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名著,也是他的代表作。因为这本书,大陆人认识了黄仁宇。同样,因为这本书,中国出版界也出现了“用不同的视角阅读历史”的现象性风气。
那么,这一本并不算煌煌巨著的历史书凭借什么赢得了学界与读者的青睐?而万历十五年这一个并不显眼的年份,又因为什么而被黄仁宇选为“历史的横断面”而著述解读?黄仁宇将这些草蛇灰线般的答案分解成了几个章节的标题,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借助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将他的“大历史”观念陈述出来。黄仁宇给《万历十五年》起的英文书名是<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年,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在传统历史观中,这一年的确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然而在黄仁宇眼中,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的小事,却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般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在大明国内,张居正、海瑞与戚继光先后故去;在大明边境,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兴宫室、立法制;而在遥远的欧洲,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国,揭开世界历史的新篇章……在这本书中,黄仁宇试图以五个“没有找到出路”的故事为主体,来探讨一整个“没有找到出路”的时代与王朝。
一、没有找到出路的皇帝与首辅大臣——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相爱相杀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万历时代的顶层,它的主角是万历皇帝与张居正。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事迹大约便是“万历怠政”了。所谓“万历怠政”,是指万历十四年之后万历皇帝竟连续三十年不上朝。后世对这一事件的原因众说纷纭,《明史》中甚至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言,然而在黄仁宇眼中,万历怠政背后有着颇为复杂的背景。
这个源头便是张居正。张居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同时也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因保护皇室铲除高拱立功,又因智慧超群深明大义,一向为年轻时期的万历皇帝敬重。而张居正也确实不负重望,在内阁首辅十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时间朝政焕然一新,史书所称的“万历新政”进行得如火如荼。只是,一直敬仰、器重他的万历皇帝,终于变脸了。
万历皇帝还年幼时,一直被李太后与太监冯保所教育并控制,张居正又受到李太后的支持,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没有什么阻碍。然而随着皇帝慢慢长大,君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便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了。李太后的教育方式使万历皇帝多疑而优柔,这种性格明显被映射到了首辅张居正身上。面对这个强大而坚毅的角色,我们无法准确知道他的内心,然而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的罪行便已经被盖棺定论,什么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这个结局本身便表明了一切。之后,冯保亦被判定“十二大罪”,只是姑念其沿有微功,免除极刑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这一系列事件甚至让后人觉得万历皇帝之威足以与日后的康熙相媲美,万历皇帝终究缺乏勇气与毅力,漫长而压抑的皇室教育没有让他成为胸襟开阔、懂得宽恕的人。当他因为册立太子的“国本之争”与群臣相对立时,居然选择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消极抵抗”,那便是拒绝上朝。
事实上,“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这些指控,很有可能是真的。黄仁宇并不认为这段历史可以区分出简单的正误,张居正并非完人,其改革过分中夹杂着很多个人利益因素,而万历皇帝的“消极抵抗”在黄仁宇眼中也并非是纯粹的“任性”。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孕育出了这样一对君臣,他们都有着坚定的理想与抱负,却都没有找到出路,这种矛盾最终为王朝甚至是中华文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当时间的转轮指向万历十五年时,历史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
二、没有找到出路的清官:极端主义者海瑞的“no zuo no die”
在第二个故事中,黄仁宇将视线从顶层转移到基层,故事的主角则是历朝清官的楷模——海瑞。
提起海瑞,后人脑海中反应的第一个形容词恐怕便是清官,而他也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官。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还不够他殓葬,这样的清官从古到今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然而治国不是依靠清廉就能“玩转”得起来的,为官自然也非如此。海瑞从政二十多年,他的信条被人仰慕也被人遗弃;他如同一个英雄可以感染观众,但他那些政治措施便在当时也没几个人能认同。
在黄仁宇看来,海瑞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但他也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海瑞这样的一个官员,在士大夫特殊的语境下已经被塑造成极具声望的典型,但其古怪之处也常让人感到无法与之共事。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时,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纷纷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成黑色“认怂”。如果说这还仅仅是社会风气问题,那海瑞对民间借贷等问题的狂热打击则让他“里外不是人”。
明朝没有专门的借贷机构,一个自耕农如果稍有积蓄,自然会设法借贷于亲朋以取得利息。一开始借贷双方的贫富程度往往相差无几,但当借方急需用钱的时候,高得贷便出现了。这现象在当时已经成为了社会风气,海瑞怎么能看得下去呢?第一个被开刀的便是徐阶的家人。要说徐阶对海瑞还有救命之恩,海瑞却将他弟弟徐涉逮捕了,这一出戏老百姓自然叫好,可是再往下发展就不行了——毕竟放高利贷的人太多了,而且很多并不是官员而是普通百姓。海瑞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为了一鼓作气解决问题,他每月专门安排出两天收受这一类案件,这反而搅得民怨沸腾。可想而知,海瑞一个堂堂的南直隶巡抚,一天到晚事必亲躬干的却是这些细枝末节,做的又是以一人之力对抗社会的事,结果在满朝官员的参劾下,海瑞终于被迫辞职了。
相比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海瑞则是庙堂中层文官的典型。他代表着一个意味为整个朝局寻找出路的官僚群体,但却不可避免陷入偏执,为社会所不容。作为中层官员,他和皇帝、首辅一样没有找到出路,很多事情已经在历史的洪流中无可奈何。
三、没有找到出路的将军:能够抗倭的戚继光却抗拒不了时代的潮流
黄仁宇的第三个故事关于戚继光——这位戚继光正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抗倭英雄,而故事的开始则要从倭寇入侵开始。
在后人眼中,明朝的武功是相当不错的,毕竟朱元璋、朱棣均以武立国,明朝又定都于离边境不远的北京,忧患意识满分。然而事情的真相却是,明朝的野战军军力“弱爆了”。
从明朝军队的装备就能看出来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一般的士兵穿的“盔甲”是衬以小铁片的棉布袄,有些甚至是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而士兵的武器,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既没有足够的质量,更谈不上标准化。这样的军队,比起农村的民兵,纵然强也强不到哪里去,就更别说上战场杀敌了。倭寇入侵初期几乎战无不胜,原因正在于战术与武器。
戚继光要打日本人,当然不能用这样的士兵,他只能自行在内地招募新兵。他招的兵都是贫寒出身,比较能吃苦;而他的军纪又特别森严,甚至士兵离队小便都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据传说戚继光的二儿子就是因为违犯军法而被他处死的——以此来看,戚继光最终能驱逐倭寇,倒也不奇怪了。
然而黄仁宇的视角远不止于此,相比与抗日英雄的光环,他更关注戚继光成名之后到北方进行军事改革的故事。戚继光于1568年调到蓟州任职,又得到了张居正的赏识,开始研究“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在这期间,他经常巡视各部,不带一个侍卫到长城外围考察,甚至亲自攀着悬绳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在这其中,他还写了一部军事著作《练兵实纪》及一部诗集《止止堂集》。
同时黄仁宇也看到了戚继光矛盾的一面。他生前娶妾三人生子五人,而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泼悍的夫人却不知此事。他也并不清廉,与张居正之间礼物往来不绝而且颇为贵重。此外,他还极为迷信,设计的军旗上常常有星辰与鸟首人身的怪物,同时非常重视黄道吉日与生辰八字。他看到了火器的威力与趋势,却继续动员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中,枪炮手与藤牌手并肩作战。这些矛盾并成为流传甚广的名人轶事,而在张居正倒台后,他怀壁其罪受到牵连,最终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无论如何,戚继光都称得上一个优秀的将领。在黄仁宇眼中,戚继光之死并非主要因为他“有造反的能力”,而是因为他的军事整顿已经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最终付出了代价。
然而在这一系列变故之外,西班牙的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出征英国了。明王朝这个二者的帝国已经失重整军备的良机,而失去了戚继光的明朝边防部队也最终也没有找到自强的出路,终于失去八旗军相抗衡的基础。
四、没有找到出路的思想家:“不疯魔不成活”的李贽及其被嫌弃的一生
黄仁宇的最后一个故事关乎于一个思想家,他的名字叫李贽。李贽是一代大儒,也是泰州学派的宗师,在当时以及后世均颇有影响。然而,他与海瑞、戚继光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极端、非常矛盾的人。或许,在黄仁宇眼中,这样一个极端与矛盾的时代,势必将由一群极端与矛盾人所发表,所以他也最终将李贽作为全局的结尾,完成关于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段叙述。
李贽很可能有些印度与欧洲的血统,然而他却完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成人。年轻时代他一直郁郁不得志,直到三十二岁才得到了一个国子监教官的职位——然而这也没改变他的贫穷。据李贽自己说,有一次他整整七天没有吃到多少东西,饥饿到分不清稻梁与黍稷。然而在如此的磨难之下,李贽依然改变不了他“不疯魔不成活”的性格。姚安府任满后,正值官运亨通、一帆风顺的李贽忽然决定退休,寄居到耿氏兄弟家中。之后,又因为理念问题与耿定向闹翻,搬到附近的佛堂里居住并落发为僧,妻子无奈独自回泉州老家,郁郁而终。听到妻子去世的噩耗之后,李贽又对自己的作为产生的严重的悔恨,常常劝告朋友不要轻易出家,其晚景十分凄凉。最终,李贽被诬下狱自刎而死,以这样的的方式结束了其栖栖遑遑的一生。
在传统历史学者的眼中,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然而黄仁宇更愿意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观察这一个狂人与奇士。实际上李贽就是一个视自由高于生命、极度追求自我的文人。在给朋友的信中,李贽明言之所以不回老家,就是因为家中闲杂人等以“俗事”强迫,他不堪其扰干脆剃发表明心迹。李贽辞官后到耿家充当门客兼教师,但不久便与耿定向发生抵牾。到最后耿定向愤愤指出李贽以立异为标榜,立异的目的还是立异,无非是为了博取超凡脱俗的名声,这样下来好强喜辩的李贽自然也不愿意呆下去,顺势遁入空门了。他厌恶政治,又不得不依赖那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他由于对政治官僚不满而辞官归故里,但文章写来写去还是离不开政治官僚,他的名望也因此而越来越大,最后还是卷入了政治漩涡招致杀身之祸。
然而黄仁宇并不想把这一切简单解释成“五斗米”的故事。他认为,李贽其实表明了这样一个现实: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序必然受到限制。李贽的生平就是当时社会思想界找不到出路的现实体现——旧的思想已经无法指导社会生活,而新的体制又迟迟不能出现,于是李贽在沉默中爆发,明朝在沉默中灭亡了。
结语
黄仁宇因其“大历史观”而为世人所知,然而其《万历十五年》写的却是几个人的小故事。没有找到出路的皇帝,没有找到出路的首辅,没有找到出路的的官员,没有找到出路的将军,连同没有找到出路的思想家——他们暗示着一个最终没有找到出路的王朝与时代。
析微知著。五个人的故事并不多,但他们的方方面面都能折射出一个大时代的方向。黄仁宇没有将过多的笔墨花在评价与分析上,他更希望通过这几个在时代风口浪尖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的故事,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探索、去领悟,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的“大历史观”。
文/今日头条·三观快读汇·獬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