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诸侯混战的时期。各诸侯国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司法、人事等一系列权力。
今日的人们很难理解如此权力松散的国家是如何存在800年的，实际上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以极高的中央威望臣服地方，而中央只控制都城及周围很小的一片地区，各诸侯有勤王的义务，自然也有一套完整的向周天子朝贡的体系。
在周朝分封时，依据功劳等原因，对照土地富贫、户口、地理位置等方面进行分封。诸侯之间又存在同姓国与异姓国，依靠宗亲与功臣建立起的权力网络错综复杂，具有很强的相互制约的作用，即使各诸侯间征战频繁。
以至于周朝的权力的稳定性后世各朝均难以企及。
周朝同姓国、异姓国分布图
诸侯国之间的征战在夏商周三朝中，并不是周朝独有或突出的，夏与商两朝时期，在各方国或部落之间也进行着相互的征战。而这种征战并未过多得影响中央王朝的权威与权力，反而中央王朝的参与会决定战争的走向，加强了中央王朝的权威。
从概率上讲众多的方国与部落，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总会出现几个强大的势力，从中脱颖而出的势力就成为了新的中央王朝。而历代史家常常会将改朝换代归咎为末代君王的荒淫无道，这为新的王朝上位带来了合法性。
春秋战国时期，技术爆炸发生了。农业的大发展，手工业技术的巨大提升，金属钱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出现等等，为这个时期带来巨大的变化。
采矿业与冶炼技术的提升，促使铁制农具开始使用，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更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在一定程度上，粮食对国家发展、征战的制约大大减小，大量新增的农田也改变这社会权力的格局。
更多的农田导致出现了新的阶层——地主，这个时期地主往往与诸侯贵族相关联，因为这个阶层可以凭借权力获得更多的土地、耕牛和铁质农具。
普通的士大夫阶层与贵族阶层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积蓄了士大夫阶层的不满，而诸子百家在士大夫阶层广泛传播，促使士大夫阶层获得了变革的方法论，也增加了随之而来的变革神圣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秦孝公继位时，秦国早已失去穆公时期东征西讨时的功绩，国家周围群雄环绕，魏国对秦虎视眈眈。秦国甚至失去了战略意义至关重要的河西地区。
国内情况更是糟糕，贵族腐化，武备废弛，国人不务农耕，上下一副萧条。秦孝公知道，想要恢复霸业，人才是关键，国家各个部门均被贵族势力占据。对于牢牢把握国家权力核心的贵族而言，保障自身利益就是保障秦国的利益，改革改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弱化贵族的权力，分既得利益者盘中的蛋糕。
农民辛苦耕作却被有贵族支持的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在铁制农具与牛耕普及的情况下，国家粮食居然得不到保证，农人被视为卑鄙的职业，军队自营粮草、甲兵，做起生意，甚至在军市中出现歌女，战斗力低下。
对贵族而言，秦孝公与想要改革的心思，贵族们早都知道。面对这个新上任的年轻诸侯的“三把火”，是抱有理解且审慎悲观的态度，多少代秦国君主想要改变这种状况，还不是无功而返，有的还因此丧命。这个只有21岁的年轻人（秦孝公），又能折腾出什么花样呢？贵族阶层面对这样的一谈乱局，如何能在不损害贵族利益的前提下，平衡各方力量与复兴秦国，似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秦国疲敝百年终于出现这样不堪的局面，况且贵族内部势力盘根错节，改革影响多方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贵族固守现有利益无法主持这场势在必行的改革。秦国施行的庶长制分化了贵族权力，也客观上导致贵族内难以出现统一且强有力的人物掌控全局。
秦孝公只能广泛招募有巨大抱负且有才能的士大夫阶层主持变革，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位主持变革的士大夫无论成功与否都会引起贵族阶层的强烈不满。如何能全身而退才是这位士大夫需要认真考虑的，即使改革再成功，这个封建的国家也是属于贵族的。因为秦孝公本身就是贵族。
该33岁的商鞅出场了，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事呢，这恐怕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答的问题。
影视剧中的商鞅，实际上变法时还才33岁。
按《史记》记载，商鞅一出场，便是一场惊心的生死劫。
卫国贵族商鞅的治国才能，是被公叔座这样的大牛认可的，但是世人难见奇才。公叔座病危时，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魏惠王默不作声，公叔座知道魏惠王对自己推荐的接班人不甚满意。
公叔座熟知商鞅秉性，知道此人若不被重用，日后定会出走他国，若能施展才能，对魏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公叔座喝退左右，对魏惠王说，若不用商鞅，就杀掉他，此人日后定会威胁大魏。
魏惠王对公叔座的建议感到费解，甚至和部下抱怨道，公叔座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让商鞅这样的人负责朝政呢？对于魏惠王的抱怨，我们既可以看成对商鞅才能的不认可，也可以看作对商鞅人品的否定，这样的人什么事都会做出来的，怎么能辅佐诸侯治理国家呢！
日后证明，商鞅确实什么事都能不加抑制的做出来，无畏者是不惧怕任何困难的。
君子就是君子，魏惠王走后，公叔座亦将此事告知了商鞅。
商鞅自信爆棚，对公叔座说：“你向大王推荐我为政，大王况且都不同意，怎么会同意你杀掉我的建议呢。”
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终究是没有杀掉商鞅。但商鞅没想到的是，魏惠王不杀自己并非不屑公叔座的建议，而是不屑于杀掉这个为所欲为的无名小辈。商鞅在这次生命的赌局上，幸运地赌赢了一局。
商鞅下次还有这么幸运吗？
出走秦国后，商鞅通过贿赂秦孝公侍者的方法，连续得到三次觐见秦孝公的机会，也连续试探三次孝公的心意，终于得到孝公的垂怜。这段史料往往被史家忽略，商鞅不是法家的忠实粉丝，而秦孝公却是。为了得到秦孝公的重视，商鞅才走上法家的道路。
面对秦国进行变革这个巨大且极为复杂的难题，各方利益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形势，商鞅并非没有认知。但是他相信首先需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具体如何实现是无所谓的，只要秦孝公支持，放手让我去做，任何手段我都是做的出来的，无论儒家、法家，抑或是墨家。
既然孝公想要短时间内富国强兵，喜欢法家思想，那就依大王，下一剂猛药。
商鞅又想到自己本为卫国诸侯之子，却因为是庶出，无法施展治国的才能，若能改变秦国落后的面貌，再得一两块富足的封地，不怕落魄贵族的反击，况且秦国病症在于贵族，那就把贵族往死里整，把贵族整服了，我也就安全了。
不出所料，对于变法，秦国上下舆论沸腾，反对的多，支持的少。秦孝公要让双方展开充足的辩论，统一思想才好办事。更或者秦孝公想要在合适的时机，表达对变法的支持。
一次载入史册的辩论展开了，辩论的双方是代表新兴地主士大夫利益的商鞅与代表贵族利益的甘龙、杜挚。秦孝公作为最高的权力拥有者，是不能轻易发声的，他的态度决定了双方的成败，只能让双方充分辩论后，在关键时刻发出决定性的声音，才是为君之道。
辩论过程极为精彩，商鞅首先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演说。商鞅首先表达改革不能拖延，行动犹豫不决，将一事无成，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的道理。
商鞅认为不能将改革的措施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后再施行，超出凡人的想法，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的人，一定会被凡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而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
商鞅又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这是何等的自信，这是何等的勇气，这就是一千多年后，王安石所说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段话看似很是提气，但是也注定了商鞅的悲剧，老好人办不成事，独断专行哪怕成功也会惹来众怒。
但是商鞅不怕众怒，他只要实现自己的抱负，秦孝公也需要这样不怕惹来众怒的人来主持改革。
今日的成功人士中也能找到相似的言论。乔布斯曾说，不用市场调查，消费者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手机，直到我们的手机出现，让我告诉你，你需要什么样的手机。实际上几千年前，年轻的政治家商鞅也曾这样说过。
本该沉默的秦孝公，也忍不住为商鞅的勇气叫了好。
甘龙缓缓说道，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而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而施教化，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
甘龙认为改革要在稳定的基础上，不能大变法度让百姓恐慌，而是要借你的锅下我的菜，顺应民风而施教化。
商鞅微微一笑，心想：你说的这一套，我早在前三次拜见秦孝公时，早就说过了，无奈秦孝公不喜欢。秦国强大的路子很多，施行哪条我无所谓，关键看秦孝公想走那条路，说来也巧，无论哪条路子，我商鞅都是行家。
商鞅含蓄的说道，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而都能统一天下，五伯法制不一而都能各霸一方。
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
商鞅的言外之意是法是人定的，世界上本来是没有什么祖宗之法的，傻子多了也就有了。为什么不能改变不合时宜的法度，让新法为今日的秦国服务呢。
既然孝公喊了好，支持变法，那么变法是需要代价的，付出与收益能成正比吗？换言之，所得利益值不值得这样破坏规矩呢。
杜挚慷慨陈词道：法度是用来控制欲望的，变法如果有了先例，那么欲望将冲出牢笼，肆意变法，不受法度的限制，造成天下大乱，这样的后果你商鞅能承担的起吗。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现有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的制度。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
杜挚本来慷慨陈词，气势已经起来，无奈最后两句让皮球泄了气。什么仿效成法没有过失，什么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
现在秦国都成了什么样子了，国内经济一片萧条，商人买空卖空，而国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河西地区都被魏国占领了，还没有过失、没有偏差吗！
商鞅抓住时机，反驳道：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度，有利于国家复兴就不仿效旧法度。所以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
话说到这里，胜负已出，秦孝公再次为商鞅叫好。这场辩论贵族的失败在于没有查清商鞅的案底，没有从人品、道德上否定商鞅，而是仅仅纠结于秦国是否需要变法。
这是贵族势力故意向孝公妥协，配合了这样一场演出，还是贵族真的已经腐朽到连商鞅的案底都懒得查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一千多年后的北宋，王安石想行新法，反对派首先就从人品上否定了王安石。苏洵的《辨奸论》也成为了千古名篇。
改革势在必行，全面改革前，还是先让商鞅小试牛刀。
秦孝公尝试性的推行了商鞅针对土地的《垦草令》，商鞅明白，这是全面改革前的试水，也是秦孝公考察自己能力的试验田，究竟能否提高国家收入，富国强兵，平衡各方势力，成为能否全面变法的评判标准，也决定了自己的报复能否实现。
要劫就截皇纲，要嫖就嫖娘娘，商鞅已经为国家准备了一剂可以立竿见影的猛药，《垦草令》围绕着粮食和赋税展开，矛头直指秦国贵族。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些年来秦国荒废农事，农民不以耕种为荣，辛苦一年下来，要不就被商人低价收购，换钱交税，要不就各级官吏层层盘剥，不走运时碰上官军收粮，哪里敢多要钱。
秦国的小心脏慌得一颤一颤的，地都没人种，更何谈支援战争了，国家实在是没粮啊。
商鞅首先在道德层面确立了农为本的思想，确立了劳动最光荣的思想。禁止各类学说向农民传输，保证农民勤勤恳恳耕作，税收统一由国家以粮食的形式向农民征收田租，各级官吏也不能大搞形式主义或是以其他形式干扰农耕。
这些年商人们勾结贵族破坏市场，大把敛财，将百姓血汗钱用来购买他国的奢侈品共贵族享乐，民不聊生。商鞅对商人的打压是不留情面的。
在道德层面否定了不参与生产的商人，定商人为末位。实际上对商人的打压，就是对其背后贵族的打压。大幅提高供贵族享乐奢侈品的税赋，也提高了交通要道市集的税赋，规定各行各业都要参加劳动生产。
尤其是对贵族，也要参加劳动，想要享乐那就多花钱。做生意的军队必然产生腐败，腐败的产生必然导致战斗力的低下。
商鞅规定军队以后不能私贩军粮，商人不是喜欢贩卖货物吗，那就将兵器与铠甲交与商人贩卖提供，以后和军队打交道，看你商人还敢不敢哄抬物价了。
更深层的含义是，制造代表贵族利益的商人与军队的矛盾。这样的法令并不高明，关键在于时机与果敢，遇见想要复兴秦国的孝公，是敢于不择手段实现抱负的商鞅的幸运。同样，如何能在实现抱负后，或是失势后在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秦国全身而退仍然是商鞅需要思考的问题。
《垦草令》施行三年后，初显成效。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统领庶族士大夫。
左庶长是什么样的官职呢？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简单地说商鞅成为了秦国四大常委之一，代表着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礼崩乐坏”的结果是贵族势力无限扩张，打破了与士大夫阶层权力平衡的结果。
新的赋税制度自然是抑制了贵族势力的无度扩张，变革通常涉及土地与赋税，抑制了贵族权力与财富的扩张。各国诸侯的态度极大决定了变革推行的成功与否，而各诸侯支持变革的原因却不尽相同，也都蕴含着极为复杂的深层原因。
我们不难猜测诸侯支持变革的内在原因，无论是国家四周强敌环绕需通过变革富国强兵，抑或是国家财政亏空，入不敷出的无奈之举，都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变革势在必行的紧迫性。
更为重要的是，诸侯可能感到贵族势力的过于强大对自身君位的威胁，需要适当削弱贵族势力，来平衡国内的政治局势。各国变革的措施基本上都会增加税收，或是通过战功出现新的军功阶层，与此同时，还会导致既得利益者贵族势力的衰落与新兴士大夫阶层的兴起。
这样的一升一落对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贵族是诸侯的亲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国家的主人，士大夫是臣，是国家的服务者，针对贵族的改革，极大地削弱了贵族的实力，扬臣抑君，这样的巨大变动，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儒家、墨家等学说理论对此巨大变化在伦理上加以支撑。
对于诸侯来说，变革带来的结果是对国家和自身极为有利的，至于贵族的抱怨，也就归咎于某个带头进行变革的士大夫。每个阶层都明白，某个士大夫的失势不会影响变革的持续进行，而对惨死的士大夫来说，青史留名已经是诸侯对他们最后的怜悯了。
自此变法进入第二阶段。
商鞅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暂不细论，可以简单理解成积极生产、打压贵族、制造新军功地主制约旧贵族的势力，并在秦国设立了31个县，国家从贵族手中夺走了对基层的控制。
废除井田，鼓励开垦荒地，打破了贵族势力一家独大的土地基础，士大夫、军功地主与贵族的田赋逐渐平衡，打破了贵族的权力垄断。商鞅出招可谓是招招毙命，从各个方面打压贵族。
打压贵族是商鞅的既定路线，而对新法执行的严苛，无疑也伤害了士大夫与底层百姓的利益。商鞅在变法过程中严苛到不近人情，正是这样的不近人情，才保证了新法的顺利进行。同样，也正是这样的不近人情，商鞅正在逐渐阻断自己的退路，让自己逐渐走入一个死局。
改革的成功让商鞅走到权力的巅峰，他剥夺了各庶长的权力，将其变为虚化的军功爵位。
商鞅被任命为掌管军政大权的大良造，率军围攻魏国安邑，运用极为低贱的类似“鸿门宴”式的手段，俘虏了魏国主将旧友公子卬，从而获得军事上的胜利，重新获得河西地区。
商鞅就是这样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权力巅峰的快感和数块富饶的封地，让他对自己的后路信心爆棚。为相的十年中，商鞅的严苛法令，得罪光了贵族、士大夫、平民，每次出行都有数量战车保护，秦孝公成为商鞅的最后的救命稻草，随着孝公身体的恶化，这根稻草逐渐飘摇。
商鞅完成了当年他对秦孝公的许诺，让秦国在短时间里重新强大，但是他也走入秦孝公为他布下的迷局，能否全身而退就看商鞅的做为了。
遗憾的是，商鞅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推向悬崖的边缘，他把秦国的复兴与得罪各个阶层的利益看作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他用一套在当时近乎完美的制度平衡了各个阶层的利益，但是他无所顾忌的做为，切断了最后的退路，走进一个无法摆脱的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