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45岁，是16岁孩子的母亲。
2016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2017年7月癌细胞转移到肺部。
时至今日，3个年头过去了，我仍在医院一次次化疗，一次次与癌细胞做斗争。从确诊的那天起，我的生活、我的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乳腺癌的治疗非常痛苦，脱发、呕吐、无法正常饮食，手脚麻木、指甲脱落、全身无力，还有失忆，这一切都把人折磨得面目全非。更重要的是，作为女人，乳房的切除，让我失去了女性的象征，更为我带来了心理上和两性关系上巨大的压力与阴影。
看着自己失去一边的乳房和变形的躯体，无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我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我又实在不忍心年迈父母没了女儿，年幼的孩子没了娘。到头来，也只能擦干眼泪，接着治疗。
3年来，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病友，有的康复回家了，有的已离开人世间，有的还跟我一样，继续跟癌症抗争。癌症病房里的爱情、亲情、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把她们记录下来，希望这些挣扎在病痛与生死间的故事，能够让我们珍爱健康、家人与幸福。
有时候，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
我是在2016年8月22日见到那位叫梅的女人的。
在此之前，我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刚过42岁，家庭和睦幸福。而彼时，我刚从外科做完右乳全切手术，转入肿瘤科进行乳腺癌的综合治疗。
先生带我办完各种入院手续后，已经是十二点过，医生说，你可以先回去，明天空腹来检查。
我们刚走出大楼门口，就见一位50岁左右的女人蹲在花坛边啃鸡腿。她上身穿着短袖衫，下身黑色紧腿弹力裤，脚上趿着拖鞋，头发乱糟糟的，看见我和先生经过，乜了一眼，又继续啃。
我对先生说：“唉，其实大家都不容易，病人住院，家属也过得辛苦。大热天，只能蹲在这里吃点东西。”
先生也很是同情地点点头。
第二天检查完，我开始化疗，每隔20天去趟医院，医生随机安排病室，每次去都会遇到不同的病人，但总能听到医生和病友们提到梅的名字。
偶尔会听到病人说：“梅说是因为她老公出轨，她的病才气复发了。”偶尔也听到医生说：“梅得将心放开，对病情才有好处。”
直到我第8次化疗时，和梅在一间病房，我16床，她17床，才发现原来她就是花坛边啃鸡腿的那个女人。
我说：“梅姐，你跟我小学同学的名字一样，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同学呢，没想到，同名不同人啊。”
梅斜了我一眼：“同名同姓的人多了。”一句话将我堵在那，我尴尬地笑笑，不再说话。
这次化疗，先生因为有事，实在抽不开时间，我只能自己一人到医院，不敢再如以前一样，化疗睡觉。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点滴，听着梅和旁边一位40岁左右的女病友聊得热火朝天。
“有几次他不给我看手机，我就趁他不注意，拿了看，看到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给他发的短信，我发过去骂她。”梅说。
18床附和：“对对，就要这样骂。骂还不行，下次直接找上门去，打死她。”
梅便咬牙切齿地接了一句：“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心里正在疑惑，就见梅转过头来问我：“哎，你一人来的？”
我答：“嗯，先生有事来不了，反正也熟了，自己一人也可以。”
就见她撇了撇了嘴说：“有事？那是借口，不愿意来而己。”
“不是，前几次一直陪我，这次有事抽不开身。”我赶忙解释，转而问她，“你是一人来的么？”
“不是，我儿子不愿意来，我将他拖来了，必须有人来，他爸不来，他来。”她答完我，然后转头和18床的女人说：“又是一个男的不管的。”
我很是气愤，但想想都是病人，争执也无用，大不了不理便是，只好开始假睡，她再问话，我便不再理睬。
梅一边打针，一边吃东西，大约是水果吃完了，她就掏出手机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你进来，给我洗点葡萄。”
十几分钟后，就见一个胖子走进来，拿着手机边走边说：“不是才给你洗过么，吃这么快。”这话音刚落，梅便将手里刚吃完的一个苹果核朝胖子扔过去：“叫你洗点水果你都不干，跟你那个爹一样，是不是都想盼着我早死。”
“神经病，天天这样说，有意思吗？”胖子回了一句，拿着葡萄出去洗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可能是我的表情过于夸张，梅转头对我说：“我们女人多苦，得个病吧，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公孩子都嫌弃，以前我也是漂亮的，不信你看。”
然后，也不管我乐不乐意，她就翻开手机递到我手里，我看了看，照片里是一个烫着时髦卷发，笑得很开心的女人。而面前的她，几根稀疏的头发贴在惨白的头皮上，穿着不太合身的睡衣，袖子上还剪了个洞，PICC管露了出来——如果不是眉眼间有些相似，完全就是两个人。
“漂亮吧？”她问。漂亮谈不上，但也确实比现在好很多。
我点点头。
她又叹口气说：“女人漂亮时，男人当宝，一生病了就嫌弃了。你少了个乳房吧，别看你现在没事，等你老公外面有人了，就会抛弃你的。我这病就是让我老公气得复发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话，我也曾见过一个患者因病情需要切除乳房，医生怎么做工作，她老公都不同意，结果夫妻俩在医院里大吵。
其实，当初手术要切除右乳，我自己也是顾虑重重，毕竟乳房可是女性的象征与骄傲，还是先生在手术同意书上签的字，并且一直安慰我。他不在意这些，自我生病后，他也一直是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但是看看梅，再看看现在的自己，就算我心里坚信先生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但作为女人，梅的话多多少少也搁在了我心里。
那天化疗完回家，先生正在做晚饭。
我生病后，他的压力非常大，头发白了不少，但也更加成熟稳重了，颜值倒也不赖。
再看看自己，失去了一个乳房，伤口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头上虽然戴着时髦的假发，但假的毕竟是假的，每晚睡觉取下后，就露出了光秃秃的脑袋；脸上一块又一块的黑斑，已不再是往昔白晰的模样；四肢的皮肤一层层地掉；而化疗对身体的折磨，让我变得敏感、脾气暴躁，一言不和就要发火，先生和13岁的儿子常常被我气得跳脚，因我是病人才说不跟我计较。
“我现在这样了，你会不会变心？”我回到家第一句话便问道。
“这是怎么了，平时都好好的。”
我却不放过他：“你看我现在又老又丑，脾气又不好，现在外面的美女那么多，说不定有人巴巴望着呢。”
正炒菜的先生转过头来，一字一句地说：“瞎想啥？我们都老夫老妻，我是啥人你不知道么？不管你什么样，你都是我老婆，是孩子的妈。”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按着治疗方案一步步在进行，状态也一直很好，先生很是高兴，眼看胜利在望，没想到我却因为子虚乌有的事情开始找茬了，先生也很是委屈：“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一次没跟去，你回来像变了个人，无理取闹。”
我只好实话实说，告诉他临床的病友说她本来就好了，但因老公出轨，又给她气得乳腺癌复发了，“她还说你们男人都是一样，你今天没去，她笑话我了。”
先生很生气：“别人说啥，你都往进听，然后就开始瞎想。以后别和她一起了，知不知道，情绪对疾病影响最大？我今天确实有事去不成，都给你说了，下次我一定跟你一起去。”
再往后，我开始每天去医院放疗，以及打靶向药“赫赛汀”，每次都会刻意避免跟梅接触，有时迎面遇见实在躲不过，就也只是点点头。
不过，我还是会听到她的事情。有病人说，她到武汉的大医院看病了,但是不知为什么又回襄阳来治了。还有人说，她看到手机上她老公信息比较暧昧，就开始怀疑她老公出轨，天天疑神疑鬼，是她老公受不了，才跑到外地做工程的。
日子就在医院里一天天过去了，我因化疗掉光的头发也慢慢开始生长。2017年5月，全部治疗终于结束了，我满心欢喜地以为可以正常生活了。然而，两个月后，我的肺上也发现了癌细胞，曾经抽掉的PICC管重新再置上，换了化疗方案，漫长的诊疗之路又开始了。
我一时不能接受，将自己整个封闭起来，不愿意说话，也不愿意跟他人交流。加上化疗药物反应重，呕吐、无力、失忆、贫血，每天就是昏睡，连书也不看了。
先生怕我想不开，不敢离开我，但是又不得不去上班——因为我高昂的药费还要他来支付——能够救命的抗癌药非常昂贵，大部分都还没有纳入医保范围，而之前自认身体好，我也没买额外的大病医疗保险——于是他每天会偷偷跑回来看看我，要不就是打个电话回来问问我想吃什么，儿子每天放学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跟前，问妈妈你今天怎么样，有没有好点。
由于化疗反应太严重，我一点油烟味都闻不了，家里无法开火，先生和儿子只好到外面吃，吃完回来先生还要想着给我做点营养餐。
转移后我的化疗从之前的21天一期，改为10天一期、一期10天，如此高密度的化疗，使我的白细胞下降到0.6（正常白细胞应在5以上），免疫力也下降很厉害。别人一个喷嚏，我就被传染了感冒。
转移后的第4期化疗结束没几天，我就因高烧不退再次入院，被安置在隔离室抢救，先生彻夜无眠。6天6夜的高烧过后，我睁开眼见到的先生已是满头白发，眼睛里布满血丝，胡子拉碴、衣冠不整。
等度过危险期后，我被允许可以出病房转一转，但不允许出病区。我在走廊里散步，刚好遇到主治医生来查房，医生告诉我：“你胆可真大，你知不知道癌症病人最怕高烧，高烧会引起其他器官衰竭，很容易丢命的。”
我答：“我当时知道情况不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因为一个感冒丢命。”
“你倒是心大，你老公急的快哭了，每天好几遍问我们情况怎么样，你姐和你弟要换着看一看，你老公都不肯。你老公对你真好，你生病，他压力比你还大……”医生感慨道。我连忙点头认同。
在先生的照顾下，我一点点地好起来，虽然癌细胞仍没有控制住，但我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我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龙活虎，心里也安定踏实了下来。
然而这样的好状态没持续太久，2018年6月，CT检查显示，我肺上的癌细胞还在慢慢长大，并且还有耐药反应，要改化疗方案，重新更改化疗药。医生怕我担心，安慰我说：“心情放轻松，你看那个梅，她也有变化，但我们换药后控制得还不错，你可以去问问她。”
没想到我一出医生办公室，迎面就遇上梅，问她现在的情况，她张口就说：“好啥呀？！我觉医生太不负责了，我要去找他们主任去。”
第二天我就听病友说，梅找到科室主任，说医生们都不给她好好治疗，非要主任将所有的医生都叫来，对她的病情进行会诊，不来她就在办公室吵。
主任无奈，只好把相关的医生都叫来，让她当面说哪个医生怠慢了她。医生们都劝她好好配合治疗，不要胡思乱想，这样很影响病情。她儿子也劝她，让她不要没事找事，她不听，在科室和护士站吵了好久。
这次之后，护士小姑娘每次去给她打针的时候都心惊胆颤，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她骂。
一次我化疗去晚了，病人很多，已没有床位了，我便跟病友李姐挤在她23床，她旁边的22床就是梅。我也终于见到她口中出轨的老公——高高大大，花白的头发，脸上写满了愁容。他说前段时间工程在外地，没办法回来照顾。梅闹得太厉害，天天打电话，不接不行，接了就是骂，工程还没结束就只能提前回来了。
大家同在一个病室打化疗针，只有梅不停地指挥着她儿子，一会儿洗个水果，一会儿倒杯水，然后又开始唠叨儿子这么大了还不结婚，让她操心。结果没说两句，她儿子就甩下一句：“管好自己就行了”，径直出门就走了。她老公坐在她旁边，给她看着点滴，给她倒水喝。
有次她点滴快要打完了，她老公不在，同病室的病友说去帮忙叫护士。梅说不用，等她老公回来去喊护士。她老公很快就回来了，梅立刻骂道：“死哪去了，这么不耐烦照顾？”
“你刚不是说要吃苹果吗，我到楼下买去了。”她老公回答，又慌忙去叫护士拔针，然后又忙着洗苹果，忙得脚不沾地，而梅的责骂声依旧一直没有停下来。
一位和她相熟的病友实在看不下去，趁她老公不在，劝她说：“生病了还这么大的火呀，对你老公好点，你现在能吃能喝能动，有这个折腾劲还不如好好养身体。人家也不容易，一直没闲着。”
梅说：“我就是要折磨他，哪叫他花心。”
那个病友说：“你这是何苦，你又没有抓到实证，退一万步说，你折腾你自己，你要是不在了，不更成全了他么。”
梅说：“我就是气不过，我拖也要拖死他。”
见她老公回来了，病友无奈地摇摇头，再也没敢开口劝了。
两周后，我再次去化疗，22床仍是梅，但这次见她，我竟完全没有认出来——虽然相隔没多久，她整个人却已经完全变了样，瘦得脱型了，头上包着头巾，左胳膊用绳子吊着挂在脖子上，左手无力地下垂着，右手及胳膊贴在身上，半边脸已经斜了，脸上惨白惨白，衣服套在身上——这哪里是人，分明就是一具移动的骷髅。
我以为她的胳膊骨折了才会吊着，结果听其他病友说，她是疼得抬不起来了，也吃不进去饭，全靠输营养液。她要求用最好的药，赫赛汀、拉帕替尼这样的靶向药，医生根据情况说有些可以不用，她不依。
医院暂缺拉帕替尼，她就让她儿子到外面去买。但就算是这样，只要恢复点力气，她开口就会骂她老公，各种污秽的语言都出来，她老公忍不住了就会还嘴。病房里天天都能听到她的骂声，医生和病人们都被折腾得够戗。
医生后来对我们说：“其实一开始她的病并不严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已好转了，结果她心结打不开，我们治不了有心病的人。”
2018年9月，我肺上的癌细胞又在长，耐药了，先生心急如焚，陪着我来到医院去咨询医生。见到梅老公找医生开止痛药，问他，梅姐如何，他答：“起不来床了。”他走后，听医生说："他们后来要求出院回家打针，她老公就每隔两天来开一次药。”
我又开始了再一轮的化疗，偶尔还会见到梅的老公。直到2018年10月，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在医院见到梅的老公，更没有见过梅了。
“人啊，有时候难得糊涂，放过了别人，也就放过了自己。明明她病得比我们俩轻，结果反倒比我们先走了。”大家都这么说。
年纪轻轻得了这个病，能不能走到头真还要两说呢
我很久都没有见过小黄夫妻了。
第一次见他们是在2016年、我第3次化疗时，那天我躺在9床，看见一个矮敦敦的男青年扶着一个瘦瘦的年轻姑娘进来，走向8床。
姑娘脸色苍白，长发凌乱地贴着脸上，穿着睡衣，左手贴在胸前，右手上拎着一个流置袋，腰佝偻着，低着头。进病房后，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小伙子将床上的被子拉开，扶着姑娘上床，又很仔细地将被子给她盖上，还掖了掖被角。
襄阳的10月，温度高，医院的被子又厚，7床病人说：“小伙子，天热，你别给她盖厚了，捂着伤口不好。”
小伙子一听，赶忙猛地一扯被子，结果将姑娘的头发也扯着了，姑娘“哎哟”了一声，小伙子又慌得一下将手拿开。好不容易安顿好，小伙子头上的汗都滴下来了。
7床又问：“姑娘，你啥时候做的手术，左边还是右边。”
8床姑娘一声不啃，7床很是尴尬地看了看我。
小伙子见姑娘不说话，赶紧接话说：“阿姨，我们是9月中旬做的手术，右边切了。阿姨，你们都是这病？”
“到这儿来的，不都是癌症么，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也得了。”
“我们也没想到呀。”小伙子长叹了口气，然后又问到，“阿姨，刚医生建议我们用赫赛汀，你们都用赫赛汀吗？”
“这是看每个人病理情况的，这个要根据你们病情来，我不需要打，”7床病友又指指我，“她需要打。”
我那时正假睡，就听先生答：“嗯，好贵，一只2万多，我媳妇指标不好，医生建议要打。”说话间，就听到嘤嘤的哭泣声，先生和7床的病友赶忙停止了说话。
我悄悄睁开眼睛，就见蒙着被子的姑娘在被窝里抽泣，被角一揪一揪的。小伙也停止了谈话，转身将床头柜上的茶水瓶拿出去打水去了。除了哭泣声，病室里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到。
小伙子进来后，我还在迷迷糊糊中，听到先生在给小伙子讲注意事项，很快，我就在化疗药物中假睡成真。
先生后来告诉我，小伙子姓黄，说是从甘肃来襄阳上的大学，姑娘是陕西人，是小黄的同学，两人今年都是28岁。
毕业后，两人都选择留在了襄阳，一个找了份写字楼的工作，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当技术员，憧憬着先攒点钱在襄阳买个房，再要个小孩。今年五一两人刚结的婚，在两边老家都办了婚礼。
一开始，姑娘左边乳房有个小疙瘩，因忙着结婚，也就没当回事，后来持续发烧感冒，吃了好多药都不见好，还以为是结婚两边奔波，累着了。
很快，乳房上硬块越来越大，背也越来越疼，才赶紧到医院检查。检查完医生就说要切除，姑娘和小黄这才傻了眼，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得这么重的病。
往后，姑娘天天哭，小黄也是一筹莫展，小两口收入都不高，好不容易有点积蓄，还要救济两边的弟妹，患了重病，双方家里都不敢告诉。
小黄借遍了同学，才勉强把手术做了，可后续的化疗以及医生建议用的赫赛汀，他全都难以负担了。更重要的是，小黄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他还在担心，不知道往后姑娘还能不能生孩子。
“你不知道，小黄跟我和7床的家属说的时候，那绝望的表情。”先生私下和我说起时，直摇头，转而又说，“他的感受我特别能懂，生命真的很脆弱，穷人真的病不起啊，你要快快好起来。”
第二天早上，医生查房的时候，小伙告诉医生说，昨天姑娘说伤口有些疼，医生仔细看了看姑娘的手术伤口，说伤口有些发黑，流置管有些堵了，还要再去外科让外科的大夫看一看。外科在市内，如果去还要坐1个小时的公交。
7床家属主动说，可以开车送他们过去。先生帮着照看一下7床打针就好。
他们走后，7床病友对我说：“你说，年纪轻轻咋会得这个病呢？你看咱们都是4、50岁了，孩子也都大了，乳房没了也就没了，他们年轻，最起码现在不能要孩子了吧，还有身上的疤……老公能不嫌弃么，能不能走到头都还两说呢唉……”
除了叹气和惋惜，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7床家属回来后，7床赶紧问情况怎么样，她家属说：“主要是天热，伤口有些感染，每天要处理，要将炎症消下去，才能化疗。”
那几天，姑娘一直输的是消炎针剂。一天我化疗结束后，去开水房接水，在走廊里，小黄拦住了我：“大姐，你帮我劝劝我媳妇吧，她天天心里不好受，想不开，她难受我也难受。她做手术时，我请的假，现在假期要到了，我要去上班，没人照顾，你可以帮我照看点吗？”
我点头答应了，再劝姑娘时，我将我得病的经历给她讲了，姑娘边听边哭，只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那么高的医疗费，我这一病，工作也没了，全部指望他，他工资又不高。我能不能活都还是两说……”
“再难，只要两人齐心，终会有办法的。”我也只能安慰她。
那时，我还不知道乳腺癌也会转移，也不知道我自己会一直挣扎在医院里。小黄第二天就上班去了，不管多晚，他每天都会来医院，晚上就住在医院里，白天，我和先生就帮着姑娘打饭，叫医生。
眼看我一期化疗结束要出院，先生给小黄说：“你这样不是办法，一个人又上班，还要来照顾媳妇，她现在手术伤口没长好，行动不方便，你还是要叫你家人来一个照顾她。”
小黄想了想说：“我也确实扛不住了……”
等我和7床出院回家时，将我们所有的零食、水果都送给了他们。
我在第4次化疗时，又遇见了他们小夫妻。
第一眼见到姑娘，我没认出来。还是小黄很热情地跟先生打了声招呼，转身问我，“大姐，你吃抗过敏的药有啥反应没，你看我媳妇吃了发胖。”
我看了看，姑娘胖得双下巴都出来了，腰身明显粗了很多，腹部就如同怀孕四个月的肚子一般。
我答：“我除了贪睡，没有长胖，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别担心，多问问医生，你们第几个疗程了。”
小黄说：“第一个疗程今天结束了，我刚办完出院。”
说完便扶着姑娘走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黄夫妻，问其他病友，不少病友都说完全没有印象。还是医生告诉的我，说他们回老家去了，“最起码有人搭把手帮个忙，小伙子实在忙不过来了”。
直到我的病反反复复、自己都已经成医院的“老油条”了，也没有再听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年至黄昏，我们最终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
惠是在查出我的乳腺癌肺转移时，医生怕我想不开、特意安排和我住在一起的病友。医生说，她癌转移的地方更多，我们可以多交流。
刚进病房，我就听到两个病友聊起惠，其中一个正四处张望着问：“哪个啊？”
“就是那个穿得还干净的，50多岁了，还在老公面前撒娇，跟别人说话是一个味，跟她老公说话是另一个调调。听说她老公都80多了,也不知道咋看上的。”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但因为我自己每次打针睡觉，很少跟其他病人交流，过了好一阵，我才见到她们口中说那“爱撒娇的老女人”。
陪在惠身边的“老人”，我倒是有些眼熟，之前有几次在电梯口碰见，头发花白，个子不高，背有些驼，走路颤颤巍巍的。当时，我还和老公说，这么大年纪，身边也没人照顾，摔个跤别人都不敢扶。先生很是赞同，说现在好多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的，看个病不都是自己挣扎着来。
没想到，这位老人便是惠80多岁的丈夫。从相貌上看，两人差异确实不小，如果不是提前知道，肯定以为是她父亲了。
我没心情说话，静静地听先生和惠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是2006年查出乳腺癌的，当时病症很轻，便做了保乳手术。没想到第二年，另一侧也发现了肿块，无奈之下，只好把双乳切除了，因为发现得较早，手术做完后，恢复得也挺好。
后来，她在外地打工，10年都过去了，原本以为没有事了，结果因为腿疼到医院检查，才发现癌细胞转移到骨头。
她一边跟先生说着话，一边对我说：“大妹子，你看，我不也转移了么，比你还严重些，不过我不太相信医院，光治治不好，我还找了祖传秘方再吃，效果还不错，腿比以前疼得要轻一些了，要不你试试？”
我不以为然，当时我用的是2.5万一支的靶向药赫赛汀，这都没有控制住癌细胞的转移，中药能跑得过癌细胞吗？但先生那时的心态是，只要听到哪有能治癌症的，都要试一试，忙问她要了电话。
惠老公坐在旁边，一直也没参与聊天，很是安静。
中午吃饭时，先生问需不需要一起帮忙买上来，惠答：“不用，不用，让他下去买，也好活动活动。”然后转头贴着她老公的耳朵，轻声说了想吃什么。
她老公认真地看着她的脸，一边点头一边听。惠老公出门后，惠指着背影说：“他啊，耳朵听不清，眼睛也花了。”过了好一阵，惠老公捧着饭盒一步一挪地走进来了，真是看得人心惊胆颤，生怕下一秒他不小心跌倒，饭盒就会摔出去。
先生实在看不过眼，问：“惠姐，大哥这么大年纪了，您还让他来，也不怕他有个意外。”
她说：“那有啥办法呢，家里没有人，我腿疼又走不动，女儿在外地，自己都顾不过来。也只有他来，他大我35岁，年轻时觉得他长得好，单位又好，工资拿得也高，还是单位的领导，我那时家里穷，下面弟妹又多，一般人家找不了，想着找到他是个依靠，他还带着三个儿子呢，我都没嫌，现在他老了，我却也病了。”
她老公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看我们，再看看她，显然没有听清她在说什么。
惠跟先生说完，然后转头又轻言细语地贴着她老公的耳朵讲话，边讲边笑，那模样，哪是一位50多的女人，分明是一个娇羞的小姑娘，我突然就明白了当初那两位病友之间的谈话了。
先生给我买了惠推荐的祖传秘方中药，药挺贵，150元一付，里面有蝎子之类的毒虫，还有一种粉状的、不知是什么的东西，非常苦，我也只能抱着万一中药有效果的想法，坚持喝下去。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癌细胞不仅没能控制住，我的各项指标却与之前差异巨大。医生得知我是在喝所谓的“祖传秘方”药，大惊，让我就是要喝中药，也要去找正规中医院开。“再说，她自己的癌症指标也居高不下啊。”医生这句话，让我有些疑惑，旋即又去问惠，她喝了怎么样，她就支支吾吾说还行。
直到一次，我们无意中再次谈起中药，她终于说漏了嘴：“那个祖传秘方的骗我，说好给我介绍费也没给，反正我也没有给他药钱。”
先生气得不行，要找她说理，我劝先生还是算了，“说到底，是我们主动上当，病急乱投医。”
后来，惠肝上也发现了癌细胞，她也不再相信那个祖传秘方了。医生建议她用赫赛汀，她执意不用，说太贵。
2017年9月，赫赛汀纳入医保，由原来个人需交纳2.5万元一支降到个人只需交纳3000元一支，但因为我对赫赛汀耐药，也不适合再打了。
降价后，医生又建议她用赫赛汀，惠还是不用，只说：“现在的医药费都是用老头子的钱，总要留点钱给老头子养老。”医生也很无奈。
那时候，她和我一样，每隔2周去医院化疗，一期10天，我跟她屡屡在医院碰面，每次问她情况如何，都是不乐观。
2018年6月，我到医院进行第33次化疗，医生让我做CT检查时，加上了头部CT，说惠这次因头疼做检查，发现癌细胞转移到头上了。我吓了一大跳，也怕自己癌细胞到处乱跑。
检查完我又遇见惠，她看起来很沮丧，说自己也没有想到。医生再次建议她使用赫赛汀，这次她同意了，但是赫赛汀却很紧张了。
过了一个月，她找我借保管“赫赛汀”的保温箱——因为“赫赛汀”打开后，要在28天内用完，且必须保存在0-8度以内。
我问她：“你决定打啦”。
她说：“不打不行了，脑上也有癌细胞了，先保命再说。”我将保温箱借给了她
她使用赫赛汀的效果很好，肝上的癌细胞消失，脑部的肿块也小了许多。
直到那时候，她的身边总是跟着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看着她老公年迈的样子，我们都替他提心吊胆。
每次她打点滴的时候，她老公就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她。我想，不管她年轻时对老公的选择是出于无奈还是其他，但年至黄昏，两人也最终成为彼此的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