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相信任何对中国现代史略知一二的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
作为日本陆军大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是日军投降前中国战区最高负责人，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指挥了旨在彻底灭亡中国的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推行了臭名昭著的 “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对中国华北实行“烬灭扫荡”。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主要战犯，在抗战胜利之后，却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无罪释放。
罪行累累的“中国通”
在所有侵华日本将领中，冈村宁次来中国最早，对中国最熟悉，侵略中国的时间也最久。有一部长篇小说叫《烈火金刚》，反映的就是他所率领的部队在冀中平原进行的血腥扫荡——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用这句话来总结冈村宁次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再合适不过了。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于日本东京四名坂町一个没落武士家庭。当时日本有一个陋习，就是孕妇在胎儿隆起时必须束腰。这就导致了冈村宁次早产，出生时身体很虚弱。父亲冈村宁永担心他活不下来，就把自己的“宁”字给了他，再加上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冈村宁次是老二）。
冈村宁次虽然身体瘦弱，不过，人倒是很聪明。14岁就考进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后升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899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0年，被推荐进入日本陆军大学。1915年2月，被日军参谋本部派到青岛搜集日德作战史资料。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这之后，这位“中国通”在中国留下了斑斑血迹……
1928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第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的冈村宁次，在山东参与制造了“济南惨案”，导致一万余中国民众死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冈村宁次是主谋的日本少壮派军人之一；
1933年春天，冈村宁次指挥关东军发起长城战役，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塘沽协定》。此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同时长城以南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可随意出入；
1938年6月，时任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发起武汉会战。在攻占九江时，正逢九江发生霍乱，冈村宁次借口说是怕传染给日军士兵，命令将传染病地区的人群统统活埋或焚烧，制造出无人区；
1941年，冈村宁次先后被任命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到任后，冈村宁次立即提出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政策以及在大“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些政策给抗战军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河北省丰润县的潘家峪大屠杀中，全村有1035人遇害，其中妇女儿童有658人，幸存者无几；而在阜平县的平阳村持续屠杀了87天，700多人魂断，5000余房屋化为废墟。1941年8月，冈村宁次调动十万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共烧毁民房15万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牲畜一万多头，杀害抗日军民4500余人……
从战犯到军事顾问
冈村宁次就任派遣军总司令仅仅一年，日本政府就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冈村宁次也一下子从总司令变成了战犯。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冈村宁次心里清楚自己犯下的罪行，不免哀叹起命运来，“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
但冈村宁次的运气真好，他碰到了蒋介石。
日本投降，对于蒋介石来说，无异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抗战胜利之后，首先是要抢占胜利果实。可是，由于他的主力部队都在西南大后方“纳凉”，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到前线去受降。蒋介石又不甘心让已经在前线的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获得胜利果实。于是他一方面下令让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一方面下令冈村宁次的百万日军“保持现有态势”。这就是说，“大伙儿都别动，等我开过来之后再开吃。”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微妙心态，冈村宁次心领神会。他立即复电，表示谨遵命令，“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将“武器弹药、军需品等”，完全交付中国政府军，“为充实中央政权武力做出贡献”。
冈村宁次继而向何应钦提出建议，愿以128万在华日军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他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据白崇禧透露，冈村宁次的建议让蒋介石很感动，专门交代，对冈村宁次要格外优待。只不过因为美国人坚决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蒋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运用投降的百万日军去“勘乱”、“剿匪”。
虽然没有接受冈村宁次的建议，蒋介石还是“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什么劳绩呢？“必须完整无缺地向国民政府移交占领地盘、武器弹药、军需物品及各种设施，凡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的部队，应断然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冈村宁次表示，“我将全力遵守蒋委员长训令，不负蒋委员长期望。”“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断然处罚之。”
果然，以后当八路军、新四军在敦促日军缴械投降时，日军非但拒不执行，还以武力相对抗。华北、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得不通过激烈战斗才收复为日军所盘踞的一些城镇。
更离谱的是，在三年内战期间，冈村宁次一直担任国民政府的秘密军事顾问，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蒋介石还力排众议，任命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后来兼任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络班长”，不但在生活上给予特殊优待，甚至赐予其外交豁免权。
在国民政府的庇护下，设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楼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依然戒备森严，房上架有高射炮、机枪，仍由日军官兵负责武装保卫。路过之中国人，敢有出言不逊，辱及天皇或日本军人者，必遭日军严惩，而中国妇女仍然要为日军提供慰安服务。
无罪释放
在全国民众的抗议，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一再施压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了。
1948年7月12日，冈村宁次在位于上海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仅仅一个小时后，冈村宁次就退庭。接下来，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冈村宁次一案断断续续审判，却迟迟没有结果出来。
11月23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对甲级战犯作出了最后判决，东条英机等七名大战犯被判处死刑，不久即被绞死。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也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审。
下午4时重新开庭，庭长石美瑜宣布了另外两名战犯的判决之后，开始宣读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
《判决书》认定：”被告（冈村宁次）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无罪”？这个结果令所有在场的记者大感意外和愤怒。记者们不顾宪兵的阻拦，向审判长石美瑜发出强烈的抗议。石美瑜有苦难言。在这场早已定性的审判大戏里，说好听点，他是棋子；说难听点，他是傀儡。他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此次判决当否，有待社会及历史公论。”
甚至连冈村宁次也对判决结果感到意外，“对我的判决，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7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处。实际上由于种种条件即使服刑也等于零，但做做表面文章也好。”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在由数百名美军戒备的约翰·W·维克斯号美轮驶出了上海吴淞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汤恩伯安排以冈村宁次为首的300名日本战犯乘船回国。到达东京后，麦克阿瑟打破禁令，悬挂起日本国旗，以示欢迎和慰问。
当然，冈村宁次和蒋介石的合作还没结束。1950年，冈村宁次被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军事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教授国民党将领如何“反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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