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喜欢看汉朝，写汉朝，用中间缘由。当然，这是因为汉朝作为国民血脉喷张的时代，可以为今天的中国振作起来。从《战狼》可以看出，数不胜数的“明范强汉字，即使相距甚远，也必须处罚”。
但这只是一方面。
精气神固然重要，但一旦自high过了，就难免虚火上升，血压升高，产生各种不适，比如一听到“厉害了”、“震惊了”、“吓尿了”种种，我就条件反射般地胃痉挛，触发重度尴尬症
崛起要这么容易，那人人都是领导了。
所以我喜欢汉朝，更重要的是因为：作为曾经的过往，那个时代具有高度的标本性和穿越感，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和途径，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历史经验与教训。如果想认识今天的中国，投望明天的华夏，阅读汉代无疑是绝佳的历史体验。
十年前的旧文，写了写西汉的骑兵，现在看来，还有点意思，这次先犯犯懒，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文章正在赶工中，不见不散
题解
之所以把两千多年前的老账翻出来，略加梳理，源于近来被形形色色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公众话题：航空母舰——在继2009年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表态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之后，总参谋长陈炳德也于今年6月首次公开证实，中国正在建造航空母舰。
陈炳德上将的一句话，在引发了政界、军界、媒介风暴的同时，更无疑重燃了中国人的大国航母之梦——这个从民国时期海军将领陈绍宽就开始勾勒的梦，历经八十年的风雨迷濛，如今正向我们切近地走来。
作为世界武器库中最为昂贵但又最具战略威慑力的武器之一，航空母舰作为海洋大国的标志一直为人们所钟爱。但二十年前，官方却很少涉及到这个话题，即使有，也是遮遮掩掩，欲语还休。个中原因，依我看来，不外乎两点：
一是因为成本高昂，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玩不起；再有一点，更为重要，那时的中国，经济规模不大，触角不多不广，海外核心利益很少，一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航母战斗编队基本上只能是个摆设，没多大用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讲求实效的民族而言，几乎没什么必要。但随着中国经济体的急剧膨胀，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对外贸易、投资频繁，要维护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还有作为“输血管道”的“海上生命线”，我们现有的几支舰队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了，“走向深海”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航空母舰的话题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公众视野的焦点位置，直至正式列入官方的日程表，正显示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策略也在进行着必要的调整，而需要同步实现的便是战略手段的变化与提升。
这样的思路令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汉代的“马政”。
所谓“马政”，便是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一套制度，两千多年前的汉帝国才能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并在与匈奴的争锋中终占上风，打破了既有的政治格局，确立了自己在东亚大陆的主导地位，开创了大汉盛世。
大汉的铁骑，就如同今日中国的航空母舰一般，作为实现国家战略意图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不断改写着历史与现实。
缘起：平城的屈辱
汉朝人对骑兵大军团的渴望，源于与匈奴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当秦末汉初中原板荡、海内鼎沸之际，北方的大漠草原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冒顿在搞定了他老爹之后，自立为单于，掌握了这个游牧人的帝国。之后，东灭东胡，西却月氏，南取河套，与华夏农业区直接接壤，同时开始骚扰燕、代，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地区。当时，刘邦和项羽在荥阳、成皋一带打得正欢，哪里还顾得上匈奴人，“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匈奴帝国就此崛起。
等到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定陶称帝之际，南北对峙的格局已趋明朗，两大帝国的碰撞不可避免。
公元前201年，匈奴大军在马邑包围了本就心存疑忌的韩王信，这个落魄豪门的末代王孙竖起了白旗。在韩王信这个二五仔的引导下，匈奴人越过句注，直攻到晋阳城下，一时间北地大震。刘邦在长安再也坐不住了，集中了三十二万兵力，御驾亲征，决心和匈奴一较短长——对于未来东亚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的平城之役由此爆发。
战争的进程，以汉朝人的眼光来看，应该是相当的“郁闷”。冒顿耍心眼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摆出一副熊样儿。刘邦脑袋发热，以为匈奴人不堪一击，带兵狂追，主力步兵则被远远抛在了后面，结果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陷入了匈奴四十万精骑的重围之中。刘邦被围七天，后来亏得谋臣陈平剑走偏锋，给冒顿的老婆送礼，通过“枕边风”的力量，才使得刘邦脱险。
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城下之盟，汉朝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是：“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这便是后世常常提到的“和亲”政策。
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协议框架便确立了未来几十年中东亚大陆的基本格局：匈奴是无可争议的霸主，而汉帝国只能屈居其下，以变相朝贡的形式来换取边境的相对和平，至于地处岭南的南越、占据东南沿海的东瓯和闽越，守着朝鲜半岛的卫氏政权，天山南北的西域诸国，则只能在两大帝国之间选择何去何从，充当着二三流的角色。
解题：刘邦的无奈
国际格局的形成，源于各方力量的对比，而在两千多年前缺乏国际法等杂七杂八所谓“现代文明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力量的对比首先表现在军力的差别上。
平城战役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汉匈两国军队的构成差异所造成的。匈奴是“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而汉则“多步兵”，以步兵去对付骑兵，就如同现在用步枪去打坦克一样，差着多少个级别呢。而且步兵集结速度慢，应急反应迟钝，匈奴人那边都上来了，这边还在乱哄哄地调动呢，等你开到事发地点了，人家早就抢了个盆满钵满，打道回府了。以这样一支军队去和匈奴骑兵过招，别说进攻了，就连防御都非常吃力。如何从技术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困扰着汉王朝的痛苦课题。
就如同现代军事理论上常说的“对付狙击手的最好办法就是一名更加出色的狙击手”一样，要对付匈奴骑兵，就需要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这个道理，对于在反秦攻楚战争中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老兵痞刘邦来说，他不可能不明白。想当年在楚汉战争中，彭城一役，项羽以三万远道兼程而来的疲敝骑兵，一举击破刘邦拼凑起来的五十六万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汉卒十余万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经此一番刺激，刘邦“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乃拜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荣阳东，大破之”。汉军的骑兵建设得到了加强。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非常善于吸取教训，眼光也是很准的。
那为什么史书中没有留下汉初关于“马政”的记载，刘邦似乎也没有大规模建设骑兵军团的意向？
依我看来，那时的刘邦，其实真的很无奈。
刘邦和他一手初创的汉帝国，当时面临的课题，尽管多如牛毛，但简而言之，有两个：一是挨饿，二是挨打。
关于挨饿的问题，我在这里还得把几条被各种史书引用了无数次的史料拎出来，以说明当时形势的严峻。
一是“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这是说人口的短缺问题。估计有人问了，我们国家现行的基本国策之一不就是“计划生育”，人少了不是挺好的嘛？要知道，那会儿和现在可不一样，土地作为基本资源，其开发程度离饱和状态还差着远呢！在当时的生产水平和条件下，相对于土地，其实人的资源更宝贵，只有人口与土地的结合，才能产生财富，也才能从根本上支撑起农业帝国的大厦。而劳动力的严重短缺，无疑是汉初遇到的首要难题，这也是当时国力虚弱的重要表象之一。
另一条是“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皇帝不能配齐四匹同样毛色的马拉车，大臣们都有坐牛车的，老百姓就更甭提了，这说明社会财富的匮乏到了惊人的地步，试想一下，上朝的时候，巍峨的宫殿外，到处是牛喊驴嘶，景象何其壮观！
再有一条便是“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大帮投机倒把的奸商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严重扰乱市场，这就和现在的房地产商与某些政府人员勾结，大肆哄抬房价差不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邦的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掌控能力还相当脆弱。
这么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促使刘邦和他的团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当前仍处于创建伟大帝国的“初级阶段”，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而现阶段的核心任务只能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民力、与民休息。
另一个问题便是挨打。
当时，汉帝国得处理“多边关系”，岭南的南越、东南的东瓯和闽粤，乃至朝鲜的卫氏王国，都得照顾到。尽管国家初创，国力虚弱，但对付这些二三流的角色，还是绰绰有余的，而这些“边缘化”的小国，也都很有自知之明，不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正有资格、有胆量、有实力来砸场子的，只有匈奴。
平城之役只算是个开始。尽管汉匈签订了和平但不平等的条约，纸面上有了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汉匈经济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以及不稳定性等等，因较为复杂，这里不作讨论了），匈奴的侵扰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吃完你还要打你的行径当然令汉朝震怒。
尽管当时还没有“政府负有公共管理、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职能”这样的说法，但汉政府显然是有排除匈奴干扰、保障边民生产生活这样的责任的，如果容忍这样的局面，不仅有损于中央的形象，长此以往，甚至会动摇国家的根本。
在解决挨饿与挨打之间，刘邦必须做出抉择。（两者并举，在当时国力有限的情况下，显然不切实际。）
忍气吞声，先练内功——这就是刘邦的选择——无奈的选择。
抉择：妥协的理由
汉廷的选择，应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或者说是前提：
首先，王朝的生存是第一位的。秦之覆亡，历历在目，这对于刘邦和他的班子而言，绝对是最好的教科书。秦的短命归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把国内问题搞好，更确切的说，是没有解决普通老百姓生存权的问题。严刑峻法加之无休止的徭役，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造反的机会成本甚至低于做大秦帝国的顺民——反秦，可能还有活路，而卑微地窝着，完蛋的几率却更大——因此，秦亡了。对于汉初精英集团而言，让老百姓能活下去也就意味着让帝国存在下去。因此，解决吃饭问题才是重中之重，所有的课题都需要暂时的退避三舍。
其次，匈奴的侵扰破坏能力有限。说白了，就是你小子揍得还不够狠，不够疼，老子我还抗得住。这里我们不妨稍微学术点，做个类似于“市场调查”的统计。
根据《汉书》的记载，自白登之围至西汉末年，匈奴对西汉较大规模的侵扰至少有26次，（另外，《后汉书》还记载了两次对东汉的扰边）被寇边的汉朝郡国有代、狄道（陇西郡治）、阿阳（属天水郡）、北地、朔方、上郡、云中、燕（诸侯国）、雁门、武泉（属云中郡）、上谷、辽西、渔阳、定襄、右北平、五原、张掖、酒泉等，约为17个郡国。
要考察匈奴的破坏力，那就要考量这17个郡国在汉朝究竟有多大的分量。汉初有40余郡，文景两代相继执行以亲制疏和众建诸侯之策，使王国数目增多，领域缩小，景帝悉收王国支郡以属中央，又使汉郡数目激增，至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 144年)，共有王国二十五，汉郡四十三。武帝时代，大力开广三边﹐不但恢复旧秦版图，而且大有扩展，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全境共有一百零九个郡国，为西汉一代郡国最高数，其中郡九十一，王国十八。此后，西汉的长期稳定在一百零三郡国之数。
我们这里不做精确的测量，但粗粗这么一扫，也能很明显地看出，匈奴所能破坏的17郡国之地，较之汉朝的百郡疆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且匈奴的攻击范围，只限于汉朝的北部边地，并非汉朝的财赋重地，难以从经济上对汉的立国根基进行有效的打击。
更重要的是，匈奴的进袭只满足于掳掠子女财物，而没有丝毫进取中原、一统天下的战略意图（最明显的表征莫过于平城之役时，冒顿明明可以搞定刘邦，进而窥视中原，却最终以满足经济物质上的利益而收手，这表明了匈奴缺乏统治农业民族的经验、勇气和起码的政治准备），这对于汉朝而言，绝对是最值得欣慰的地方。
可以看出，匈奴如果要对汉朝形成真正的、具有根本意义上的“威胁”，那出路只能是在如何对待农业社会方面想“办法”，惟其如此，才能成为结构性的颠覆力量。但从以后匈奴的发展来看，这个草原帝国不仅没有能够找出这样的办法，而且甚至几乎从未朝这个方向探索过。他们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在汉帝国边境上烧杀抢掠，以满足自己可怜的贪欲。而这种隔靴搔痒似的做法，却无法撼动大汉的根基。
事实已经显而易见：匈奴不仅不是一支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甚至连毁灭破坏性的能力都不具备。可以这样说，只要汉帝国的内部问题解决好了，在与匈奴的争锋中，已可立于不败之地。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以上两点，汉帝国做出了重内轻外、集中精力解决内政的战略选择。这样的决策，使得汉朝获得了最为宝贵的战略资源——时间。汉帝国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宏伟的战略布局了。
我们不得不说，刘邦的抉择，尽管无奈，但却是最为明智的。
起步：刘恒的“先见之明”
大汉铁骑，真正的起步应该归功于文帝刘恒。
我们说过，刘邦当政期间，之所以没有把组建骑兵大军团这一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所限。您想啊，当时连刘邦都凑不齐四匹同等毛色的马，将相们都有坐牛车的，就这模样，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难以保障，更别说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养马练兵了。骑兵对于当时的刘邦和国家而言，绝对是个代价极其高昂的、属于“超前消费”的“奢侈品”。
除了经济的原因，国家战略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汉初实行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重点在于国内的经济恢复而非对外的开疆辟土，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对于这一战略的落实显然没有多大的作用，而且还很可能会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战略目标决定战略手段，骑兵军团作为一种手段，在当时还没有多大的市场。
以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执政二十多年的发展为基础，汉朝迎来了持续三十余年的“文景之治”。这个励精图治的时代可以说为此后的汉武盛世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据《史记·平准书》载：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这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不遇到水旱灾害，大家都能维持一般的生活。钱库里积满了钱，穿钱的线绳由于年久腐烂，都不能校数了；城邑和乡间的粮库，都储满了粮食，陈粮接陈粮，库里装不下，又在库外露天存放，由于贮存年头太久了，都已经腐败不能吃了；一般人家都有马，耕田季节更是马群遍野，一派繁华景象……
尽管这说的是汉武帝刘彻刚刚即位时的情景，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文帝、景帝两朝，汉朝的实力正在持续不断地走向强大，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国内的统治基础正日益巩固，人民和帝国的生存权已经不再是个疑问。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景两朝开始了“马政”建设。
汉文帝刘恒采用免役的办法来鼓励民间养马。当时规定：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也就是说你养着一匹马，便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徭役；高1.36米以上、不足10岁的适合服军役的壮马不许出关；等等。这实际上是政府通过政策导向、强制措施等对马匹进行掌控。
而到他儿子景帝刘启时，在西部、北部水草丰美、适宜放牧的边郡设立了马苑，也就是官方牧场，以苑监作为负责人，以官府的奴婢作为劳动力，进行养马。马苑的规模之大，从《汉书·景帝纪》的一条注解中可见一斑：“《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这样的规模，很难想象是为了皇帝的日常用途，而只能解释为大养战马，为组建骑兵军团做准备。
文景时期开始的大规模养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家已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有能力开始“攻关”重大课题了。后来汉武帝时期强大的骑兵军团，便是从这里起家的，而这也可以说是匈奴人噩梦的开始。
提升战略手段的课题既然已经启动，国家的战略目标自然也在发生着变化：与匈奴人清算的时候到了。
进攻：刘彻的决心
汉武大帝刘彻的时代，是实现马踏匈奴、称雄东亚的辉煌时代。
五十四年的叱咤风云，将匈奴人揍得满地找牙，仓惶西去，最终去祸害欧洲人民去了。（让欧洲人战栗的“上帝之鞭”阿提拉，其祖先说到底是被汉军打得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到欧洲逞威风的。）
刘彻是幸运的，他继承了帝国三代人六十年积累的物质成果，还有无价的战略财富；他的幸运还在于他拥有了卫青、霍去病这两位不世出的善于指挥战略骑兵大兵团的天才将领；而他的幸运却不仅仅是祖辈的恩荫，而是敢于果断实施战略转向，敢于“亮剑”，敢于刺刀见红，终于打出来个空前的大帝国。
史载，汉武帝“为击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厩马有四十万匹”。以这样的国力为支撑，刘彻与匈奴终于“摊牌”了。
汉武北伐，前后十余次，以河南、漠南、河西、漠北四役最具决定价值。
公元前127年，匈奴大举进攻上谷、渔阳，汉武帝摆脱了过去那种东来东挡、西来西堵的被动局面，采取了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方针，在上谷、渔阳方面取守势，而令卫青率骑兵主力出云中，进击河南地的白羊、楼烦王所部。结果斩、俘5000余人，获牲畜百余万头，取得全胜。战后，汉朝在“河南地”设立朔方郡，徙民十万，加强边防。
公元前123年，武帝令卫青进击单于本部。卫青率骑兵10余万出定襄，前进不远即与匈奴军遭遇，歼敌数千后返回休整，一月后再次出塞，又歼敌万余，但担任侧卫的苏建所部3000余骑全军覆没。此役从战略角度来看不算成功之作，但从战备而言，控制了匈奴的重要战略基地阴山，匈奴被迫远徙漠北苦寒之地，汉朝的北方威胁大为减轻，进一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公元前121年，在前一年侦察性突袭的基础上，汉武帝正式发动了以肃清河西匈奴军和夺取祁连山战略要地为目标的河西之战。令张骞、李广率万骑出右北平，在东方对匈奴左部进行牵制性进攻，令霍去病率主力数万骑出北地，由北侧实施深远迂回，与出陇西进攻祁连山的公孙敖部会合，将匈奴军歼灭与祁连山地区。公孙敖迷失方向，未能如期与主力会师，霍去病西渡黄河后，越贺兰山，绕居延泽，再折向西南，过小月氏进至祁连山、张掖一带，歼灭浑邪王、休屠王部主力3万余人。浑邪王杀休屠王并率两部4万余人降汉。此役在战略上夺取了匈奴又一战略要地祁连山，不仅斩断了匈奴右臂，切断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进一步孤立了单于本部，而且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战后，汉在河西建立了酒泉、武威二郡，并移民70万至河南地，西北边患大为减轻。
匈奴远徙漠北后，判断汉军无法携带大批给养远出塞外长期作战，认为如果汉军深入漠北，则可乘其疲惫而歼灭之。汉武帝看破了匈奴的企图，将计就计，决心集中兵力，深入漠北，以寻求匈奴主力进行决战。公元前119年，他令卫青率5万骑兵为左兵团，出定襄，霍去病率5万骑兵为右兵团，出代郡。另有私负从马4万匹，并有担负运输任务及掩护辎重的步兵数十万，分别配属及跟随两兵团后行动。卫青兵团北进千里，与匈奴本部主力相遇，经激战将敌击溃，歼敌2万人。霍去病兵团北进2000里，大败匈奴左部，歼敌7万余人。此役匈奴左部及单于本部遭受歼灭性的打击，被迫向西北转移，“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军获得决战的胜利。
尽管此后汉匈仍时有战和，但为患百年的匈奴已被基本打垮，汉朝成为东亚大陆的主宰，汉军铁骑成为最令匈奴人战栗的力量。
启示：今天的思考
大汉铁骑的蹄声渐渐远去，匈奴帝国的余晖杳无影踪，两千年的烈烈风尘落幕后，今天的我们又能够思考些什么呢？
坚定的国家意志。
这是我最先感受到的。
对于汉朝这样一个农业帝国而言，组建一支能够与“马背上的民族”相匹敌甚至犹有过之的骑兵军团，其难度可想而知。从刘邦的无奈放弃，到文景的筚路蓝缕，直至汉武的大放异彩，汉军铁骑的发展壮大走过了漫漫百年征程。而这其间，骑兵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除了需要国家的巨额投入之外，还需要时时应对外界的干扰。因为你要强大，就必然有人不高兴，而要讲利益，那就不能回避斗争。
史载：汉景帝中六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沉重，但国家的决策者们根本不为所动，继续沿着既定的战略勇敢地走了下去，而且一走就是上百年，直到走出了个空前的盛世。这样坚定而持续的国家意志，虽千载而下，仍不能不让今天的我们感慨系之。坚韧、执著、有序、理性，我们的国家应当有这样的品格。
务实的理性精神。
可以明确地看到，汉代骑兵军团的组建，是沿着一条非常理性的轨迹行进的。是否需要？什么时候需要？需要多大的规模？如何使用以获取最大收益？这些问题在几代人中都先后获得了较为圆满的解答。就以“是否需要”这一问题作为参照点。这问题其实根本不称其为问题，一支强大的战略骑兵军团绝对是汉帝国需要的，毫无疑问。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如此不吝笔墨地描写过围困刘邦于白登的匈奴骑兵：“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乳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骊马。”这样的渲染，与其说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毋庸说是不加掩饰地展现了汉初人们对于一支强大骑兵的迫切渴望。汉朝人的理性，就在于压抑住了自己这种渴望，超越了单纯的“精神需求”，明智地选择了自己的发展之路。这样的选择，无疑显示了节制、冷静与理性。
宏阔的战略视野。
作为对付匈奴人的利器，骑兵大兵团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但做为战略手段，它也是在整体的大战略框架下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实现自己超常的价值的。从汉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摆正经济、军事两者的位置，到文帝景帝时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借用邓公小平语），再到武帝时的凿空西域、结好乌孙、攻取河西、移民实边等等，大战略的逐步实施，为骑兵军团的壮大与有效运用创造了最好的环境，使得汉军铁骑雷霆万钧的攻击有了最佳的切入点与扩张力。可以说，大战略为骑兵军团的诞生提供了前提，而骑兵军团的壮大催生了更为宏阔的战略构想。
如果说国家意志、理性精神、战略视野是从宏观层面上思考的话，那么对骑兵大兵团本身的观照会带给我们更切实、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启示。
战略工具的掌控权。
这似乎也不应是个问题，肯定是掌握在国家手中嘛。不过景帝年间的“七国之乱”却显露出其间似乎并非那么简单。
公元前154年，由于景帝刘启“削藩”之策的推行，以吴王刘濞为首，爆发了七个诸侯王的联合叛乱。《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记载，刘濞刚起兵的时候，吴国有个桓将军给他出主意，曾提到过“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两军的构成是很不相同的。这一方面反映了汉朝的军队建设尤其是骑兵建设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朝廷“强干弱支”的一贯策略——把高价值的“技术性兵种”牢牢抓在手里，至于你们这些诸侯王，还是继续玩你的“小米加步枪”去吧。
中央政府对战略兵种的牢牢掌控，对于最终实现对内对外的战略意图，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对战略工具的持续强化和调整。
既然大骑兵兵团是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而存在的，那它必然应随着大战略的调整而做出相应的改变。
从汉初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到文景时期的军、民并举，至汉武前期以防御为目的的对匈战争，直到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明确以“欲与乌孙共灭胡”为终极目标，前后近百年，汉朝的战略是在不断做出调整的。而骑兵军团作为这一战略框架下的关键节点，也在持续不断地“与时俱进”。
攻取河西可以说是汉军铁骑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之一。河西之役后，汉武帝在匈奴昆邪、休屠王故地先后设立了四郡，并迁徙中原民众加以充实。因河西四郡“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可以说，河西之地的获得为骑兵大兵团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对改良马种的孜孜以求，可以说是汉廷强化骑兵这一战略集团的重要举措。因传统汉地所产的蒙古马与中原马，较为矮小，且持续奔驰能力较差，与匈奴马难以争锋，因此汉朝不停地寻求改良马种。汉武帝初年，从西域乌孙获得好马，称之为“天马”，等到后来得到大宛的汗血马，比乌孙马更好，便称大宛马为“天马”，而改称乌孙马为“西极”。汉武帝为获取汗血马，与大宛开战，牺牲巨大，很多史家都以“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来评价。其实如果把视野放宽，从这场战争的结果“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3000余匹”来看，这更应该是以获取种马为目的的一次国家行为，是强化骑兵军团的支持手段之一。
可以看出，为强化这一对匈战争的利器，汉帝国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的。
多种战略手段的综合应用。
大骑兵兵团尽管作为不可替代的战略工具，但汉朝人的可贵就在于并没有迷信它，将其看成无所不能的神话。从汉匈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出，车兵、步兵作为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漠北决战为例。此役，汉“乃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同时以步兵数十万承担运输和掩护辎重得任务，配属于两个骑兵军团，这可以说是倾国而出。当卫青兵团北进千里，与严阵以待的匈奴单于所率本部主力相遇后，卫青先以武钢车环绕为营，然后派骑兵与敌正面接战，后令主力从两翼包抄，最终取得了大胜。此次战役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典范，数十万步兵运输和掩护辎重，不仅成为随军兵站、移动基地，而且成为骑兵兵团的前进据点，使骑兵进有支援，退有所据，深入敌后沙漠千余里，仍能立于不败之地。
显然，汉朝人是深知“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让我们再重新回望这个作为两千年中华大帝国引路者的伟大时代：大一统、大帝国、大思考、大战略。直到今天，我们书写的文字，仍被称为“汉字”，我们的语言，仍然叫做“汉语”，我们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汉帝国领土的延续，“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而两千年后，我们仍称自己为“汉人”——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大帝国，至今与我们血脉相连。
巍巍大汉，魂兮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