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请听我说》(吴锦勋著，华夏出版社，2015年1月)
1949年，在大移民浪潮中，3岁的张勋在父母、兄弟姐妹途经马祖时避难。
蒋勋的母亲原是清朝满族正白旗的贵族，老家在辛亥革命时几乎惨遭灭族，只留下蒋勋的外祖父一人。人是活下来，但带着族群斗争的悲惨记忆，传承下来，让蒋勋母亲很早就体会到作为一种“差异族群”的危险，也令她比福建农民出身的蒋勋父亲更有弹性，也更有智慧。
来台后，蒋勋父亲在粮食局谋得小公务员一职，母亲舍弃外省人聚集的厦门街宿舍，反而很有远见地挑选台湾人聚集的台北大龙峒安家落户。大龙峒是台北最古老的社区之一，母亲希望蒋勋能尽早融入当地，刻意为他创造一种暧昧又包容的成长空间。
如今，蒋勋已是红遍两岸的美学大师。他感恩地说：“这是台湾给我的机会。”台湾多元复杂的文化，滋养了一个观点开放而包容的蒋勋。他眼中的台湾处处充满美的惊喜，这座小小的岛屿同时具有了地理上的游离、政治上的暧昧、文化上的活泼三种特性，形塑了台湾文化的特色。蒋勋回看十六世纪的台湾，老早就站上了世界的舞台，“台湾从不是封闭的、自怜的”。
台湾的丰富足以让她直接面向全世界；台湾的“错乱”也孕育了今日悠游世界各种美丽国度、从心所欲的蒋勋。
蒋勋。（《远见》杂志提供）
蒋勋：台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我的母亲是陕西古老满族的正白旗贵族，曾祖父是西安知府，她生在一个好家庭，从小看戏班唱戏、读演义小说，很有文化教养。而我父亲是福建农民家庭出身，他们的结合很特别，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又各自属于不同阶级。我妈妈家是老贵族，有很多房子租给人，我父亲去做我母亲家族的房客，两人后来就相识结婚了。
我出生在西安，1949年，也就是我三岁时，和父母兄姊辗转经由马祖白犬岛来台。我的父亲是粮食局的公务员。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排第四，但我们共同的记忆是，我们很少得到爸爸的鼓励，他永远跟我讲做人处世的道理，永远问我功课做完没。他总是要求孩子要做得更好。
我的父亲与母亲
严父慈母是有趣的，在父亲面前，我像贾宝玉看到贾父似的会发抖。我母亲比较柔软，我一直到了五十几岁，还躺在母亲怀里，让她帮我掏耳朵，在她面前我完全可以撒娇自在，好像贾宝玉在贾母面前，极其骄纵，贾母可以用手从头摸到背的那般溺宠他。
我小时候跟母亲一起去市场买鱼、买葱、买姜啊，回来剁猪肉、揉面团、擀面皮、包饺子，然后一起吃。食物原本是一种滋养分享，我和妈妈所有的味觉、嗅觉、触觉都在一起分享。
但这些美好时刻，感觉我父亲常常是缺席的。他常晚归回来，然后吃我们吃剩的菜，只是尽责任在喂饱自己。他是农民家庭出身，从来不懂享乐，连电影都不太看。我小学时他带我去吃面，为了省钱，他自己叫了一碗阳春面，却叫猪肝面给我吃，我当时觉得好羞耻。
我始终搞不懂，父亲为什么要扮演那种刻苦勤劳的角色。他晚上睡在三十公分宽的条凳上，一夜姿势不变，绝不会掉下来。我早上起床后，他已经在扫地，不管什么时候，写的字永远一丝不苟。
可是我母亲不会这样，她会去偷偷看电影、买化妆品，有一种作为女人的、小小的快乐，我也分享了她的那个部分。而我父亲永远不懂我母亲为什么要去听戏、看电影。
我对父亲一直只有尊敬，甚至敬畏。一个人如果你看不到他犯错或脆弱的时候，那是永远不容易亲近的。所以当他八十七岁去世时，我有一种好复杂、好难讲的心情，有儒家式遗憾的弥补，也有西方父子冲突的复仇，既爱恋又憎恨，既依恋又报复。
清洗父亲的遗体，其实也等于我清洗了我自己。这其实是一种仪式，他走之后，我画了一系列男体油画，探索肉身，探索自己，也探索父亲，慢慢跟他有种精神上的和解。
融入当地，落地生根
真正的坚强其实可能包含脆弱在里面，我母亲也许才是真正坚强的人。
我母亲这样出身的落难贵族，对于人在乱世里怎么生存，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因为他们家族在辛亥革命就“出局”了。“出局”的意思是，在革命时，家里男丁几乎都被杀光了，只留了我外祖父一个人，算是留种吧。因为他们不是汉人，在和汉人斗争的过程里，她完全知道族群的悲惨是怎样。
后来我们家逃难，她在战争里带着孩子在死尸堆里躲过日军追杀。来台湾后，父亲一心想参与“反攻大陆”，两年没有工作，后来在粮食局当个公务员，有两个宿舍可以选，我母亲在厦门街和大龙峒之间的两个宿舍，选了大龙峒，它是今天的大同区，紧靠保安宫，是台湾最古老的社区之一。
为什么她要选大龙峒，不选厦门街？或许因为在西安他们家有被灭族的记忆，她对作为“差异的族群”有很深的焦虑吧，所以来台后，她觉得一定要融入当地，一定要落地生根，否则你永远都是外来者。她非常聪明，想法有弹性，而且具有母性本能，她觉得跟阿姨、婶婶们等外省人一起住在厦门街，不是好的选择。
我母亲来到台湾以后，后来向台湾人学做油面、年糕，学本省习俗……我三四岁时，记得跟她搭了二路公车到了孔庙、保安宫一带，四周都是讲同安话（闽南语）的台湾人，她选择了这里做台湾定居的地方，希望她的孩子在当地的族群里长大，她要我融入，为我创造一种暧昧又包容的成长空间。
我们家附近的孔庙、圆山都充满我童年的回忆。还记得我曾逃学去看那里常常演出的酬神布袋戏、歌仔戏，现在想想，很不可思议，我们住的地方只有我们这户是外省人家，他们却都对我们很好，常拿年糕、油饭给我们。这些民间的、本土的文化，成为我最早的养分。
作为外省第二代，思考方式很容易太单一，他们不会知道闽南族群在国民党统治时受到的压抑。当然，这个是国民党要负责的，因为国民党过去在接收过程中非常粗暴，没有看出台湾的独特性，就只从日本手上接收，但方式太粗暴了。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很粗暴，包括对待每一个族群的母语也非常粗暴，我们小时候都被罚过，我小时候都讲闽南语，讲到某个阶段就被罚钱，把少数民族称为“番仔”也没有感觉。我一直觉得怪，我跟同班同学讲一样的话，为什么我会被罚钱。
蒋勋的小学毕业照。（蒋勋提供）
复杂性是台湾最强的优势
我很感谢我父母没有住在眷村，把我带到老台湾闽南人的社区长大，我想，如果我家当时选择在外省人聚集的厦门街啊，我不可能有后来更丰富的东西。
我常跑大陆，还看不出大陆有哪一个点像台湾一样，有这么活泼的生命力。我觉得这是台湾给我的机会。大陆的学者在美学理论下的功夫之深，很令人佩服。而台湾基本上是错乱的，她最强的优势是全世界都很难有的活泼。
就像我，身上有来自我母亲陕西老满族的正白旗贵族血液，以及我从小跟她听昆曲的经验，和父亲来自福建移民的生活；加上从小我在闽南同安人围绕的环境长大，读书时又受美式摇滚嬉皮文化的影响；身边有些朋友因为父母都是日本的留学生而残留着日本文化；后来我出国留学，到了欧洲，又看到最具革命颠覆和最传统的美。
特别是我年轻时多么有幸进入台北故宫，遇到了庄严、李霖灿、那志良及王壮为等大师，他们很奢侈地倾囊相授。这些老师身上都有很好的人的品质，李霖灿老师看到好作品，会叹息说：“这个美我讲不出来！”然后跟你一起欢喜赞叹；王壮为老师每次看书法：“啊，太美了，我们非喝酒不可了。”美，不是理论，美是要分享的，这些老师教我，人觉得最美的，还是那种想要分享的心情。
这是台湾最大的优势，因为它的复杂性张成了一面网，使我走到世界各地，都会尊重那个文化。我每年好几次去日本，没有任何不安，我觉得里面有好美的武士道精神，在樱花的季节被樱花的美感动。
我二十几岁第一次去日本时，被我母亲骂到臭头。对比我父母那一辈，他们在战乱中经过那种苦，我那时才意识到，台湾战后长大的我们是那么活泼和自由，没有包袱，可是父母亲那辈却有太多痛苦的记忆，就好像我的法兰西朋友对德国是没有办法原谅的。
台湾的复杂多样，使我体会到孔子讲的“无入而不自得”，可是我不必等到七十岁，也不必周游列国十九年，我进到任何体系里都能够如鱼得水。理念上不保守了，如此你才能活泼。
台湾地理的游离性、政治的暧昧性、文化的活泼性……
台湾这个岛屿，小到粗糙一点的世界地图都没有标示，可是我们都知道她是“存在”的。但是，台湾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之前写过《岛屿独白》，很多事情，我都用岛屿性来思考台湾。所以我讲台湾都不用台湾，我都用“岛屿”。
台湾就是一座岛屿，她在大陆的边缘，又在整个岛族列屿的中段，一边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洋，一边是世界上最大的亚洲陆地。我不同意说有个独立的台湾民族，但台湾和大陆还是不一样，地理位置的游离，造就她政治的暧昧性，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的影响，这是连中国大陆都无法否定的。
任何一个对台湾僵固的看法，都有可能是错的。只有游离的，才有活泼。像在王安石变法时代，苏东坡被当成旧党，被打压得很厉害，但旧党起来后，他又被认为是新党，处处为新党讲话。
我一直喜欢历史里的这种角色，有游离性，说明他不教条。我希望台湾永远有活力、有弹性。
从世界的平台看台湾
台湾其实可以更开放。台湾政治上的暧昧正好是它的丰富性。这是历史的加法，你既有这么丰富的过去，为什么不要它？你全部可以加起来，这其实是你的优势，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这么复杂、有这种优势。
台湾要把这个暧昧性扩大为丰富性，这其实对台湾是非常有利的。
我还是觉得台湾作为一个岛屿，海洋不是封闭它的，而是要把它开拓到世界去，这个是一念之间的改变。如果你要闭锁，海洋就是闭锁；你要开放，海洋就是开放，可以航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我觉得台湾可以很活泼、很有生命力，会带动整个东亚或中国大陆，因为她有非常年轻的东西。
没有存活，一切都没有了
看电影《一八九五》，苗栗的客家族群最后都战死了，它可以是悲壮历史的片段，但绝对不可能是历史的全貌。这不应该是台湾的全部，我也觉得不应该鼓励灭族的悲壮精神，拼搏很重要，但最后存活也很重要。
清朝“戊戌政变”，谭嗣同会对梁启超说：“你一定要走，没有逃走的人，革命就没有人继续；没有留下来的人，就没有人牺牲。”每个人有每个人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大包容，它里面承认：“你逃亡有逃亡的意义，我砍头有砍头的意义。”台湾历史也该有人用这个角度去写。
我们可以歌颂个人的悲壮，但从族群生存的角度看却是非常复杂的。台湾处境再差，这个岛屿必须存在，她有最基本的人民要存活的意义在里面。
我相信台湾有一天仍要面对这抉择，因为台湾就是岛屿。现在不论国民党或民进党的历史，都是他们自己要的样子，要人民为他们服务，那是错的。人民最大的意义，一定是“存活”。
现在只要打开电视，你看到的许多新闻、许多现状都可能让你悲观；但是，对于台湾，我们没有不乐观的理由和可能。因为乐观是一种信仰，这样一个岛屿经历过这么多的变迁，她虽然一路变，但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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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蒋勋：台湾要把暧昧性扩大为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