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古城
文/张胜宇
榆林堵着沙漠城市。
1918年，自井岳秀领兵进驻榆林至二十二军1949年起义，国民党先后经营榆林30多年。1947年，我西北野战军两次战略性攻打榆林城，城虽未破，但给国民党二十二军以严重打击。两打榆林惊天地、泣鬼神，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英雄故事。在纪念榆林和平解放67周年之际，我们也非常怀念在榆林解放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们。
清除外围
沙家店战役胜利后，“西野”大军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1948年镇川以北仍有战事。当时，驻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部队有：一个军部和所辖八十六师直属三个团——二五六团、二五七团、二五八团，军师团、营等部队共计一万多人，困守于榆林城，惶惶不安。
夏初，我由绥德后司调到镇川榆横北线指挥部见习参谋。时任指挥部指挥为吴岱峰，政委为王英，副参谋长为白伟章。指挥部下属四个独立营：佳县独立营，营长任帮厚，镇川独立营，营长宜立功，横山独立营，营长刘安堂，绥德独立营，营长曹怀银。绥德独立营后来调归野战军。独立营日常活动于榆横交界。
秋后，榆林军分区成立，原由榆横指挥部领导的佳县、镇川、横山三个独立营被改编为三十九团，团长曹治珊，政委白伟章，我任团参谋。将神府支队新编为四十团，团长刘安堂，两个团隶属榆林军分区指挥作战。
其间，部队在镇川、峁上、鱼河等地用诉苦（诉旧社会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训练。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旺盛，大小会上争相发言，群情激昂。台上诉苦，台下流泪，有战士高喊口号：“打进榆林城，解放敌占区！”新式整军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战斗意志。
1949年初，三十九团、四十团、三边骑兵团在黄罗斌的统一指挥下，声东击西，长途奔袭了盘踞在榆林西耳林滩的二十二军宗文耀营及自卫队。
部队天黑从镇川拐沟调头向西，经横山地一天两夜行军，第三天拂晓悄悄包围了敌人营盘，战斗打响后，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打猛攻，速决战斗，除营长宗文耀带几人狼狈逃回榆林报告外，我军全歼一个营及自卫队，毙敌三十九人，俘宗部官兵数十人。部队返回响水后，当地群众杀猪宰羊欢迎慰问解放军。
元宵节，三十九团从响水出发，经白界沙漠，天黑渡过榆溪河，由于连长张福金在三岔湾后崖小村向敌人开枪过早，打草惊蛇，敌人闻声而逃，加上榆林出城援兵赶来，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军撤出战斗退至鱼河。这次行动没有达到歼敌任务。
不久后，三十九团白政委带领我们几个参谋和二营四连、团部骑兵连一个排，从杨官海则出发到榆林大墩梁侦查敌情，突然发现远处有一股敌人出城向西抢粮。四连连长黄斌向白政委请战，接令后，四连和骑兵一跃而出包围了敌人，激战沙窝，歼敌两个排，少数敌人逃回榆林城。
和平解放
受我军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二十二军敌人龟缩榆林城再不敢出扰，城内军心动摇，屡有人冒死以集体或个人方式弃暗投明，投奔解放区。他们有：二十二军军部卫士长旦云章、自卫队队长刘国华、别动队队长王守俭以及营连官兵数十人。这使得国共双方在榆林的政治军事大势已经明显向我方倾斜。
四五月间，部队在双山、刘千河赵庄一带活动，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扫清绊脚石、解放大西北”“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思想教育，通过教育，纠正了一些指战员存在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苟且偷生思想，普遍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斗志和信心。
一天中午，团部获悉野目盖一带有敌情，部队迅速从双山出发赶到野目盖，敌人望风而逃，我军一直追至水掌将敌人包围，在一个院子里发现敌人，一阵猛烈枪声过后，敌人一个个举手投降。俘虏交到团部，白政委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叶清元。叶1947年任我吴庄独立营三连连长，四月，他背着组织拉拢十余名战士持枪投敌，不多时便带领敌八团和自卫队上千人从榆林出发包围吴庄独立营，紧急关头，营长白伟章指挥果断，边打边撤，突围脱险。但部队损失惨重。叶罪责难逃，1950年，榆林军分区军法处判处其死刑。
三十九团驻扎在牛家梁、谢家坬、古城滩等地，阻断国民党二十二军北逃包头通道。一天，部队领导获城内地下党密报，二十二军准备把部队拉到包头去，已集中到大西门操场，城内军民乱作一团，一片败逃惨象。我三十九团早已做好了阻击准备，在牛家梁、谢家坬同时向榆林城方向开枪开炮，警告示威，敌人听到我军枪炮声后，惊慌失措，才死心塌地放弃了逃走的打算。
一天早晨，一辆军用吉普车由榆林向北驰来，行至牛家梁和谢家坬之间，被我军哨兵拦截，团领导派我和另一名参谋前去检查，我俩立刻前去，小车内乘坐着二五八团团长董正谊、军医主任张嵩山等，一行要去包头，团长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决定将其放行。
不久，解放军大军压境，张达志亲率警二旅（原绥德分区四、六团）从太原挥师西进，抵达榆林周边地区，和榆林军分区三十九团、四十团共数千人马对榆林古城形成包围之势，意在促成榆林和平解放。此时，北京、太原、西安都已解放，孤守榆林城的国民党二十二军逃无路、求无望，四面楚歌，在我地下党组织策动下，人心思动，多数官兵想和平起义。迫于形势，二十二军不得不再次提出和我党和平谈判，接受我党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
1949年6月1日，经过一年多反复艰苦的斗智斗勇，榆林终于和平解放，二十二军四千多人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榆林解放了，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欢歌笑语。军分区文工团排演节目，在中山堂演出了《血泪仇》《白毛女》等精彩节目。
大漠剿匪
榆林和平解放不久，三十九团奉命北上伊盟地区剿匪，我也随团前往。临行前，团里在新楼上召开了连级以上干部会，会上学习了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
六月中旬的一天夜晚，部队冒小雨顺西城墙跟长途北进至石板太，拂晓时遭国民党残匪团长高怀雄等骑兵袭击，经短暂战斗，打死打伤敌十余人，俘虏几人，我军团副参谋长李明负伤。部队边打边进，一路横扫了地方反动武装，到扎旗时，敌人望风而逃，解放了扎旗，受到了伊盟军区领导的欢迎慰问。
月底，三十九团在伊盟支队骑兵配合下，出击了扎旗以西八、九十地的通格浪守敌，这是一支由国民党残兵败将、伪自卫队、土匪拼凑而成的新编五旅——奇玉山部。他们与残匪张廷芝、高怀雄等相互勾结，气焰嚣张。
黑夜，部队从扎旗出发，第二天拂晓到达通格浪。战斗很快打响了，我军猛打猛攻，曹团长命令马号长响总攻号，霎时枪声杀声一片，敌惨败溃逃。这时，曹团长从战士手中接过机枪横扫敌群，敌尸体、军马遍地，死伤近百人，俘敌营长以下官兵几十人。当地群众纷纷前来慰问胜利归来的人民子弟兵。
八月，我从扎旗三十九团调回榆林军分区教导队任政治指导员。秋后，榆林地区在榆林中学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军分区出席地区党代会代表三人，我是其中之一。
1950年冬，我调榆林军分区政治部工作。一天，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延国钧向我了解当时在司令部总务科工作的崔经武的情况。崔经武代号毛五，绥德崔家湾人，土地革命时期任过崔家湾敌联保主任、清乡团团长，经常带领白军、清乡团围剿红军，镇压革命，我堂兄张承信（共产党员、为谢子长回安定当过向导）、大哥张承志（赤卫队员），都是被他带领白军和清乡团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杀害的。我父亲也被他带领白军捆打并以窝藏红军罪押往绥德坐牢半年。1940年绥德解放后，他逃往榆林投靠了国民党二十二军。榆林和平解放时他随起义部队改编混入榆林军分区，1950年被判刑送新疆劳改。
榆林和平解放后，国民党残兵败将勾结地方反动武装、自卫队、土匪妄想东山再起，与我党负隅顽抗。榆林、神木匪首高怀雄、高世华等，联络陕北土匪头目张廷芝，组成反动武装。团长高怀雄，副团长马甫、张世华，合伙进行反革命骚动，扰乱社会秩序。
我三十九团、四十团二营、骑兵连，在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心瑀指挥下，转战陕北及伊盟扎旗等地，展开了大力剿匪行动。我三个多月中两次接受了剿匪任务。这次剿匪虽然我强敌弱，但武装土匪穿着便衣，化整为零，难以识别。加之我军步兵、匪军骑兵，我军明处、匪军暗处，给剿匪带来很大困难。但我军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小型战斗追逃股匪、散匪，以优势兵力围剿兵力较强的群匪。特别是在麻生库伦、石板太、通格浪、扎旗、喇嘛滩等剿匪战斗中，双方兵力多、规模大，敌屡遭重创甚至全歼。先后活捉敌营长杜如堂、高玉虎，副营长杜英，连长王茂、王英等及匪兵三四十人。剿匪中，我军以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以宣传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思想教育相结合。我军在孟家湾、马合、大纪汗、牛家梁等地设立了“土匪自行登记站”，先后有八九百人持枪自行登记，放弃了反动立场。
剿匪行动从榆林和平解放后开始，至1950年春夏基本结束。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彻底肃清了股匪和散匪，平息了匪患，保卫了革命胜利果实。1950年后，顽固不化的匪首张廷芝、高怀雄、马甫、张世华、郭振华、鲁雅尼等，被人民政府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