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汉口石雕
摘要：高阳、李月霞都是历史小说创作中成就卓著的作家，在历史的解读和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但都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影响着这部中国历史小说的整体创作。
本文将以他们所作的清史文本作为途径，比较两者的文学理念和价值观，历史与小说间的契合度以及探讨两者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突破和局限。关键词：高阳，二月河，清史小说
在高阳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近八十多部作品，其中最能体现他“以小说造史，以史造小说”的独特艺术个性的莫过于《慈禧全传》与《胡雪岩全传》，无独有偶，近年大陆号称新历史小说扛鼎作家的二月河也因“落霞三部曲”而声名鹊起。两人都以清史文本作为叙述渠道，展现三百年间的壮阔风云，恢宏历史，但到底两者小说有何区别呢，本文将试之阐述一二。
一、卓绝苦行的历史佐证与“还原性历史”。
高阳长于考据，是一种“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入考证”的信史笔法，凭借着阅读大量的经史典籍，方志笔记，轶闻野史的积累起来的比较确凿可靠的知识并加以精审的考证，形成自己“以小说写历史”的信史风格，正是这种比较严格、渊博的历史素养，使他在掌握了大量比较生僻的掌故、素材，才能对上至官制律例、宫廷礼仪、历史人物、重大事件，下至饮食服饰、地理风物、方言俚语、民间习俗，都有深入的把握，例如，《胡雪岩全传》中提到有一种“道契”，国内史学界直到近些年才有了研究，但高阳在小说中已对“道契”有了很明确的的描述，指出了道契即上海租界中通行的一种出租土地的契约，因须由外国领事送上上海道查核，查明无误，即由上海道在“出租地契”上加盖印信，交承租人收执，故谓“道契”。胡雪岩的姨太太罗四姐便保存有三张这样的“道契”，再如“书办”在清朝基层官衙所具有重要作用，可能一般的史学家都不会注意到，但高阳凭借了对历史广博的涉猎与敏感，对此辈低级官吏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在小说中多次提及：清朝大小衙门的基层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其中的真实情况，以及关键、诀窍，为不传之秘。离开这帮“蠹吏”，“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的钱粮”[1]。这种对于历史真实的执着还体现在对史料的研究上，高阳对台北中央图书馆镇馆之宝《能静居日记》的整理便体现的淋漓尽致，在历史学上，近代一些名人所写的日记也是研究历史的相当重要和准确的历史资料，比如曾文正的《曾国藩日记》、翁文恭的《翁同龢日记》，而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对清朝末代的经济文化政治细节还有当时与太平天国的战局等重要的历史事实有相当详细的记述，高阳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因为这部日记是在军途马上写成，文章章法随意，书写潦草，极难阅读，而高阳就决定将这部著作重新誊写，构筑这个艰困的史料重建工程，在这样的考据下，同样也有了许多难得的收获与发现，例如苏州历史名园“网师园”的考据。正是由于高阳在小说中以”小题大做”、“大材小用”之方式，巨细靡遗详述了历史所载的要目大纲，因此他的小说中许多引人入胜的描述与情节，往往正史中并无记载，未必有其事有其人；之间诚然不乏出自“想当然耳”的推测，可是绝无凭空造次、违背史实的胡诌。
但正是因为这样事无巨细的描述，却让人对高阳的小说语言有了另外的评价，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小说之‘挟泥沙’、‘生枝蔓’、‘跑野马’正出于一种不受叙事规范宰制而返乎文本的强烈企图，在绝大部分高阳的历史小说里，读者都会不期而然的发现某种‘复音式’的叙述者存在……”大陆作家阿城也说过高阳的作品水分大，但不论如何，高阳正是由于如此卓绝苦行的进行历史佐证，以史证史，以史辨伪，才有了他建构的浩大的属于他自己的历史长卷。
在如何对待历史与历史真实这个问题上，是所有历史小说家都无法避免而又最为难的地方，与高阳的卓绝苦行进行历史佐证相比，二月河便显现的有些狡猾，他不是科班出身，虽然在部队里时做了很大范围的阅读，有了较深的史学积累，但是在正规的完整学识接受上却是不如唐浩明、高阳等人的，所以他在小说家的身份上的比重是大于在史学研究和考证上的。他曾说：“我认为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如果必然要得罪一边的话，我得罪资料，在不违背大的历史史实的原则下，那些小的历史史实我并不拘泥，因为我认为必须讨好我的读者。”[2]这种追逐市场的细节使他的小说在“纯历史小说”的特征表现上便逊于高阳，但二月河这种特殊的“还原性历史”的写法，显然更具有操作性，也更有可读性。这里提出一个“还原性历史”的说法，或许不够严谨，但历史小说本来就是小说家根据历史来进行还原与审美的重新建构，这种还原不仅仅只是恢复史实，更多在于史实基础上的历史重诠和价值判断，这是写作和阅读历史小说的意义所在，也是历史小说写作成败的关键。虽然二月河在考据历史方面稍逊于高阳，但在审美的重新建构上却别出心裁，同样走的都是通俗的路子，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不同，清帝系列小说及影视作品在全国的持续火爆便能说明这一点。
尽管二月河在小说中也显示出其对清代皇家宫廷生活知识的全方位掌握，但书中显现出的更多的是小说家想象力的张扬，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在总的特征上是对清初重大历史史实的再现，但在一些细节方面，诸如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事件的结论和评价上，对次要人物的塑造上，以及对小说文化品位和深层意蕴的表现上，仍然显示出其独到的见解力和重构力。例如清代四大疑案中的雍正之死，民间传言为江湖女侠吕四娘所杀，但二月河经过自己合理的想象写了雍正却是在寝殿一个人在孤独忧愤中死去，还有雍正形象的再塑造，从一个篡权夺位的暴君形象改为一个勤政清廉的明君，这样的人物再建构，都具有一定意义的合理性。在众多知识性素材的展示和运用上也显示出二月河那广泛的阅读范围，除却正统的历史著作，还有那些枯燥乏味、让人望而却步的论著，如医学棋艺、天文地理、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等，都有所涉猎，这种材料和知识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了出来，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
在史学界公认“清代无正史”，即便是《清史稿》，也是经人裁剪，特别雍正一朝，这种涂改档案，伪造史料的行为更为严重，但二月河在侠义、公案题材上的过于偏爱也颇为人所诟病，这些已经有些近乎演义了，如果说这些还可以解释为通俗小说的一种特色，但他在《雍正皇帝》中的道士贾世芳念符咒召天雷击杀番僧等情节，却已经属于荒诞粗俗了，损伤了清帝系列小说的纯正品位，而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二、高士情节与官场权谋文化的碰撞。
高阳被人称为“文化历史小说”的开山鼻祖，走进他的小说世界便能感受到一种深浓的儒家意识与道家冲淡之意，这种中国典型的文人气质从高阳的本身灌注到了他的小说人物。例《丁香花》中的龚定庵，《慈禧全传》中的曾国藩。这种高士情节即便是他在描写庙堂人物之时也是显露无遗，如《瀛台落日》在叙述奕匡、袁世凯与瞿鸿机、岑春煊两股政治势力紧张斗争时，宕开一笔，写下了“作诗钟”的文人雅事，这种高士情节与高阳的身世有着极大的关联。高阳出身钱塘士族，文采风流，“世家子弟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多少有不同与庶民之处，由于家中藏书甚丰，书香气息浓厚，子弟若天资聪颖、懂得发愤向上，往往能踏上仕途，循着先人的足迹发展；若是生性恬淡，无意于功名利禄，一旦生长在这种钟鸣鼎食之家，正面的影响，固然是可以获得良好的教育，但负面的作用，则是因生活富裕而养尊处优，往往难脱纨绔习性，挥金如土了。高阳的为人行事，虽有前者的优点，但也有这后者的倾向，两者皆而有之，优劣互见；表现在生活上是“生财虽有道，理财却无方”，这是早期家庭生活带给高阳的影响。”[3]《丁香花》中的龚定庵倒有几分是他自己的写照。
这种高士情节的追求，让他的作品中的人物虽然众多但却无不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作家张大春准备以太平天国为背景写一长篇小说时，高阳曾表示异议，理由是：“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而洪、杨之徒岂有可爱之处？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个一流的作家，干吗又要侍候那些三流的人物呢？”这个可爱一词相当程度上便体现了高士的一个方面。士，从春秋战国发展到清朝，士大夫精神就是文以载道，这个道从开始的儒家的积极入世的治国平天下，到后期间杂入释道的冲淡无为。高阳在心底便存着这种士大夫精神，这种高士情节，不论是曾国藩的温恭自谦、兼济天下，还是龚自珍的浪荡风尘、磊落不羁，都随着文本的叙述而缓缓流出，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壮志，那种逃离时事的纷扰，恋恋于幽深安雅园林中的无奈宁静，都曾是萦绕在高阳的灵魂深处，无数读者见证了这种高士情节的喷薄。
而被称作“中国官场政治的百科全书”的二月河小说却似一门“政治解剖学”，也如一门“权利学”，极深刻的揭示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中权谋文化的一种残酷性，以及对人性的一种吞噬。《九龙夺嫡》中为了权利，夺嫡之争如火如荼，大臣王公拼的你死我活，为了权利，官员拼命揣摩上意。世故人情逐渐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非成是，所谓权谋文化，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为世故人情方面的-圆通，还有一类即最核心的部分表现为官场经营，类似法家的“术”，如权诈、阴谋、钩心斗角、党同伐异、玩弄手腕等勾当，堪称中国“国粹”，前人李宗吾便作有《厚黑学》一书，尽可述之。
《乾隆皇帝·夕照空山》第三十一回，范时捷向尹继善、钱度等人讲述邬思道的：
官场登龙十二术，又称‘官场房中秘’，有造劫乘势、水漫金山、浪涌推岸、一笑倾城……单说隔山拜佛，即是中常手法-之一种，比如你是县令，下一步要升迁同知，决不要走同知的门路，拉住同知的顶头上司打同知，气力才到了火候；当同知又要升知府，要拉住知府的上司道台打知府……这样一步一步升迁上来，永远是隔一层上司套弄好了，把顶头上司弄掉，自己就上来了。”“石中挤油是替上官着想，要比上官自己还要周到。这是专门对付糊涂上司的。上司精明，在上司跟前就要“形同白痴”，精明人容不得精明人，所以要装傻——恰如其分的大傻瓜。你在精明人跟前憨态可掬，他就觉得你胸无城府，靠得住，就升你官！”此时众人的反映如何呢？尹继善不禁叹道：“邬先生真是一代杰士，吃透世情人心……”钱度笑道：“学生读书多矣！比起邬先生自愧不如！早听二十年训诲，今日官位当不下尹范二公之下！”[4]
在当时人治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权谋或许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但在当今社会下，如果人治还在代替法治，这只能是社会的一种悲哀，小说艺术总是现实生活的升华，中国数千年的权利意识与官本位思想已经深刻入每个人的心里，所以二月河的小说在一定程度我们也可以把它解读为当代社会的一种隐射。“不可避免地学会了权利机制派生的特有的狡诈何残忍，其智慧则变成世故圆滑，尔虞我诈，异化为可怕的反人道的阴谋诡计，最好成为权利斗争的受害者和迫害者；这种智慧却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何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现代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它起到的是恶化社会环境，阻碍人类进步的作用”[5]。尽管二月河小说中也有邬思道、高士奇等“士”，进则出将入相，佐君勤王，退则远避山林，修身养性，但他们在文本形象中的谋士身份上的阴暗之处却多于独立的正直人格。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圆滑哲学也培养出了一代代封建政治的牺牲品，二月河在作品中对这种文化特征的理解和表现是颇有见地和深刻性的。因此，在宫廷的权谋叙事和人性阴暗面的刻画上要比高阳深刻一些，但在叙事之后的人道主义立场上，二月河却显得有些单薄，如果以较宽容的眼光来看的话可以说是作者超然于叙事之外，但假若严苛一些来说，二月河已经有些迷恋于这种情节与叙事了，这对于一位历史作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讯号。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二月河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二月河有段自述颇能说明问题：“我确实有‘出世’的思想……这种意识在作品中不可避免要流露出来，作品中哪个人物一旦红极了，我就宰他，或让他掉下来。这种意识也是道释两家的那种超脱。我在这里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一种超意识的情感。”二月河的这种“超脱”意识，使他在作品的政治权利斗争中看到的更多是人与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种意识也决定了二月河“帝王系列”的基调是沉重悲惨、鲜血淋淋的。但是同样二月河文本风格的形成也是与他的身世有一定关联，他出身与军人家庭，而后又走进部队，清帝系列小说从最本质的层面论乃作者的发愤之作，二月河在谈起自己的创作动机时归于“孤愤”，或者说是“气”。二月河转业后到河南南阳市委宣传部工作，由一名宣传干事而副科长而如今挂的一些虚衔，二月河经历了二十多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仕途生涯。毋庸置疑，中国古代官场和现代官场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历史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作为历史语境下的“官场小说” 来阅读。作者强烈的，未能实现的“入仕愿望”，构成另一种缺失性体验，成为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内动力，我们不妨称之为“入仕情结”。“入仕情结”对二月河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体现在作者对康雍乾这一历史题材的选取上，在二月河甫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对清史还不是像后来那样熟悉，而选取这段历史，是因为这是封建社会最灿烂辉煌的时期，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读书人最能施展自己抱负的时代，也是二月河最能排解自己“入仕情结”的时代。其次，围绕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奋发有为的皇帝领袖，二月河塑造了一系列忠臣名相，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如张廷玉、傅恒、刘统勋、刘庸等，犯颜直谏、耿介正直如孙嘉淦、史贻直、窦光鼎等，在他们身上，二月河的“入仕情结”得以转移释放，把自己生命中曾经的回忆和遗憾都倾诉了，也许，还有把某些对官场或者仕途的自己的构想也灌注了进去。当然，最主要的同时也成就了这本“官场小说的圣经”。
三、两者在清史文本题材上的突破与局限
能否在历史小说的题材上作出突破，创出新的东西，只能在历史与小说的契合点上作出一个平衡，把握住这个度才能保证文本建构的完整性和审美性。不知道是不是种必然，高阳与二月河都对《红楼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二月河著有《采红集——红楼梦研究文集》等，高阳更有《红曹》系列著作，两人都从红楼中汲取素材而反馈于自己的小说中。
高阳在创作初期曾表现过关于历史与小说的契合度上的“两难”心境，在此得到妥善的解决：“历史小说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历史所着重的是事实，小说所着重的是情感……历史与小说在本质上的差异与作为上的冲突——这是我所深切体验过的。” “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在我们的思维——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实际与空想、谨慎与放纵；只能求一，不可兼得。” “这个念头（写历史小说）起了不止一年，我也曾找过许多题材而终于废然罢手；唯一的症结，仍在历史与小说的性质的基本冲突上面。”[6]高阳小说考据的资料有几个渠道：如写《慈禧前传》便是依照官修正史；还有历代的稗官野史、民间传说；再就是文献档案，与文学古籍；最后还有家族秘闻，由于高阳出生在官宦世家，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达官显贵、名门世族的后人，并从他们的言谈中获知先人事迹及往日旧事。高阳闻之于他人的传述，加上自己从旁的耳识，经过吸收润饰之后，遇上适当时机，便从记忆中翻出来，以供写作。网上有人言道高阳小说只是借个历史小说的套，根底还是旧时鸳鸯蝴蝶派的路子，这当然只是玩笑之言，但不可否认，高阳小说中对于爱情的描写也是相当细致，如《丁香花》、《清朝的皇帝》等等，这种在正统历史小说中夹杂具体情爱故事的手法，在当代小说史上，也是罕见的。其次，例如《胡雪岩》这种题材选择上却具有两面性，虽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般历史小说过度描写政治人物，如姚雪垠的《李自成》那样完全政治化的小说，但缺点亦的明显，相对而言，慈禧是高阳刻画比较成功的人物之一，不仅写出了‘历史中人’严肃真实的一面，还突出了慈禧做为一个女性的心理特征，尽力揭示出了她的那种专制性格为核心的多重的性格，表现了慈禧作为孩子的母亲的偶然对人伦亲情的渴望，还有作为深宫寡妇的扭曲阴暗的变态心理，这种多重的性格展示，既能体现出历史上那个荒淫的慈禧，又有一种人性的真实，但高阳叙事上对于这些私生活或者野史的偏重，就有些损伤了历史小说的一种严肃性，而且亦会给人以种非真实感，这也是高阳一直为一些反对者诟病的主要原因。
相对而言，二月河的清史文本叙述题材选择上比较正统，直接以帝王将相为叙述主体，但作者能及时自觉地将艺术触角由政治层面伸向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理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营造一个特殊的人文世界，让世人去感悟，这是小说突破纯粹的政治话语的一个过人之处。而且清帝系列小说中除去以大量笔墨述写康雍乾王朝的文治武功不论，还揭示了其中一些宫廷秘史的隐痛:
康熙、雍正孤峭无奈与落寞无依的孤独之感和太监妃子间男旷女寡的性欲压抑之痛以深刻的识断眼光不仅独具匠心地设计了引娣与雍正相知相亲的这一浪漫故事的长线架构，而且写了太监新苑窥视淫秘的奇绝篇章。雍正怀中这个唯一能寄托心灵对话的尤物，竟是雍正的亲生女儿。太监王八耻和乾隆妃子那拉氏之间的变态性关系，说明了性的压抑是一种巨大的扼杀人自然本能的异化力量，能使人自我毁灭。这种将精神孤独和性压抑转换到人伦文化领域来处理的构思设计，的确写出了令人绝望和无法超越的历史规定。如此将肮脏丑恶杂扭于一处，甚至作放大处理，虽然不美，但在揭示权力杀戮和欲望压抑对人性的扭曲方面，力量是强大的，是作品对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及传统文化笼罩艺术本质和人性嬗变的有效穿越。在以政治叙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中注意到这种体验，这种不剔除，过滤生活杂质的视角虽然是悲观的，但征因为这种悲观情绪的进入，使得二月河的文学世界显得复杂而厚重，更符合生活的本真，是非常人性化的。[7]
可以说这种在帝王欲望化私人生活的描绘力度与宫廷内部一种变态心理的挖掘上，当代作家中唯有凌力可以与之相比，也是二月河正中出奇的一种成功之处。
四、文以载道，两者文本对社会的影响
历史小说的价值不仅在对已有史实的还原，而更多在于史实基础上的历史重诠和价值判断，这是写作和阅读历史小说的意义所在，“从商应读《胡雪岩》，从政应读《曾国藩》”，这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品对于读者和社会的深远影响，二位作家的小说都具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体，二月河的《康熙皇帝》等系列小说因为影视剧的火爆，在海内外有了相当的声名，而高阳小说在华文世界甚至有着“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誉，所以，二者小说文本中所潜在的人文关怀和一种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高阳是以历史学家“真”的情怀，用文艺作家“美”的笔调，来达到历史与文学“善”的境界，高阳虽然没有做到“不信青春唤不回”，但他毕生致力于“不容青史尽成灰”。他的小说创作如此，他的考据工作犹然。他以小说叙历史，用野史补正史，在小说与历史间寻求两全，企求互利互荣。他所追求的目标则是：普及历史知识，引发社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从而唤起对历史的温情。”[8]
高阳、二月河系列的小说，虽然在某些人看来还只是处于通俗文学的范畴，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小说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我却不以为然。“从接受史学的角度看，人们历史知识的构筑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开放结构。在这个倒金字塔的狭小底部，是那些经得住验证的、确凿无疑的“历史”，它由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构成；越往上行，模糊的，不可靠的成分越大，它往往由野史、传说、口碑构成，有的甚至就来源于历史演义，说书或传记等文学作品，围绕这一倒金字塔的知识体系结构，科学主义史学、人文史学和严肃的历史小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其成果都可以成为人们历史知识的一部分”。[9]因此，如果用一个比较宽松的历史眼光去审视，以高阳、二月河、唐浩明等为代表的严肃的历史小说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它可以使本来严谨庄肃的史学以通俗化的文本呈现出来，使一些本来对大部头的史学原著望而却步的读者可以去翻阅、接触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这也是一种史学的大众化和宽泛化。
“我写这书的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种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文明现在太需要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入关时那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10]由于二月河有这样的借助小说进行教化劝诫的愿望，所以在解读康雍乾百年历史的过程中，夹杂了大量的卜卦求神、礼仪乐律、佛道儒释、诗词歌赋、民间风习，对中国古典小说文学汲取了营养，而现实是现在的读者对这些内容明显也有阅读的快感。并且他的小说较少涉及后宫争宠，艳遇绯闻，而是在人物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经验上下功夫，其中也隐含着作家的政治上的一种敏感。这种敏感跟上文中二月河的那种心态与处境有着相当的关系，《康熙皇帝》等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取决于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与一种隐射，由于这种从一般民众内心挖掘出的对于“明君”的渴望心理，从而在中国市民中赢得较好的声誉与欢迎。概而言之，“帝王系列”对一大批封建文人的行为、心理、思想特征的表现和描写，体现出二月河对中国传统仕人心理与官场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是这一系列作品颇具文化品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而作者在通过对宫墙之外、帝王之家皇储皇位之争的描写中，更是把自己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和重构延伸到造成这种文化特点的根处，从而彻底揭开了罩在生活于那个社会环境里人们脸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从这一意义上讲，二月河对这些历史文化特征的揭示与重构具有“醒世”作用。
但这样风格的叙事明显的带着一种市俗狂欢的特征，这种叙述最明显体现的就是市场为王，消费社会中小说叙事的本色。当然这种狂欢化的叙事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持通俗小说的传奇色彩和使读者获得阅读的快感，“狂欢化书写使二月河的小说找到了小说艺术市场与市场规律的契合点，在传统的历史小说到底如何进行审美转换，寻找既合乎小说艺术又契合市场规律及读者需求的新的历史还原的叙述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娱乐消遣功能，处理雅俗之间的关系上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但也应该看到作品对于狂欢化书写的过分倚重以至于小说在好些地方都出现了下降，作者在“讨好读者”时，表现出一种媚俗的倾向，影响了整部作品的格调。”[11]这种市场带来的缺憾，便使二月河的小说少了一种如唐浩明《曾国藩》、刘斯奋《白门柳》里的一种诗意与历史的反思。
五、结语
由于高阳与二月河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时代等因素的不同，两者对清史文本进行了属于自己价值观的一种不同的诠释和建构，但无论是高阳的浩大的民族文化的展现，还是二月河恢宏的帝王形象塑造，两者都是站在新历史小说创作巅峰的佼佼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为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发展作出了自己的成就和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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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富仁、柳凤九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J]鲁迅研究月刊 1998
[6]高阳 .《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台港文学选刊》[J]1992年第8期
[7]刘克 .《当代清朝题材小说热点作品的突破与局限》[J] 2004
[8]江澄格 .《高阳评传》[M]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64-65
[9]马敏 .《另一种历史——高阳〈胡雪岩全传〉读后》[J] 1996
[10]二月河 .《二月河作品自选集》[M]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33-34
[11]张德礼等.《二月河历史叙事的文化审美建构》[M]人民出版社 2005 161-162
转自龙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