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兰口：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最大果实，是强调启蒙的学问，受到士大夫的喜爱。
禅宗对中国文化有诸多影响，那“平常心是道”的处世态度，那闪烁于机锋、棒喝中的智慧，那“不立文字”却对古典诗词产生的深刻推动，都令人悠然神往。文史宴公众号特邀南京大学多方面达人圆木小径，来谈一谈禅宗的来龙去脉，并解释禅宗为什么会带来这一切。文史宴在南京的作者们组织了释卷读书会，每周末选题讲解，南京附近的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扫文末释卷读书会的二维码，进公众号里关注活动信息。
达摩面壁图
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分野
唐高宗时期，岭南有一个砍柴人，有一天在城里卖柴的时候，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心中有点感受，于是就问念《金刚经》的人说，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这个人就告诉他，在湖北黄梅有一个叫做弘忍的禅师，他会教人念《金刚经》。于是这个砍柴人就到了湖北黄梅，到那儿以后成了一个行者，他姓卢，就叫卢行者。
弘忍禅师年纪大了，要挑选接班人，他让众弟子每人写一首诗，表达对佛教道理的理解。
弘忍有一个最杰出的弟子叫神秀，他当仁不让，挺身而出，写了一首偈语：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传统佛教认为人的内心是有佛性的，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但外在世界虚幻的、肮脏的、让人上当的灰尘，是会污染心灵的，就像一个镜子，有灰尘来，必须把它擦干净才行，这样才能够保持心灵的宁静、清静，然后进入到一个超越的、澄明的世界。
卢行者听了以后却说：“好则好矣，了则未了。”
他不会写字，就求别人代笔，也在墙上写了一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
按照佛教“空”的道理，菩提原本是智慧的意思，智慧本来就不是树，心灵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镜子，一切都是虚幻的假相，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的东西，连尘埃也是虚幻，所以不用擦，心灵根本就是澄明的。
两首诗都是二十个字，但里面差别非常深刻，以至于后来形成了中国禅宗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对立流派，北宗和南宗。神秀的根据地在现在的荆州和洛阳一带，称为北宗；卢行者，也就是禅宗的六祖慧能，则到了广东，是为南宗。
六祖慧能真身
按照神秀的说法，每一个人的人心是佛性，清净的佛性像明镜一样，但明镜避免不了外在的污染。
如果有这样的前提，佛教修行就是必须的，要按照禅宗的方法，非常认真地修行，达到“凝心入定”，凝聚心力，进入禅的状态，要注意反身自省，去寻找一个清净的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苦苦修行、戒律的遵守、禅宗祖师的开导和经典的阅读就都是必要的。
这个从人到佛的修行过程，是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漫长过程，叫做“渐修”，渐渐地、缓慢地进入一个心灵的超越状态。
慧能的观点和神秀相差巨大，慧能认为智慧不是树，心灵也不是镜台，佛性本来就是清净的，根本没有什么尘埃，人心本来就是佛性，此岸就是彼岸，关键在于一瞬间能不能领悟到这个道理。
如果能领悟到这个道理，一下子就能够从此岸到彼岸，从人心到佛性。在这个时候，修行不需要了，经典的研读不需要了，苦苦遵循戒律也不需要了，一切变得非常轻松。
慧能的门人经常讲“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皆一直心”。禅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水无沾月之心，月无分照之意”，意思是月亮投影在水上，水面映出月亮，但是月亮并没有心思把自己放在水里面，水也并不是有意要映照出月亮，这只是一个因缘巧合。
这两首诗代表了北宗和南宗，印度禅与中国禅之间非常大的一个分别，因为印度禅是一个需要苦苦打坐修行的方法，而中国禅是教人迅速进入超越境界的人生哲理。
真真假假的禅宗故事
从禅宗史的角度看，上面的故事是一个传说，是为了证明慧能禅师的伟大而撰写的历史，实际上，禅宗历史上很多事情充满着谜团，因为后来的禅宗，慧能这一派胜利了，为了构造他们的光荣历史，编造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真真假假。
禅宗传说中达摩老祖是西天第二十八祖，也是到中国来的第一代祖师。
达摩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他和梁武帝对话，梁武帝问他，站在我面前的是谁，达摩说我不认识，梁武帝又问他，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有没有功德，达摩说没有功德。
梁武帝被达摩搞得稀里糊涂，达摩也觉得梁武帝不是有慧根的人，于是摘下一片叶子，化为一条船，渡江北上，到了北边少林寺旁边的达摩洞里打坐，面壁九年，把影子留在墙壁上。
达摩见梁武帝
这个传说根本不可能，因为达摩到中国是在梁武帝时代之前的刘宋时代。传说中达摩圆寂后留下一只鞋，真身回到印度去了，这也是假的，达摩很有可能是被菩提流支和光统法师下毒害死了。禅宗早期的历史充满了血和火。
历史上真正的六祖，可能既不是神秀，也不是慧能，而是少林寺一个叫法如的和尚。
现在留下来一块公元689年立的碑，上面有记载，少林寺是禅门重镇，只有在少林寺做主持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禅门真正的传人，才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从而才成为佛教禅宗在北方的正宗接班人。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于后来慧能成了胜利者，他的弟子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改写了历史。
现在的禅宗史都把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说成是慧能之后开出两派的重要角色，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这两个学生不是最重要的学生。
历史上有一个必然规律，叫做“师以徒显”，老师的伟大常常要靠伟大的学生，当学生一旦伟大起来以后，他就会把老师说得很伟大，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的学生太厉害，由他们学生重新书写禅宗史时，他们就变成慧能最重要的学生了。（大司马按：青原为石头希迁之师，南岳为马祖道一之师）
般若学与禅学之交汇
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有两大传统，一个传统叫做大乘般若学，一个传统叫做小乘禅学。
小乘禅学主要教静坐调心，小乘禅学继承了印度早期瑜伽派的方法，叫做“八支实修法”：
第一个叫禁制，要求谨记五戒，即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贪欲，这些都是外在对人的约束，要小心，不要触犯。
第二个叫劝制，就是勤修五种方法：清净、满足、苦行、学诵、念神。
第三个是坐法，这个就跟禅有关系了，有各种坐法，包括莲坐、勇士坐、贤坐、幸坐、杖坐、狮子坐、牛口坐、龟坐、弓坐、孔雀坐、自在坐等等。
第四个是调息，就是调整呼吸，吸入时为满相，呼出时为虚相，在三时调节气息，气满时人在气中为瓶相，就进入了所谓三味状态。
第五个叫制感，就是控制自己的感觉器官，使眼耳鼻舌身意保持一种跟外部世界分离的状态。
第六个是执持，指心灵和精神凝聚于一境。
第七个叫做禅那，要你进入四禅阶段，最开始是可以听得见声音，慢慢到听不见声音看不见东西，逐渐进入物我合一、身心俱忘的状态。
第八个是三味，这是瑜伽修炼最高级最纯真的解脱境界。
在印度，无论是瑜伽派还是佛教，甚至婆罗门教都会使用这些方法。这个方法是佛教三学戒、定、慧之一的“定”，戒、定、慧分别发展出佛教的律师、禅师和法师。
这在唐代分得很清楚，律师就是戒学，禅师就是定学，法师就是慧学。全部精通的人，叫做三藏法师。
大唐三藏法师
而另外一支是大乘般若学，主要讨论的是“空”和“佛性”。
佛性，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从人提升为佛的本来潜质。
“空”非常复杂，佛教的藏经中有六百卷《大般若经》，这六百卷全部讨论一个字——“空”，“空”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核心的观念。
简单地说，现象世界中的一切都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没有真实永恒的本质，都是变幻不定的幻相，《金刚经》里面说的“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电、如如”，空空如也，“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它指的是万事万物，现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流转变迁没有实在本性和永恒存在的。
似乎真实的现象世界，是没有自性的幻相，是各种因缘和合的，它本身就是“空”，但“空”又表现为五彩缤纷的“色”，所以“色”就是本来虚妄的“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和色互相依存，本来就是同样一个东西。
“空”跟中国玄学的“无”不一样，中国的“无”是没有，一切皆无，但是“空”比中国的“无”复杂很多。
在佛教尤其是禅宗的观念里，“空”不仅仅是现象世界一种无自性状态，还是修行者应当达到的意识圆满状态，是人排除对于现象世界的一切虚妄认识以后，所产生的一种清净而超越的心灵状态。
它是一个随意流转、变化多端、来去都很自然的状态，这样才能使得心灵处在一种超越和自然的状态。
“空”如果只是在理论的境界上，那么它始终不能成为艺术化人生的道路，而正是禅宗把禅学方法和“空”的理论结合了起来。
禅与艺术化人生
以南宗为代表的中国禅宗的核心观念之一是“顿悟”。
顿悟就是理解到内心本来就是空，外在世界也是一个空幻假相，在心里面要做到“无念、无住、无相”。
无念不是心里面没有念头，而是念也不念，所有念头都不停留在内心，所有念头都处在一种无意之中。
外在的各种纷乱复杂的相，都会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投到你的心里面，成为诱惑你心灵的东西，“无相”说的是所有的这些相，都不把它当做真的相，所有的声光化电、五光十色的东西，把它当做风过耳、影过眼的东西，这个时候就能够彻底地解脱束缚。
“无住”不是说不去住，而是说一切的“住”，都不要把它当做固定的“停留处”，这就是后来禅宗强调“平常心是道”的缘由。
禅宗由最初刻苦、艰难的修行、入定，逐渐地转向了轻松、自然、超越上来，“顿悟”起了很大的作用。
禅宗最早强调的是“即心即佛”，但再走一步，禅宗在中唐也就是公元九世纪的时候，逐渐走向“非心非佛”，我就是我，砍柴、烧饭、喝水、困觉都是修行都是禅，走到完全自然主义的方向上了，这种转变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大。
佛教本来很相信文字，佛经前面的开卷语常常是“如是我闻”，可是佛教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要把信仰的终极的地方回归到内心。佛教重视内心的思想传到中国以后，又跟“老庄”思想结合起来。老庄讲“道可道，非常道”，认为文字是没有用的，用文字表达出来的，都不是最深刻的真理。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和老庄思想的结合，禅宗就越来越强调回到内心，逐渐地走上“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道路，苦苦学习经典反而会被教条、道理所束缚，在禅宗看来，苦读经典叫“文字障”。
没有文字很多道理不能传播，靠了文字道理又会传播走歪，念歪了经，被文字束缚。禅宗发明了很多扭曲的、矛盾的、误读的方法，用一些非常奇怪的、违背逻辑和理性的话来启发人，产生出机锋、棒喝，用文字来破坏文字，用语言来瓦解语言。
当头棒喝之德山棒
德山宣鉴禅师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句话用理性思维去理解，很不通畅，这就要求人们放弃语言，放弃文字，放弃理解，不相信语言，不相信文字，逃脱理性，回到自己的内心。
禅宗通过矛盾、诗歌、误读、模糊表达这样一些非逻辑的方式，瓦解了人们对语言的信任。
儒家一直在中国传统中居于显要地位，中国士大夫也都以儒家标准为平生终极追求，儒家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些的少之又少。
对于士大夫来说，个体的价值体现与否，主要是看在此世能否有所贡献，所以有很强的责任心，但这些责任心反过来又成为“不能承受之重”，魏晋时虽有老庄作为寄托，但老庄更多是一种理论，远远不够补充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禅宗则不一样，是一种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新体系，可以补充责任感极强的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在责任与放任，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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