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向百姓发放路费，救济稀粥的情景。
长春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这是两个人的故事。
故事背后，有着类似的哨卡。哨卡里面，藏着一座城市60年前的历史。那段历史，成为无数苦难百姓新生的开始。这座城市，名叫长春。
60年前，在著名的辽沈战役中，“围困长春”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长达近半年的时间里，当时的东北野战军把国民党的十万军队围困在长春，直到1948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投降、长春和平解放为止。
因为伪满时期，日本人在长春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围困长春时，解放军在圈道设防，这中间有一段真空地带，叫“卡空”。那时，国民党往外赶老百姓，老百姓自己也往外跑。对于这段历史，长春的百姓都叫它“困卡子”。
一位百姓的故事
卖糖小姑娘的“生死门”记忆
还差两天，就是大年三十，吉林省会长春温度陡降10℃。普阳街旁一栋居民楼内，一位75岁的老太太独自奋笔。“我在写自传，主要是关于那段岁月。”沙秀杰说，这部书稿已初告完成，大约4万余字。她所说的“那段岁月”，就是1948年解放长春的前后。由于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迟迟拒不缴械，给这位老人留下终生难以抹除的痛苦烙印。
去妓院卖糖维持生计
沙秀杰，1933年4月24日生于长春，家里有7个孩子，她排行第4。11岁那年，父亲染上伤寒去世，“他死后，我们兄弟姐妹全辍学了。”这年，18岁的大哥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年幼的她为了生计，开始打工。“我去卖糖，那种粘着芝麻的皂糖。”沙秀杰说，为了皂糖的销路和价钱，她甚至去妓院卖糖，“背着母亲悄悄去卖，有次一帮女的都抢我的皂糖吃，那男的要付钱，他骂我，说再看到我就收拾我。”沙秀杰说，“我还得去，在妓院卖糖的钱，一天能买两斤玉米面。”1945年，沙秀杰的大哥杀死两个日本兵，跑回家。一母七子，迎来短暂的团圆岁月。
盼着共产党早点打进来
1948年3月，5个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初步包围长春。长春第一次解放在1946年4月14日。由于国民党军队不久大举北进，我军于当年5月22日主动撤离。两年后，我军再打长春，实行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
“那时每天最希望的事，就是听到枪声。”沙秀杰说，“枪声越密集，我们越兴奋，就盼着共产党早点打进来，这说明要解放了。”进入初夏后，城内粮价飞涨，“一个大饼子可以换到一个金镯子，甚至能领走一个大姑娘，我家意识到情况不妙，全家人想逃出城去，但当时国民党不放百姓出去，说是禁止出城投共。”另一种历史说法是，国民党初期禁止市民出城，意在以市民作为人质。
每天两个大饼养活全家
沙秀杰的大哥、二哥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母亲怕都饿死在家里，想把家人分散开，谁能有活路就活下去，就让大哥、二哥当兵去。”沙秀杰说，长春解放后，她的大哥、二哥，一位参加了解放军，另一位去念书了。
大哥、二哥每天从军队伙食省下两个大饼子，“我和三弟每天去取，有一次，三弟跟在后面说饿。我没理他，他就在身后念叨。走了一会儿，听到后面没动静，回头看他倒在路上，我心软了，用手指甲抠下一块喂给他吃，他才有劲走。”靠着大饼子，沙秀杰一家挺过一段日子。有一天，他们再次来到取饼子的军队铁丝网前，看不到两位哥哥的身影。等了许久，二哥匆匆跑来，“大哥被关禁闭了，上面说，谁再敢把军粮分给老百姓，就地枪毙，你们快逃吧。”
喝下糖浆逃出“生死门”
农历戊子年七月十五，公元1948年8月19日，距离长春全面解放尚有两个月。沙秀杰一家五口，与邻居王家三口，推着小破车踏上逃亡路，“当时城里饿死了很多人，我们再留在城里，只有死路一条，出去还有生的机会。听说国民党在七月十五放卡子，放百姓出城。”
临行前，父亲治病时留下的糖浆，被一家人灌到了肚子里，这是家中最后可以进口的东西。凭借这点能量，沙秀杰一家在当日下午赶到国民党的哨卡。“他们在洪熙街设了卡子，也就是解放后的红旗街。很多百姓得到消息，推着小车，聚在这里，大约有几千人。大家也不知去哪里，只晓得出了城，见到共产党的部队就有救了。”
14天被困“中间地带”
通过哨卡时，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名为检查，实为搜刮。武器、粮食一律不予放过。沙秀杰一家没被搜出什么，直接放行，身后枪声响起，“不准回头！谁回头就开枪。”沙秀杰一家往前走不到百米，碰到一伙土匪，“他们用毛巾蒙面，也是抢。”
再往前走，见到许多露天而卧的难民。沙秀杰一家与邻居王家在道旁的一个破楼里安顿下来。这条路上的一口井和植物，就是数千难民的一切，他们只有一个心思：找东西吃，活下去。被困第3天，邻居“王叔”和他的孩子饿死了；第10天，三弟说句“那我就不等了”，当晚饿死，那晚破楼茬子里死了30多号人；路边凡是能入口的东西，俱被一扫而光……这样，坚持14天。
共产党将他们引到粥棚
第14天，马路上空出现两架飞机。“飞得很低，马路上响起了微弱的救命声音，还有伸向空中的一双双枯手，共产党发现了我们。”难民队伍的前方开始移动，见到共产党就能活下来！信念支撑下，一家人跟着难民队伍缓行。走了不知多久，沙秀杰看到了解放军。“解放军战士没带枪，他们是来接我们的。难民队伍中有人喊，乡亲们，别着急，我们解放了！共产党万岁！”沙秀杰说，那是她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万岁”，“大家高兴得哭了，再也不用挨饿了。”战士们将他们引至为难民搭建的粥棚。
1950年，沙秀杰回到长春市。如今，她的儿子在一家外企工作，儿媳是医生，女儿在国外工作，她和念高三的孙子住在一间8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晚年很幸福，我还念了8年老年大学。”对于现在的生活，老人感到无比珍贵。
一位战士的故事
这宣传干事唱得敌人直想“回家”
1955年，刘汉勤复员回到长春，特地赶到长春市兴隆山一个杨树林，敬了个军礼，那里埋葬着他的战友贾天诚班长。“贾班长在解放长春的战争中，为掩护战士壮烈牺牲。”79岁的刘汉勤老人，现在与老伴儿居住长春，他在参加解放长春战争时，任我军独立第8师1团宣传部干事。“宣传部干事也上前线！”刘汉勤说，头发曾被子弹打出一溜沟，也算命大。
阵地里连喊带唱瓦解军心
“兄弟们，别为蒋介石卖命了，他为四大家族收敛民财，你们为他打仗牺牲。他们不把你们当兄弟，我们才是亲兄弟。”刘汉勤说，那时喊话的地点比较隐蔽，目的是瓦解对方军心，争取对方投诚。
“有一次，我和侦察排王排长上一个煤厂窑顶，用薄铁皮喇叭向敌人喊话！隔着几百米，对方打枪，我感觉刷地一下，右耳热了，一摸全是血。”刘汉勤和战友们偶尔也会唱。“我编的词，用四季歌小调，我们8个人，4个人负责拉胡弦儿和打鼓，我和另一个战友是‘歌手’，还有两个侦察兵。有一次，我们蹲在战壕里唱，唱完了问对面好听不，那边喊好听再来一个，我们接着唱，这时“六零炮”嗖地打过来，都落在战壕里，我们赶紧撤，腿上这伤疤，就是当时被打伤的。史料载，驻扎长春的国民党60军起义后，该军士兵们说听到解放军的喊话，最受不了是“回家”两个字，一听到这个词都流泪。
国民党上校与4个老婆
在长春八里堡难民接待站工作的经历，让刘汉勤十分熟悉围困长春时的我军哨卡状态。“我们发现城里有人饿死，首长立刻命令救难民，记得是长春有8个出口，放了20多万名难民。”刘汉勤说，当时也要提防国民党军官随难民潜逃，“也有明目张胆出来的，有个国民党上校，晚上8点从城里出来到了我们的哨卡，交了一把撸子枪，他可以交给军队处理，但让我们犯难的是他还带了4个老婆，都面黄肌瘦的，还擦胭抹粉。后来，民政部门帮了忙，把这4个女人都安排了。”
背着小兄弟去收容站喝粥
“当时我军在城郊设有数十个难民收容站。”刘汉勤谈起了这段经历，“有一次，我在八里堡看到一对难民，姐姐十四五岁，弟弟要小点，他走不动，姐姐求人帮着抬，其他难民也没劲，我上去背起了她的弟弟，送去十里堡难民收容所。”
刘汉勤背着这位小兄弟，走了几公里，到了目的地。当时姐姐要给他下跪感谢，“被我搀住了，我让他们赶紧去喝粥，当地张村长收留了这对姐弟。听张村长说，不只是部队在帮助难民，城外的乡亲们也都给收容所送柴送被。”在十里堡难民收容所，刘汉勤看到一座大院与一圈房子，院子里支着三口大锅，分别熬着玉米粥、小米粥和高粱米粥。一身戎装的刘汉勤刚一进屋，就听到“感谢解放军”的声音，这屋里都坐满了难民，“当时，我军对难民有几种安置方式，能投亲靠友但没路费的，我们给路费；想在本地生活的，我们给生活安家费。为此支出了大量东北流通券。”
哨卡间悲欢离合的历史表情
经过半年左右的围困，1948年10月16日，驻守长春东城区的国民党第60军起义；10月18日，驻守长春西城区的新7军投降；10月19日10时，我军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长春全面解放。10月21日凌晨，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的国民党司令部在几声枪响过后，宣布投降，长春彻底解放。
“解放战争中，我军和平解放大城市主要有三种方式，‘北平方式’属于大军压境，逼其投诚，‘绥远方式’是做国民党高级将领工作，使其起义。另一个方式就是‘长春方式’，长困久围，瓜熟蒂落。”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信君介绍，从军事意义上讲，围困长春是辽沈战役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战争拖住了国民党军队总体战略部署，对于全面解放东北意义重大；从政治意义上讲，长春系伪满洲国首府，工事坚固，10万国民党守军战斗力强悍，这座城市能够和平解放，影响深远；作为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的郑洞国，属于蒋介石嫡系，此人的投降，对国民党高级将领震撼极大，为其后我军策反其他国民党将领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很多。”刘信君说，“尽管我军在解放长春时军队的损失很小，但这却是平民伤亡率最高的一次战役。长春人民为解放全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如今，城外的战士如刘汉勤，城里的百姓如沙秀杰，都在长春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至于那些发生在哨卡间的悲欢离合，渐渐成为消于历史尘埃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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