，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但因敌众我寡，也陷入了敌人包围之中。在这紧急时刻，在该团任一营营长的韩先楚和营政委刘震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了阵地，以猛烈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骑兵冲击，打开了一条出路，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建国后，韩先楚和徐海东会面时，有人和他逗趣：“你为鄂豫皖老区保住了一个大将名额！”
二、从东征到西征，从反蒋到抗日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和陕甘红军会师，编成红15军团，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担任军团长、军团政委、副军团长。在他们领导下，韩先楚参加了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劳山、榆林桥战斗，他率队担任主要突击。10月，中央红军到达时，他受命指挥部队连续打下了东村、张村驿等地主武装长期固守的围寨碉堡据点，缴获了大批红军急需的粮食物资，并为直罗镇战役扫除了战场障碍。11月，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部首先堵住了敌人的去路，协同兄弟部队歼灭了据守南山的敌人后，又突入镇内。战斗结束，他提升为红15军团75师团长。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时为红75师团长的韩先楚，率部随中路军作战，他以两个营配合山西游击队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以一个营牵制了敌五个团的兵力，并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部，被任命为中路军副司令。之后，他又率部在双池镇附近打了一个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歼敌一个营和民团百余人，升任红78师副师长。
1936年5月，红军开始西征甘肃、宁夏，已经升任红78师师长的韩先楚全程参加。红78师途经宁夏定边时，守敌马鸿逵一骑兵营倚仗城坚，固守不出。他策马绕城一圈，气定神闲：“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正待攻城时，西征军总指挥彭德怀来电：“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他坚信城可攻破，仍下令攻城，果然一战而下。彭德怀闻讯大喜，发来贺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红28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前进。”在攻克盐池县城战斗中，红78师又歼马鸿逵部1个骑兵营、1个保安团，缴获战马700余匹，受到红军总部的表扬。此战缴来的战马，装备了红15军团的骑兵团。
1937年初，韩先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长期的战场锻炼，加上一定的理论熏陶，为他成为一代名将奠定基础。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韩先楚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688团副团长。当年9月，115师首战平型关，歼日军1000余人，韩先楚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后， 他奉命在平型关、繁峙一线继续抗击日军。太原失陷后，韩先楚所在的344旅奉命随129师主力南下太行，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不久，韩先楚调到新组建的689团任团长。1938年4月初，日军集中3万余人，对晋东南地区实施“九路围攻”。为粉碎日军的围攻，129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抓住日军一路，予以歼灭。15日，日军第108师团117联队3000余人由武乡北犯榆社扑空，当即撤回武乡。刘伯承决定歼灭该路日军，遂令129师主力及配属的韩先楚部689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疾进，当日进抵武乡附近地区候命。黄昏，预感形势不妙的日军弃武乡城沿浊漳河东撤。军情紧急，刘邓迅速决断：以129师772团和韩先楚部689团为左纵队，129师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击；同时，以129师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16日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将其1500余人夹击于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遂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截为数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此时，已通过长乐村之日军主力为解救其被围困部队，集结1000余人，向129师左翼发动进攻。在戴家瑙，772团与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小时，阵地最终失守。由于在不利地形上遭敌火力压制，全团处境十分险恶。这时，韩先楚率团“与日军进行5次白刃战”，将敌人打了下去，使兄弟部队转危为安。刘伯承在观察所看到这一情景，拍手叫好并表扬了他。后来，武乡县在长乐村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牌，还请韩先楚题词。
1938年4月下旬，在徐向前领导下，韩先楚率689团与晋东南兄弟部队组成“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先攻克威县，歼灭伪军一个军部又一个师。随后，在威县、广宗、平乡、巨鹿、南宫、临清地区，打开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同年8月下旬，他奉命率部南下参加漳南战役，为建立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9年起，韩先楚历任115师344旅副旅长、代旅长，成为八路军著名将领。1940年4月，韩先楚担任新3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这期间，他率部配合129师进行了邯长公路破击战。
1941年3月，韩先楚抵达延安，先后在军政学院、军事学院学习，并随军事学院高干队调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理论功底日渐扎实。
三、指挥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名震全军，七道江会议上却成为“正确的少数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韩先楚奉命率领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大队到达东北，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东北，韩先楚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
1947年2月，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4纵队副司令员。5月，沙岭子围攻战我军失利之后，东北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向北满发起猖狂进攻，直接威胁到东北我军后方的安全。中央军委电令我辽东部队在中长路上选几个城市打一打，以牵制向北满进攻之敌。当时有人说，沙岭子小小窝棚都没能打下，还能打大城市吗？又有的同志说，派个把师到沈阳附近放几枪就回来。但是，韩先楚领会了党中央电令精神，主动请战，建议选择驻守鞍山、海城的敌184师为攻击目标，发起鞍海战役。5月24日拂晓，在他亲临前线指挥下，第4纵队主力很快肃清鞍山外围之敌，在进攻市区的战斗中，他指挥各师采取大胆穿插、迂回的战术迅速占领了国民党鞍山市公署大楼，全歼鞍山守敌。紧接着，第4纵队南下连克营口、大石桥，直逼海城，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突入海城东门，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配合，迫使海城守敌第184师师部及552团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宣布起义，开创了东北国民党军战场起义的先例。在与潘朔端谈判中，是要潘放下武器投降还是带着武器起义的问题上，他当机立断，说服了周围的同志，决定接受潘带着武器起义的要求；一面要潘给其驻守大石桥的一个团下令起义，一面采取了防止该团违令顽抗脱逃的军事打击部署，获得了战役全胜，使敌人不得不从向北满进攻的兵力中抽回4个师回援鞍、海并增强沈阳防务，达成了党中央的意图。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发电表扬鞍海战役打得好。
1946年10月，韩先楚又参与指挥了新开岭战役。战役前夕，由于发现敌兵力增加，第4纵队部分领导对打与不打一时决心难下。这时，韩先楚率纵队第10师从200里外日夜兼程赶回，力主下达战役决心。战役中，在我屡攻不下且部队伤亡很大，敌我形成僵局之际，有的领导干部已经认为取胜无望，打算撤出战斗。这时，他力排众议：“现在我们艰苦，敌人比我们还要艰苦!”他看出了敌人的要害，向指挥部建议：把纵队的各种火炮统一组织起来，用榴弹炮与迫击炮射击山后的敌预备队，用野炮和山炮压制山头上敌堡的火力，支援配合步兵突击队强攻。经过半天决战，胜利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号称“千里驹”的第25师，在东北战场首创在一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精锐师的战绩，保障了辽东党政军民战略转移，夺得了我军四保临江的准备时间，因而得到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嘉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嘉奖电报。在新开岭战役的指挥中，韩先楚表现出一名优秀将领所特有的不避艰险、不畏强敌、敢于决战的胆略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鞍海战役和新开岭战役，让韩先楚在第4纵队中建立了高度的威信，几个师的干部对他都很钦佩，大家一致反映：他生活上和部队同甘共苦，作战上决心果断坚决，指挥沉着灵活，关键时刻亲临一线解决问题。
1946年12月中旬，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先南后北，北守南攻”的方针――即集中其在东北的全部机动兵力在南满向我发动进攻，企图将南满我军围歼于长白山下或赶进长白山冻死、饿死、困死，尔后再转而集中兵力向北满进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主持在七道江军区前线指挥所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韩先楚、罗舜初、曾克林、彭嘉庆以及3 、4 纵队师级干部。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研究今后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第一天，军区领导同志作了报告，提出了撤离南满，转移东满的问题。实际上，会前军区已下达了主力北撤的预令，部队做好了过山林的斧头、锯子、绳子和爬犁、干粮等各种准备。对会议的报告，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报告的意见，撤到东满，保存实力；另一部分人主张坚守南满，反对撤退，持这种意见的人是少数，只有韩先楚、彭嘉庆等人。其理由是：南满的战略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放弃南满北撤，正中敌人“南攻北守”的战略意图。坚守南满，可以拖住敌人，与敌周旋，等于在敌人屁股后面吊个大冬瓜，牵制敌人主力，配合北满主力南下。对整个东北战局有利，对今后战略反攻有利。敌人虽强，但其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内部矛盾重重。南满我军已有相当实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坚持的。4 纵队全歼敌25师，已充分显示了部队的战斗力。
由于韩先楚等的坚持和陈云的力挺，会议最后确定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安东、辽宁3 个军分区所辖的地区）”的战略指导思想，制定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因此，军史专家一致认为：韩先楚在七道江会议上成为少数派，是他由出色的战役指挥员向军事战略家迈进的标志。在老同志的回忆录中，有人称韩先楚在七道江会议上是“正确的少数派”。
四、四保临江居功甚伟，反客为主成军史佳话
当时，南满我军主力只有第3、第4两个纵队，3纵比4纵历史长，作战经历较多，但3纵领导改组不久，现领导对部队，部队对现领导还不大了解；而4纵经鞍海、新开岭两战役后士气较高，部队对纵队领导尤其对韩先楚作战指挥有信心，且4纵司令员（吴克华）不在位，军事上实际是韩先楚负责。因此，陈云决定：由4纵担负深入敌后作战的任务，把敌人拖在南满。在4纵临出发前，陈云和肖劲光找韩先楚谈话，交待深入敌后的军事行动由他负责，有什么问题电台及时联系，问他有什么困难。韩先楚表示：请分局和军区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除了部队棉衣单薄尚未完全解决外，其他什么困难也没有。
陈云、肖劲光马上交代了解决棉衣的办法，韩先楚立即在飒飒寒风中向陈、肖挥手敬礼后跃身策马而去。在目送他去远时，陈云向肖劲光说了一句：现在多需要这样的干部啊！
1947年1月－2月间，韩先楚和政委彭嘉庆等率4纵向敌守备重点宽甸、桓仁、凤城、赛马集地区及安（东）沈（阳）铁路两侧实行远程奔袭，在第一次保卫临江战役和第二次保卫临江战役的50多天中，冒零下三、四十度严寒，在敌后东至鸭绿江，南至普兰店，西至抚（顺）本（溪）外围，北至永（陵）通（化）公路长宽几百里之广大地区内，作战50多次，拔掉敌据点40多个，歼敌6000余人，扫清了永（陵）桓（仁）公路以西纵横近百公里地区的敌人，摧毁了敌伪统治，鼓舞了人民，巩固和发展了土改，直接威胁抚顺、本溪，使敌人不得不从进攻临江的兵力中抽回4个师以巩固其后方并对付我4纵，这样配合3纵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共同取得了高力城子、三源浦歼敌之重大胜利。陈云和肖劲光曾为此以南满分局的名义专门给4纵发了嘉奖电报。作为4纵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韩先楚，在这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行动中，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韩先楚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善于深思熟虑，所以他对敌我情况有深切的了解，能正确领会上级意图，抓住敌方要害、掌握战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积极求战不畏强敌的精神和正确果断的决心与勇于负责的态度。
1947年3月下旬，在敌第三次向我临江根据地进犯的行动被我军粉碎之后，敌又由吉林、长春、察南拼凑了14个师（计10万之众）的兵力，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进犯。敌东北保安司令郑洞国、13军军长石觉，煞有介事地亲临新宾坐镇指挥，妄图以营盘至通化这条路为枢纽，举行五百里宽的正面进攻，占领通化两侧地区，打通新宾至通化路后，分兵四路直取临江。当时，辽东我军4纵队有两个师在敌后坚持，正面只有4纵队1个师和3纵队3个师不到14个团的兵力。敌我对比形势甚为严重。南满分局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和任务，认为要准备打硬仗，无论战争多残酷也要打胜这一仗，决定组成前线指挥部，以3纵领导、4纵副司令韩先楚为正副指挥，要韩先楚去3纵共商作战计划。他去后却和3纵领导分别给南满分局发来了作战方案的电报。3纵领导的电报主张先打敌中路侧翼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的云南部队暂编20师，认为这样比较稳妥；而韩先楚的电报则主张先打敌中路主力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的蒋嫡系89师加54师的一个团。3纵领导认为打89师如在一天内解决不了战斗，各路敌增援上来，我军有被围的危险，不同意此案。而韩先楚则认为该敌盲目骄傲，刚从外地调来不了解我之特点，如我能争取时间将敌诱至对我有利的地形上突然出击之，就可在较短的时间围歼，该敌是主要进攻的一路，打掉它即可粉碎敌全面进攻。陈云、肖劲光接到这两个电报后分析：按照常规，4纵只1个师参战，作为4纵副司令的韩先楚完全可以同意3纵领导的方案。打好了有自己一份，打不好当然由3纵领导负主要责任。但韩先楚没有这样做，而是另发电报坚持己见，可见他既敢于坚持原则又胸中有数。
陈、肖二首长研究后认为，韩先楚的方案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如没有把握不会这样坚持。遂复电同意韩先楚的方案，为利于贯彻作战意图，并决定由韩先楚为主，统一指挥3纵队作战。这种安排，在我军战史上极为罕见，既体现了陈、肖的慧眼识才，也表现了韩先楚的过人将才。
两天后捷报传来，在韩先楚指挥下，经10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一举将敌89师及54师的一个团全歼于辽宁红石砬子（红石镇）地区并同时击退敌两个师的增援。此战我军只付出伤亡近300人的代价，获毙俘敌万余人的胜利，首创东北战场上一仗全歼敌一个整师又一个整团的范例，且敌我伤亡比例为惊人的14比1。其他各路敌人见89师被歼，纷纷撤退，敌第四次进犯临江的行动被粉碎，从此扭转了南满敌攻我防的局面，东北战场上我开始转入反攻。
五、“旋风部队”所向无敌，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
在坚持南满的斗争中，韩先楚一直率部在前线奋战，总是在最艰苦最危急的地方，他在几次关键性的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东北3纵和4纵干部、战士听说他指挥打仗，就浑身来劲、信心倍增！
1947年夏季攻势作战中，韩先楚指挥五个团攻克梅河口，歼敌重建的第184师，打通了东北我军的南北联系。9月，韩先楚升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陈云当时就说过，4纵的战斗力给韩先楚带出来了，3纵是个老部队，韩先楚去一定会打得更好。不出陈云所料，3纵在韩先楚指挥下，立了赫赫战功：1947年秋、冬季攻势作战中，他采用“掏心”战术，率3纵急行军120公里，在威远堡、西丰地区全歼敌第116师，配合兄弟部队在安福屯、公主屯地区全歼敌新5军军部及两个师，并攻克开原、四平，全歼守敌；辽沈战役中，他率3纵在攻锦战斗中首先攻克了被敌人吹嘘为“第二个凡尔登”的配水池和亮马山这两个城北制高点，随即迅速突入锦州市内歼灭了范汉杰的兵团指挥部，移师辽西参加歼灭廖耀湘兵团后，因敌我双方都处于运动之中，韩先楚根据形势，要求部队发现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集中，注意和兄弟部队联系，并指出了向沈阳前进的大方向。这一措施充分发挥各师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很快就歼灭了廖兵团的指挥部和新6军军部。
由于在1947年东北战场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和辽沈战役中，韩先楚指挥3纵勇猛迅速，攻无不克，所向无敌，被称为“旋风部队”。在东北战场，韩先楚打出了威风，他所率的3纵、4纵成为东北野战军五大主力部队。
1949年4月，韩先楚出任12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解放武汉。湘赣战役后，他又率部解放了长沙，建立湖南军区并任副司令员。随后，他参加了消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和两广战役，并作为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负责中路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指挥。他带领的部队协同兄弟兵团南下追击一直打到雷州半岛，至此华南地区的大片土地已回到人民的手中。
面对着敌人重兵盘踞的海南岛，当时部队个别人滋长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还有部分同志对渡海作战，解放海南有畏难情绪，依赖等靠购买登陆艇。韩先楚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对海南作战的意图，不过元旦、春节，不等上级解决困难，亲自走访船工，实地调查，掌握了解地形、海情、敌情；亲自组织部队，以帆船为主训练渡海作战本领，力主抓住渡海作战的战机，于1950年4月亲自率领部队，在兄弟部队协同和琼崖纵队的接应下，突破国民党以陆、海、空军以及地方武装组成的海南立体防御体系，创造了帆船渡海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壮举，一举解放了海南岛。谈及此战，罗荣桓向陈云说过，“海南战役不大好打，但我们打得很好。使用的部队是12兵团、15兵团各一个军，由15兵团统一指挥，但在战役指挥上韩先楚同志起了主导作用，12兵团参战的是韩先楚同志兼军长的40军，就是原来东北的3纵队。”
陈云听完罗荣桓介绍海南战役的情况后，曾对罗荣桓说：韩先楚少年家贫失学，该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提高文化和理论水平，以便掌握现代知识，将来解放台湾的登陆作战任务可以交给他。罗荣桓当即表示：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了让他熟悉海空军．准备让他当一段时间中南军区空军司令，正在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学文化的问题．可以先给他配个专职文化教员。
六、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朝鲜战争让他名垂美国陆军史
韩先楚是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军事家。当罗荣桓提出了中南军区空军司令等三个职务，向他征求调动工作的意见时，他说：我是打仗的人，还是到有仗打的地方去锻炼吧。结果，他毅然选择了到准备担负援朝作战任务的13兵团任副司令员。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韩先楚踏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兵团司令员。在彭德怀领导下，他深入前线指挥作战：第一次战役，他指挥部队连续突击，为我军争取了先机展开之列；
第二次战役，他指挥部队在德川、宁远地区将伪军两个师大部歼灭，打开了战役缺口，继而在三所里地区截歼美军及其盟军部队，对这次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坐镇指挥的38军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
尤其是在第三次战役中，他指挥了三个军的兵力，突破“三八”线直捣汉城，对战局起了重大作用。
有一天，秘书给陈云念战报，当念到韩先楚指挥的几个军强渡临津江、突破“三八”线解放了汉城，把美军赶到“三七”线附近的消息时，陈云笑着说：“看来这个麦克阿瑟要栽在我们韩将军的手里了。”韩先楚为祖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其战绩也载入美国陆军史。据说，在所有敌对国家的情报部门里，为中国将军所建立的档案中，韩先楚的那一本是所有上将中最厚的，原因就在于韩先楚仗打得多，也打得奇，因而值得立档的内容就最多。
1953年初，韩先楚因病回国，他拖着伤残萎缩的左胳臂，仍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日夜操劳，历任过中南军区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9月，在我军第一次评授军衔时，他被授予上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担任福州、兰州部队司令员期间，为制定作战预案和战场建设，他走遍了东南沿海大小岛屿的前沿阵地和西北高原、山川的兵站、哨卡。
韩先楚不仅是我军之骁将，而且是一个党性强，骨头硬的共产党员。建国以来，他一贯反对极左思潮。大跃进时，他和一些同志议论过错误的做法。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韩先楚在这次会议以及后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都采取了比较公正的态度。黄克诚出来工作后，多次提到此事，称赞他不说过头话，一直和他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文革”期间，韩先楚公开批评在各种文件头上都冠以毛泽东语录的做法，说这是“穿靴戴帽”。他坚决反对林彪及“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1967年1、2月间，正是全国刮起夺权恶风之时，他主持发布了《福州前线部队公告》，在福建、江西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当即由中央军委批转全国，在当时对回击极左思潮，保持部队稳定，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因此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忌恨，林彪和“四人帮”为此派人去江西接管支左，实际上夺了他对江西驻军的领导权。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还保护了一些老干部，都是在下放劳动或靠边之时，他设法接到福州帮助安排生活和工作的。“四人帮”把持上海时，韩先楚和许世友、杨得志一道，坚决抵制“四人帮”插手江苏、山东、福建的阴谋，许世友称赞他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硬骨头。“四人帮”一伙则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一再对他们打击迫害。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他在兰州军区，因为他不同意把邓小平作为敌我矛盾批，不同意向军队印发清华、北大的批判文章，他在会议上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和批判，说他是邓小平在大西北的代理人，责问他有什么“尚方宝剑”。
韩先楚反对借政治运动整人，“文革”中期，他主政福建，一些曾经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的群众，清队中在下面受到审查。有位群众将此情况写信给他。他在信上批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他还指示印发了这封信和他的批示，并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就这件事再三强调：凡喊打倒我的不算错误，更不能装档案。他一再说，“我们党内不能一个搞初一，一个搞十五，昨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
1980年起，因身体原因，韩先楚不再担任大军区司令职务了。但他仍然关心着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向中央军委提出过比较系统的建军的建议，提出过军队建设指导方针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意见。
1986年10月3，韩先楚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