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素祖籍及刘氏家族3354刘氏文化
资料来源：刘氏宗亲家
在编辑《东港区志》的过程中，发现了明代万历48年(1620年)的记录清代刘宇的始祖家谱，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
刘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廉吏之一，同时刘氏家族在“康乾盛世”，以刘统勋、刘墉、刘镮之祖孙三公二宰相，轰动朝野，成为中国文坛文学创作百用不厌的历史题材，如《天下粮仓》、《刘公案》、《宰相刘罗锅》、《和珅挨打》、《江南围》等众多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刘墉与日照的关系，查阅清代《日照县志》、建国后的《日照市志》等史料，皆无有关记载。笔者深深感到，这既是一项历史空白，又是今天东港区、乃至日照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不可多得的一大人文资源，有着可开发利用的巨大价值。
为此，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寻根溯源，走访了诸城、高密、潍坊、临沂等地村镇的刘氏后裔德高望的重长者，拜访了大学、博物馆的有关专家教授，广泛搜集了明、清两代史料，经初步整理，草成此文，以飨读者。以期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
由于作者水平等制约，不妥之处，则俟各位方家斧正！
一、始迁日照
明太祖朱元璋（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为巩固初建的大明江山，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明初有组织地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
明代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造成人口大量流亡。一方面使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另一方面，战争不断、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加之游牧民族重牧轻农政策，使北方地区荒芜人烟。
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争，先是明军与元军殊死的博斗、后是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残酷的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变”，加之大规模的兵灾期间，天灾连年不断。水灾、蝗灾、旱灾轮流发作，……广阔的山东、河南、河北等北方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烟稀少、虎豹出没、土地荒芜，甚至沦为“无人区”，军民粮食短缺，财政收入剧减。
而在南方，宋元以来的地主豪富势力日盛，左右地方官吏，威协朝廷；在沿海，倭寇在从辽、山东到福建、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屡犯海疆，登岸剽掠；在漠北，新建王朝在元残余势力包围中。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采纳了知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臬（《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采取了移民和军、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强北部边防，开垦荒地，保障军民用粮，恢复农业生产。
朝廷数次颁布了迁徙贫民流民垦荒、“迁大户实畿辅”、屯田戍边的诏命，让数百万人告别了洪洞大槐树、告别富庶的鱼米之乡苏杭、沿海……地少人多的“狭乡”居民徙迁往地多人少的“宽乡”——北方地区、 淮河流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人口大迁移。
山东的众多镇村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众多居民从晋、浙、苏、豫、皖（南直隶）等地迁入。
江南直隶南京徐州府砀山县大刘村（今属安徽）居民刘思源众族人（按年代推算应为祖、高祖辈，以刘思源为始祖的原因见下文），遵奉朝廷诏命，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踏上了北向移民之路。
刘氏众族人一行循道迤俪北去，来到群山巍峨的甲子山西北十公里、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与莒县交界处，打量了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只见这里群山环绕，涧水涓流，花草茂密，树木繁荫。涧泉边参天古树上，住着一窝喜鹊；涧边山岭，两翼宽阔，北高南低，象一只传说中的凤凰……果真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在这儿定居下来。后人为这里取名喜鹊窝，后因祖居失火，住宅西移，改称草涧。
这就是日照西部刘姓的始祖。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年）的日照刘氏家谱（注：２００３年在日照市东港区三庄镇卜落崮村刘禄后人处发现），记载了这一历史情况，记下了这一刘氏家族的大事：
“我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来久矣……委因元社将屋，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徐刘）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熙朝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雀窝”。
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的一幢石碑记载：“我刘氏原籍江南徐州砀山大刘家村，明成化年间（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始祖思源公迁日照草涧庄。生我二世祖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兄弟八人。”
二、兄弟分离
时间到了天顺年间（１４５７—１４６５年），刘家人丁日盛。家里一场意外火灾，几乎烧掉了一切。面对这场意外，刘思源决定让儿子们先分开，四处谋求生路，只留四子刘僖与刘思源留守故里。
明谱记载：“天顺年间，该村（注：日照喜雀窝）被火……成化年间（宪宗１４６５—１４８８年），我高祖（注：从日照喜雀窝）移居草涧庄（与喜雀窝相距里许），生福、禄、寿、喜、诗、书、忠、厚兄弟八人。余与弟君质修谱，断以思源为始祖，以福、禄诸祖为二世焉。虽然，惟喜祖仍住故里。如福、禄二祖，同迁大刘家沟。福祖又避匪，率三子恒公迁居诸诚逄哥庄，将长子志干、次子志贞托付于我二世祖禄。寿祖分居刘家庄子。诗祖分居洙洲庄。书祖分居西刘家沟。忠祖迁居兰山全刘庄。厚祖迁居沂水刘家店，分支卜全庄。”
碑刻记载：“福、禄二公同迁刘家沟（今三庄镇刘家沟），福公弘治年间（孝宗１４８８—１５０５年）又迁诸城逄哥庄（现属高密市）。寿公迁刘家庄（今三庄镇刘家庄）、诗公迁注州（今黄墩大株州）、书公迁莒县、忠公迁临沂、厚公迁沂水，族谱备志。惟我禧祖仍住故里。”
经过几百余年的子孙繁衍，到现在，故里刘禧后人已是人丁兴旺，有３０００多人的大家族了。
刘福后人，清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即九世孙刘墉卒后１０年其族重修家谱时，女性及移居外省、外地未入谱者不计在内，刘氏家族已繁衍十四代，其家族已有８２２人。
这是后话。
明谱的发现，不仅重现了世远年湮于史海的一段家族史、民族史，而且填补了刘统勋初立其诸城族谱时无法上溯的一段历史。
刘统勋在丙子年（高宗乾隆１７５１年），即其祖刘福迁移到诸城县２５０余年始创家谱，在凡例中说：
——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间始祖讳福公迁诸城后，至祖讳恒公，家谱因遭兵烬，中间世次莫考。故列祖讳恒公为第二世。
——族谱刊于都中，丙子冬间，凡我族人有游宦他省及在家乡者，其新生男口名字家邮未及致，盖不谱载。…………，盖未及载，容后纪——统勋谨识。
三、海岱门第
逄哥庄地处袤阔的胶莱平原上，土地肥沃，明属青州府诸城县。刘福来到这里，先是为人做耕种收割的帮工，人勤快，吃苦耐劳，赢得主家的喜欢，并被主家留下，定居下来。经过几代人的创业，家境从贫穷渐至小康。传到第五代，即刘墉的高祖父刘通，已考中了秀才。第六代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已考中了进士，当上了户部广西员外郎，是刘氏在外任职的第一任高官。到刘墉的祖父刘棨，已官至四川布政使，刘棨二哥刘果官至江南学政。父亲刘统勋，官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刘墉父辈中、同辈、子孙辈为官者就更多了。
清代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年）刘家重修家谱时统计：从刘福五世孙刘通科举考得秀才算起，全家先后科考得中１９８人，其中进士１１位，举人３５位。科考取中者，约占其家族男丁比例的百分之二十五；考取进士、举人者又占科考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还多。
在官位上，自清顺治初年六世孙刘必显步入仕途算起，至道光末止的六个朝代中，七品以上的官员就出了７３位，接近家族男丁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出任的官职，从知县、知府、道台、学政、布政使、巡抚、总督、御史、尚书直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各个级别的重要官职都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到了第八代上，竟一门出了“文正”公刘统勋、“文清”公刘墉、“文恭”公刘镮之，祖孙三公二宰相，轰动当朝上下。成为书香门第，名门望族。
在刘墉以优异成绩殿试结束后，乾隆皇帝欣然御赐“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予以鼓励。（海岱：大海到岱岳，指当时青州府所辖地域）。
四、恪守家训
是什么力量造就了刘福后人的“海岱高门第”？
这要从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说起。
刘必显，字微之，号西水，为刘家第一个进士。生于明万历廿八年（１６００年），明朝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中举，清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中进士，卒于清康熙卅一年（１６９２年），享年９２岁。他的官位不算显赫，仅做到员外郎，但他为官清廉，正直有胆识。在他晚年，对后人立下家训：“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他为后世晚辈的成才建立了规范。
他十分崇向教育。他认为：“教家之道，千条万绪，非言语文字能罄述。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教子之方，莫要于读书。必能读书乃能明理，能明理始能成器，始能保家，至进取成名。登科、发甲，固视乎命运。然其家三世读书而发始达者十居八九；若先世目不识丁，而其身崛起田间，至登甲、乙榜者，百中仅一二焉。俗语所以胡‘书读三世发’之言也。”
良好的家教，使刘氏子孙不依赖父辈，树立了较强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一个个成为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这使刘统勋、刘墉父子能先后被皇帝钦点任《四库全书》总裁、副总裁，统领四千三百多人，编纂经、史、子、集一万二百四十六种，把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典籍，几乎包揽殆尽。
刘必显归里后，常住槎河山庄（今属五莲县，刘家槎河一带）。刘统勋兄弟们、刘统勋、刘墉父子多在此读书用功过。爱屋及乌，他们对这个杜鹃花盛开、“月明星影窥窗际，夜静溪声到枕时”，给他们人生打下良好基础的地方，感念至深。曾请当朝名家绘制了《槎河山庄图》，并请纪晓岚等众多名流题写咏吟诗篇，极一时之盛。
“清廉做官”，子孙们恪守了这一家训。
刘必显有四个儿子。长子刘桢，次子刘果，三子刘棨、四子刘棐。
刘桢字世卿，号石斋，贡生，考授从六品；
次子刘果，字毅卿，号木斋，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中举，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中进士，第六年授山西太原府推官。康熙六年改补直隶河间县知县。康熙八年为刑部江南司主事。康熙十二年升四川司员外郎。康熙十八年升江南提学道。
三子刘棨（１６５７－１７１８年，刘统勋之父），字弢子，号青岑。康熙十四年（１６６５年）十八岁中举，十年后中进士。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年）任湖南长沙县知县。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年）擢陕西西宁羌州知州。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年）升宁夏中路同知。后补湖南长沙府同知。康熙四十九年任天津道副使。一次在天津迎驾时，诏许从官恭瞻。因奏其兄刘果在河间县任知县时受到“清廉爱民”褒奖的事，并顺便请求康熙皇帝赐书。康熙帝十分高兴地赐写了“清爱堂”这三个字。从此，御赐“清爱堂”便成为了刘墉家族的堂号。
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九卿应诏举廉能吏员，以知府被举者，唯刘棨与陈鹏年二人。《清代名人传略》称其为“是当时以清廉闻名的几位官员之一，声望与陈鹏年同等”。
刘统勋（１６９８－１７７３年），他自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中进士，入仕途。他“服官５０年，家原有田数十亩，茅舍一处，未增尺寸。及卒，乾隆皇帝悲痛异常，当日亲临祭奠，晋赠太傅衔，赐祭葬，入祀贤良祠，谥文正。柩归故里前，诏令沿途２０里以内的文武官员，均至灵前吊祭”。
他一生虽然位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显官要职，是乾隆朝最受乾隆器重的重臣之一；是清朝最有建树的几位水利名臣之一，做了许多大事，可他没有给后人留下富足的家产，家里没盖楼堂瓦舍的阁老府，门前和祠堂里没有炫耀官显的旗杆，茔里没有歌功颂德的石碑，就连当时皇帝御赐他祖茔的蟠龙石碑也没有树起来。这都是尊其祖父家训办的，他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清官的美名流传至今。
刘墉，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能够听到历史脚步前行之声的家庭里。
在刘墉谢世后，清礼亲王昭木连在《啸亭亲录》一书中尚有这样一段追忆文字：“刘文清公墉为文正之子，少时知江宁，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以一介知府，而获全国声誉，甚至以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包公来比拟他的正直、清廉，可以怎样想见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该是怎样励精图治、与利除弊，又该是以怎样的高明手法与南京这一数朝古都内的大户贵戚们做斗争，才赢得了这一声誉的（史有详细记载）。以致后人有妇孺皆知的《江南围》、《刘墉私访》、《刘公案》等相声、戏剧。目睹王公大臣、豪门权贵竞相夸侈，炫耀富贵的厚葬之风愈燃愈烈时，刘必显不为时风所动，为子孙订下遗训：“凡我儿孙不必厚葬”。
刘必显让刘氏子孙们把一笔笔“财富”留给了老百姓！留给了清王朝！
也同时使刘氏子孙们“独善其身”，走出了在同时代与和珅等人命运不同的从政之道。
透过《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历史记载，让我们再回到３００年前，听历史老人再讲述一个个“海岱高门第”里的“父母官为民荡产”、“不拘一格荐英才”、“浓墨宰相”……的故事。
五、知州荡产
刘棨在任陕西宁羌州（今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一带）时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年），刘棨由湖南长沙知县升任陕西宁羌州知州。恰逢关中大旱，荒年歉收。上任途中，只见逃荒要饭者成群结队，百姓面黄肌瘦，衣不遮体，饿死者新坟四处可见。触景生情，不觉吟出“迢迢车马奔长安，满目凄凉不忍观，十里路逢千百冢，家家哭声不一般”。面对百姓的困苦和官府束手无策，他甚不安。
不幸的是，他上任的地方，连年歉收，州已无粮可赈，灾民度日如年。“无论如何不能再饿死人，先向附近无灾区借粮”。宁羌北依秦岭，南枕巴山，层峦叠嶂，沟壑纵横，难于运输。刘棨发动饥民，凡运一斗者给三升，不十日，就运粮三千石。在发放赈粮时，他对知县说，：“此粮是借粮，倘若秋收后百姓不能还，我得变卖家产还上。”由于措施及时得力，救灾工作进展很快，使很多饥民得以存活，灾情得以缓解。
宁羌土地瘠薄，百姓收入很低，贫苦农民很多。遇上灾年，多数百姓饭都吃不上，根本没有能力交纳国家的赋税，更谈不上归还贷粮。因此，州中没有能力交纳国家赋税和贷粮的困难户很多。刘棨深知老百姓的困难，就写了封家信，叫四弟刘棐，把他家中的地快快卖掉，立即把钱送到宁羌。
刘棐接到兄长的家信，知道兄长在任上为老百姓卖地付债，心情很急，他知道，兄长家的地产并不多，就是全卖了，也解决不了众多百姓欠国库的债款。经过反复考虑，他为了支持兄长的正义事业，就把自己的土地也卖了一些，把两家的卖地钱，一同寄到了宁羌州署。
刘棨兄弟二人，变卖家产，为州中百姓付债的消息，不翼而飞，在百姓中传遍，特别是那些吃到粮食而能存活下来的人，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州中稍富裕的人纷纷捐钱，要知州刘棨赎回家产。刘棨说，“我既食皇上俸禄，理应尽职尽责，看到大灾之年存活下来的人，吾心足矣，岂敢再有他求”。有人关心地问道，“那你的子孙后代咋生活”。刘棨说，“子孙强似我，要地待如何，子孙不如我，要地待如何”。
众人不甚理解，问，“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刘棨说，“子孙比我强，知书达理，光明正大，当好官，吃国家俸禄，要地如何？子孙不如我，贪赃枉法，罢官抄家，要地又如何？养了为民的子孙，把许多地产留给他，养成好逸恶劳、不能自力更生，甚至者不务正业，地产再多也守不住。教育后人自力更生，奋发创业，不依靠祖上的遗产过日子，这才是长久之计”。众人无不为佩服其高瞻远瞩，更为其宽阔的胸怀和大仁大义所感动。
为提高当地百姓的收入，刘棨在多次的翻山越岭，现场实地调查中，他发现当地的山上生长着很多柞树，根据在老家山东的经验，叶子可以养柞蚕。他马上从山东老家，聘请了许多养柞蚕能手，带着蚕种到宁羌，教老百姓养蚕。几年后，养蚕户越来越多，他又教百姓抽丝织绸来发家致富。百姓为感念这位父母官，就把织成的绸子命名为“刘公绸”。深得百姓拥戴。
因果轮回有其封建色彩。刘棨的多年以德治吏，一方面严守祖训，言传身教，为儿孙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却隐隐昭示了儿孙有所作为的内在原因。
六、文衡荐贤
刘统勋屡掌文衡，是选拔贤才极多的贤相之一。在人生境界上，他还是一位器识宏远、慎终追远的智者。
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位“圣明君主”，“康乾盛世”缔造者，尤其懂得思想统治的重要。在继位之初，就开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搜罗天下人才，为他的治国效劳。同时开馆修书，先后完成了典章制度的史籍《清三通》（《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清通典》）等一大批史籍的编纂。到了他继位３０年以后，更要宣扬起封建统治的文治武功，进一步笼络天下的文人学子，他下决心要编纂一部囊括中国古今图书典籍的大丛书。在规模上，不但要超过康熙、雍正时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而且要超过明代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创中国亘古未有之伟业。可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代书籍浩如瀚海，若想成此大业，非有学识渊通、博闻强记而且年富力强的奇才，才有可能担此重任。
乾隆思来想去，将朝野的文人学士，一个个地排队，确信东阁大学士刘统勋能担总裁之任，并由其他大学士以及各部尚书协理，头脑中形成了总裁、副总裁一班人马的考虑，但总纂一职却无人能够胜任。
这天，乾隆皇帝又把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召进宫来，廷议由谁担任总纂一职，皇上叹道：“古来兵家常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乃千秋伟业，比疆场征战更难啊！朕沉思已久，难道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堪当此任吗？”
刘统勋早就有心，想在皇帝面前举荐纪晓岚，但这位东阁大学士，久在朝中为官，当然是老于世故，思虑极其周密，他想到纪晓岚是带罪发配之人，掌握不好时机，反倒事与愿违，于事无补。如今见皇上思贤若渴，正是为纪晓岚奏请开释的好时机，便慢吞吞地说道：“圣上乃真龙天子，当朝以后，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谓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为旷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胜于往昔，今圣上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世之宏章，地辅天助，定早已降下堪当此任的辅臣。只是老臣愚钝不慧，不敢贸然荐举。”
乾隆从刘统勋的话中，听出刘统勋已物色了人才，便催促说道：“看来你心中已有人选，何不从快奏来？”
刘统勋看皇上急切地催促，欲擒故纵，更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向皇上笑着说道：“哪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但往昔各代，皆不可与国朝相比。依老臣看来，堪当此任者，已侍奉圣上多年，也深得圣上垂爱，只是这位才子远离圣上几年，圣上一时想不起来罢了。”说到这里，刘统勋又故意十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乾隆看刘统勋胸有成竹，而又有意绕弯子，便又催促道：“老爱卿，此人是谁？你快快为朕奏来！”
“圣上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此人又久居边塞，所以圣上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人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过侍读学士的纪晓岚啊！”
乾隆听刘统勋说完，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然后问道：“老爱卿，难道你是有意为他说情来啦？”
刘统勋连忙下跪说：“圣上明鉴，臣蒙圣上恩宠，处以高位，自当鞠躬尽瘁，报效万岁隆恩。几十年来，臣以国事为重，忠心耿耿，今万岁爷求贤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尝思古人尚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今吾皇万岁乃贤明圣主，广开言路，故而老臣敢直言以陈。纪昀虽是臣的门生，但他更是圣上的宠臣。丁卯顺天乡试，臣蒙圣恩主其事，为国选优拔萃，不敢稍有懈怠，看到纪昀的才华出众，列榜首之人，非他莫属。中进士之后，他恭敬侍上，深得圣上嘉许。戊子年坐‘泄盐’案发戍乌鲁木齐，乃圣上英明，爱惜英才，免其死罪，宽大至极。他在西域军中，也勤奋不已，并深为泄盐事愧悔，一旦赦免回京，定能不负圣上隆恩！”刘统勋侃侃奏来，入情入理，乾隆听着不由得频频点头。
这三年的工夫，内廷没有纪晓岚走动，乾隆总感觉缺点什么，遇有许多事情时常想，要是纪晓岚在朝中就好了，尤其在诗、联属和之时，更感到如此。但皇上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不好将纪晓岚马上召回京城。自从动了纂修四库全书的想法之后，皇上也在想着，由纪晓岚主持总纂，恐怕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现在刘统勋奏请，正合本意。乾隆也正好顺水推舟，堵住和珅等一帮人的嘴巴。乾隆说道：“看在老爱卿的面上，朕赦纪昀回京。”
于是，乾隆颁下诏书，要纪晓岚火速回京。这年六月，纪晓岚回到了北京。成为《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
四库全书的编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乾隆年间的一个盛举，对于纪晓岚来说，则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纪晓岚日坐书城，博览群籍，寻章逐句，从《永乐大典》搜辑散逸，尽读各行省进献书籍，极尽艰辛。整整用了８年时间，删定润色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四库总目》、《四库提要》）２００卷、创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２０卷，收正式入库书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六千七百八十八种，总计一万二百四十六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提要》著录基本上概括了清代中叶以前中国的重要著作，这万余部典籍的提要，“门类允当，考证精华”，对了解中国古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前后用了近２０年时间，《四库全书》最终告成。
七、浓墨宰相
清代早、中期的康熙、乾隆年间，康熙、乾隆二帝对董其昌、赵孟 的书法格外垂青和倡导，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以来的贴学，继明末中兴之后延续了一百余年的兴旺局面，出现了王铎、刘墉、王文治等一批帖学名家。与此同时，官方书体——“馆阁体”形成，在科举制度对应试中皆以小楷书写，并规定用墨要乌黑，结体要方正，点书要光泽。
《中国通史》（蔡美彪，１０卷５８３页），记载：“清代书法——刘墉处于帖学碑学交替之际，被称为融会历代诸家书法之集大成者，笔笔力厚骨劲，气苍韵遒，极为后代书论家推重”、有“浓墨宰相（刘墉）、淡墨探花（王文治）”之称。
刘墉书法外表朴拙，内涵深厚。刘墉与翁方纲、铁保合称清朝书法三大家。又与成亲王、翁、铁合称四大家。其诗歌创作与艺术，在清亦享名，然与政绩皆为书名所掩。
随着《天下粮仓》、《宰相刘罗锅》等电视剧、京剧等文学作品在全国电视台及华人世界的热播，“罗锅宰相”的一些书法遗存于世的书法作品也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刘墉的书法真迹、著作等也随之身价大增。
八、刘墉家族
人物小传
【刘统勋】 刘统勋（１６９８－１７７３），字延清，另字尔钝，清内阁学士，刑部尚书，高密县逄戈庄（原属诸城）人。
他１７２４年（清雍正二年）中进士，入仕途。１７２９年任湖北乡试正考官。１７３６年升内阁学士，署刑部右侍郎。次年，任刑部左侍郎。１７４１年９月，被提拔为右都御史。
１７４６年３月署漕运总督，９月还京。１７４７年充顺天府乡试正考官。１７４８年３月，受命同大学士高斌查办山东赈务。５月，先后至济南府德州哨马营、东昌府及聊城县运河东岸、泰安府东平县戴村坝以及沂河西岸江枫口，改坝浚河，成绩卓著。１７４９年１２月，迁工部尚书，继而兼翰林院学士，又迁刑部尚书。１７５２年以查验通仓短少米石不实被免职留用。
１７５３年９月，铜山一带黄河决口，他奏陈疏防之策，绘图以进。朝廷据图令其随地规划堵御。黄河复归故道，朝廷嘉其绩，令与策楞、舒赫德一并叙升。他十视河坝，两修海塘，前后奏章数十起，皆中机宜，剔除积弊，利于民生。河南百姓为之立祠于黄河南岸。
１７５４年，朝廷加刘统勋为太子太傅。协办陕甘总督事务，赐孔雀翎。朝廷命他巡视巴里坤、哈密驻兵，正遇睦尔撒纳（回部首领）兵扰伊犁；定西将军永常自木累退师巴里坤。他据此上奏，请弃巴里坤，退守哈密。朝廷震怒，即行革职押解回京。其子亦被拿交刑部，家资充作军用。未几，从宽免罪，命他以司员办理军需，效力赎罪，１７５６年补授刑部尚书，发还本籍家产。
１７５７年５月，云南巡抚郭一裕怂恿总督恒文购金制鑢，他受命前往审查。得实后，皇帝赐恒文自尽，令将一裕发往军台效力赎罪。１２月晋太子太保。翌年正月，迁吏部尚书。１７５９年２月，西安将军都赉克扣军饷，由他往查，按律被斩。又与巡抚塔水宁会审山西归化将军保德、同知世图侵吞公款案。奏议如实，保德受斩。
１７６１年，他受任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事务，继又兼管兵部事务。１７６３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任尚书房总师傅。１７６５年，兼管刑部事务，充国史馆总裁。１７６８年１２月，他７０岁，乾隆帝赐御书赞元介景匾额。
１７７３年任四库全书总裁。１１月卒，年７５岁。有子墉、孙镮之。著有《文正公诗集》。
家原有田数十亩，茅舍一处，服官５０年，未增尺寸。及卒，乾隆皇帝悲痛异常，当日亲临祭奠，晋赠太傅衔，赐祭葬，入祀贤良祠，谥文正。柩归故里前，诏令沿途２０里以内的文武官员，均至灵前吊祭。
刘统勋不仅是刘氏家族中最大的官，在清史上他是一个占有相当地位的政治家。《诸城县续志》评价说：“刘统勋刚毅笃厚，久值机密，襄赞纶扉，随事献纳，推贤黜奸，为百余年名臣第一”。在乾隆中期，他是最有名，最有远见卓识，最公正无私的政治家。
【刘 墉】 刘墉（１７１９－１８０５），字崇如，号石庵，清朝官吏，书法家，高密县逄戈庄（原属诸城）人。大学士刘统勋之子。
１７５１年（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入仕途。１７５５年（乾隆二十年）１０月，其父（时任陕甘总督）以办理军务失宜下狱，他时任翰林院侍讲，亦遭逮治，逾月获释，降为编修。次年，提安徽学政，任职３年，调任江苏学政。１７６２年（乾隆二十七年），任山西太原府知府。１７６５年（乾隆三十年）升任冀宁道台。次年因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公帑，坐罪革职拟死。诏免，发军台（清廷设在边疆的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仍授编修。１７７０年（乾隆三十五年），迁江西盐驿道。１７７２年（乾隆三十七年）擢陕西按察使。翌年，因父逝世，归籍丁忧。
１７７６年（乾隆四十一年）初还京，授内阁学士。１０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翌年，复任江苏学政。在此任内，他劾举徐述夔著作悖逆有功及督学政绩显著，擢湖南巡抚。时值该省多处受灾，哀鸿遍野，贪官污吏猖獗，民怨载道。他严劾贪官，勘修城垣，革除陋习，抚恤灾民，颇有政绩，升都察院左都御史。
１７８２年（乾隆四十七年）４月，充任三通馆总裁，５月，为吏部尚书，奉旨审理山东巡抚国太（皇妃伯父）结党营私、贪脏舞弊案。他至山东境内，化装道人，步行私访，查明事实。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太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开征时，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９名。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太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他如实报奏朝廷，奉旨拿国太回京，并开仓赈济百姓。时皇妃已为国太说情，有的御史从旁附合。他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太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太伏法。
１７９７年（嘉庆二年），他升任东阁大学士。１７９９年（嘉庆四年），奉嘉庆皇帝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结党营私、勒索纳贿一案。他不畏权势，立即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２０条，回奏朝廷。皇帝处死和珅，并没收其家财三分之二（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入官。不久，嘉庆皇帝加赐他太子少保，后命其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他外娴政术，内通掌故，博通经史，长于古文考辨。曾三次兼署国子监，数任乡试、会试正考官。又筹办编撰过《四库全书》、《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并擅长书法，其书貌丰骨劲，味厚神藏，有“棉里裹针”之妙，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铁保等齐名。其中部分墨迹，由其侄刘镮之整理，摹勒上石，以《清爱堂石刻》刊行。著有《刘文清公遗集》１７卷及《刘文清公应制诗》１部。
【刘镮之】 刘镮之（１７７５—１８２１），字佩循，号信芳。
三岁丧父，自幼由伯父刘墉抚养教育。１８岁中举，２８岁中进士（１７８９），任翰林院庶吉士。１７９９年（嘉庆四年）出任浙江学政，十月迁詹事府詹事，诰授资政大夫。次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１８０１年（嘉庆六年）迁兵部右侍郎，七月转兵部左侍郎。１８０４年（嘉庆九年）正月命提督江苏学政，六月调吏部右侍郎，仍留学政任，诰授荣禄大夫。１８０７年（嘉庆十二年）任顺天学政。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六月充浙江乡试正考官，八月命提督江苏学政。次年擢兵部尚书。１８１３年（嘉庆十八年）署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兼任不久，大兴人林清领导的起义，潜入北京，由太监接入皇宫，失察，应降职。皇帝加恩留任。１８１４年（嘉庆十九年）调任户部尚书。１８１５（嘉庆二十年）将伯父刘文清书法凑集出版。１８１７（嘉庆二十二年）嘉庆皇帝从热河秋猎回京，镮之入见，皇帝诘问：“为何奏事不多？”又问“怎么不及时捕教匪？”镮之不能对。皇帝责其玩愒（憩），降为侍郎候补。次年年底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管顺天府尹。１８２０年（嘉庆二十五年）春任兵部尚书。道光皇帝嗣统，调任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次年卒于官，赐祭葬，谥“文恭”，《清史稿》有传。镮之居官清廉，卒后，道光皇帝谓其“明白敢言、深为悼惜”。
总的看来，刘镮之官做得甚大，也深得皇帝宠信。但时局多变，朝廷上下实心干事的人愈来愈少。镮之也难脱俗，与其祖辈相比，就平庸许多，这也是整个刘家衰落与时代衰敝丛生相互作用的结果。
九、日照刘氏祠堂建立始末
为凭吊刘墉的公德，刘墉的族人出资在祖籍草涧建造一座刘氏祠堂，草涧的刘氏族人也发动筹集建祠银两和征集能工巧匠建祠，逄哥庄北寺刘墉族人亲自派人监工。建祠在清道光年间（具体年份不详）。刘氏祠堂坐落原村南始祖思源墓地东侧，与思源公墓地依次排列，祖林古柏参天。林地东侧一棵古槐，树粗两人合抱，树高三丈有余。林前有一块几千斤重的大白火石。思源公后裔遍布诸城、临沂、莒县、沂水以及江苏赣榆等全国各地。“四清”以前，常有各地刘氏后裔来草涧祖墓祭奠、凭吊。社会上也称“大白火石刘”，现在大白火石尚在原处。
刘氏祠堂建地一亩二分，祠堂正堂为三间，砖木结构，重梁挂柱。壁内朱漆粉刷，祠堂东西两挑檐爬爬狗依次排队（爬爬狗张着口），祠堂东西两山尖，安着钢杈守。祠堂院墙是用青砖砌成的花墙，院内有两棵黄洋树，分植在祠堂正门两侧，有三棵银杏树，其中两棵大的直径有六十多公分，高两丈有余，还有柏树数株。祠堂内的仪仗是由刘墉家族的族长专程护送来的，皇帝御赐恩典的半台銮驾陈列祠中。祠堂正面悬挂着长１.８米，宽０.９米横匾一块，上面五个烫金大字“御赐清爱堂”。祠堂正中安放着刘墉神位。写着“吏部天官刘墉之位”。神位前是香案，香案两侧插着旗牌三扇，金瓜、鋮斧、朝天镫半台銮驾，还有龙凤棍、铜锣等仪仗。祠堂正门檐下分别悬挂着御赐纱灯一对，光泽照人，整个祠堂富丽堂皇，引人起敬。祠堂正堂西南侧有偏房两间，是专供守祠人居住。
据传：过去凡是路过此地的清朝官吏，都必须三里路之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步行到祠堂行大礼拜銮驾。建祠以来每到春节和正月十五，刘氏族人扶老携幼前来祠堂叩拜、祭奠、凭吊刘墉英灵，省内外一些始祖思源公的后裔也时常来此凭吊。
祠堂内仪仗等遗物，１９４７年“土改”时绝大部分被损坏，祠堂也多年失修，如不尽快抢救，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将永远消失。
后记 “羊年伊始”，刘墉故里的人们，赴诸城、高密、潍坊、临沂、沂水等地的村镇、大学、博物馆等实地走访调查，搜集资料，经初步整理，汇编成了《刘墉研究》；根据老人回忆，绘制当年建筑图。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正在规划着以《刘墉研究》为纽带，建立刘墉纪念馆，发展旅游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