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武清
赵挑战在他的《患难余生记》中这样说。“我好像流动性很大。第一次庇护是在1933年，随后的十年里，第二次庇护、第三次庇护、第四次庇护、第五次庇护、第六次庇护！”
第六次流亡中，真是愤怒的最后一年。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迫害、迁移战、苦难后，在病魔中丧生。
但他视其中的一段经历为“甘之如饴”，是因为来到了新四军根据地，看到了新中国光明的未来，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香港脱险进入东江游击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日军就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半月以后，攻占了港岛，大肆劫掠的同时，封锁水陆交通，捕捉抗日志士；四处张贴布告，限令抗日分子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战争来得太突然了，困留在香港的众多爱国民主人士未及撤离，危在旦夕。中共中央急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香港地下党、东江游击队部署秘密大营救。在营救名单中前列的一个，是名记者、出版家、政论家邹韬奋。
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加紧了对抗日民主力量的镇压，邹韬奋愤而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抨击当局兄弟阋墙使亲痛仇快，因此遭通缉，后靠着周恩来的规划，秘密转移去了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今，患难余生的他，开始了脱离日寇魔掌的又一次流亡。
日军占领下的香港风声鹤唳，邹韬奋正忧心忡忡时，中共交通员上门接头来了，这才安下心来。他遵照交通员的布置安排，不时更换住址，与敌人捉起了迷藏，并做好了随时撤离港岛的准备。
1942年1月9日夜幕降临时，邹韬奋由交通员小潘指导，换上广东人的家常服“唐装”，挽起包袱，成难民模样，绕大街，穿小巷，避开日军岗哨，到了铜锣湾海边。借着暮霭掩护，钻过已剪开的铁丝网，悄悄爬上小划子，来到一条船上。
在船舱里，他见到了茅盾、于伶、戈宝权、廖沫沙、胡绳等老朋友。兴奋之余，邹韬奋讲起了港战以来的经历，谈笑风生，几乎忘了是在逃难中。
各人介绍所带东西时，他称赞起夫人沈粹缜来了：“手表钢笔还有钱，我本准备放在包袱里，又怕保不住，正颇费踌躇时，粹缜出了个主意，缝在裤脚管里，一点都看不出来。嗨，还是她的办法好。”
有人问他，家小未一道走放心吗？他笑着说：“粹缜和孩子安排在后边离港，共产党地下活动神通广大，小日本根本不是对手，定会顺利脱险，放心得很。”
10日凌晨3点钟，先已摸清了敌情的交通员，趁着日军巡逻艇回基地换岗的机会，带着邹韬奋等分头下到3只小艇上，穿过茫茫雾海，飞快驶向九龙沿岸偏僻处。众人迅速登岸，直去旺角通菜街的秘密交通站。
交通站负责人是个女同志，告诉大家次日出发，步行3天才能到游击区，应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她见邹韬奋化装得不太像，为他做了加工，还叮嘱他走路时不要太斯文，包袱不要拎着而应背着。
邹韬奋如学生之面对先生，恭恭敬敬听着又点头应诺：“这方面我毫无经验，唯您是听。”随即背上包袱，上身前倾，练习逃难式的走路，还叫大家一起练，互相讲评纠正。众人戏称：“邹公改行了，当起了逃难剧的导演。”
时日本人为减轻香港物资供应的压力，允许非本地的流民离境，地下党正利用了这个空子。11日早上，邹韬奋一行混杂在难民人流中，按日军规定的疏散路线，沿青山公路向西北走去。
路上，一个又一个日军岗哨，虎视眈眈打量着难民群，不时有拦住盘查甚至被带走的。邹韬奋也曾遇上过盘问，他镇定自若，按腹稿应答，有惊无险地通过。
经一天跋涉，到了深圳河边，交通员通过内线关系，取得了过界河的难民签证。第二天，邹韬奋一行安全过了深圳河，回望九龙半岛的重重山峦，他情不自禁挥手高呼：“再见吧，香港，我们还会回来的！”
虽说脱离了险象环生、随处有不测发生的港岛，但仍行走在日伪控制区，大意不得。东江游击队的交通员地熟人熟，对敌情了如指掌，领着大家时而慢走，时而隐蔽，时而快跑，邹韬奋紧跟不落，只是累得气喘吁吁。交通员照顾他，要为他背包袱，他婉言谢绝：“后边的路还长着呢，现在我的感觉还不算太累，实在太吃力时，再请你帮忙吧。”
经过一段崎岖山道时，邹韬奋扭伤了脚踝。他一声不吭，强忍疼痛，尽量把脚步走稳，免得被人发现了扶他受累。路上提心吊胆的麻烦还真不少，碰上过多个伪维持会的检问处，还要经过“绿林好汉区”，多亏交通员先已花了买路钱，巧妙周旋，一处处顺利过关。
13日，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东江游击队驻地白石龙。当交通员报告这一喜讯时，邹韬奋高兴得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游击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设宴为之接风洗尘，祝贺他们从香港脱险归来。邹韬奋代表众人致答词：“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在东江游击队的卫护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了。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无穷伟力，定能把日本侵略者扫出国门之外。”
以后几天里，又有几批香港脱险的人士来了白石龙。鉴于东江游击区处日伪顽的包围中，部队常常转移游击，难保没有闪失，身兼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发来电报：自香港来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久留，区别各人情况，有的可去桂林，有的可去重庆，个别的可经上海去苏北。虑及邹韬奋是国民党的通缉对象，各地特务机关一直在侦查他，周恩来作了专门电示：邹韬奋不能去大后方，指派专人负责，确保他的安全。据此，曾生司令员与林平政委决定，送邹韬奋与于伶等几个去相对安全的阳台山。
1月20日，邹韬奋离开白石龙时，挥毫题词赠与曾生留念：
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
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奋以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此书奉赠，藉志谢忱。
阳台山——梅县——上海
阳台山的条件，较之白石龙差了许多，住的是毛竹为架、稻草为盖的“人”字形“寮屋”，睡的是铺地干草，因属偏僻荒野之地，唯闻鸡鸣狗吠声，少见人烟。
冷落寂寞环境中，邹韬奋自寻乐趣，以充实精神生活。每天清晨闻鸡起床，招呼大家去户外做健身操，自告奋勇站在前面边做边喊“一、二、三、四”，俨然领队加教练。又在寮屋前搭了个草亭，搬来石板，大的当台子，小的当凳子，或在石案上埋头笔记，或与人对坐下棋斗胜。逢周末，则围坐一圈开游艺会，轮流作即兴表演。一次，他化装成卓别林演希特勒，惟妙惟肖，引得满场捧腹大笑。
后来，东江游击队的《新百姓报》和医务所也转移来了阳台山，邹韬奋毛遂自荐，为他们上文化课，介绍办报采写新闻的经验。
报社曾请邹韬奋座谈，征询他对《新百姓报》的意见。他先作调查研究，将近期的报纸浏览了一遍，就版面、内容、行文诸方面条分缕析，评判好差。他说：“这份报纸是游击队的喉舌，阅读对象的主体是游击区军民，所以应有它自己的特点。”随之归纳成几条，娓娓道出。他又建议改报纸名称为《东江民报》，使富有地方特色，体现为东江民众喉舌的宗旨。报社同人咸表赞成，请他题写报名，他欣然命笔，挥写了“东江民报”四个大字，还为《东江民报》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
在邹韬奋指点下，《东江民报》办得文图并茂，通俗易懂，编辑部上下由衷赞叹：“邹先生毕竟是资深报人，丰富经验行之有效。”
青年编辑李征向邹韬奋吐露内心，想当一名新闻记者，讨教入门之道。邹韬奋毫无保留传授了“六字诀”：真实、勤奋、无畏。并作了逐一解释：新闻报道务必真实，这是新闻事业的生命，新闻要披露事实真相，要宣传真理，不能粉饰太平；新闻工作者除了努力学习广博知识外，还要耳勤、眼勤、手勤、脚勤、脑勤；新闻记者要为真理而斗争，必须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李征频频点头：“听邹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得益非浅。”“这只是个人的一点体会，仅供参考。”邹韬奋谦逊地说，“要紧的是靠你自身的实践，不断总结，不断进步，相信并希望你能超过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艰苦环境中，邹韬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常对于伶等人说：“比起游击队的出生入死，我们安适得多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
他不因别人尊他为“邹公”、“老报人”而有丝毫的特殊，当地人民政权每次征求有什么困难、要求时，他总是说：“一切都很好，很满足。”居住处离集镇很远，吃得很清苦，下饭菜往往是乳腐或小鱼干。开饭了，他习惯先夹了一点菜，离开饭桌去别处吃，饭组长捧着菜盆赶去要他加一点，他每每推辞：“够了够了，让年轻人多吃一点，他们正在长身体呢。”游击队分配给他的奶粉、罐头等战利品，他不是原封不动退回，就是送去医务所给伤病员享用。
情报传来，敌人行将进攻阳台山。4月21日，邹韬奋转移去了梅县，住在江头村“侨兴商行”经理、地下党员陈启昌家中，对外但称是商行股东，因身体有病，来乡下休养，一住就是4个多月。
一天，陈启昌从伪县长那里得到消息，韶关国民党党部近日编印的《时人行踪》中，有一则内部通报，大意谓：邹韬奋原本隐藏在阳台山，后因日军进攻，闻已移住梅县乡间。他将此项消息及时报告给了组织，组织指示：提高警惕，告诉邹先生随时易地隐蔽。又有警报传道：国民党特务已出现在了梅县，剌探邹韬奋行踪，由与邹韬奋熟识的文化特务刘麻子坐镇指挥。
警报上报到了周恩来处，周恩来当机立断，发来电报：为保证邹先生的安全，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可从那里转赴延安。
负责保护邹韬奋的地下党员胡一声，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电文，征求意见。他心情激动地说：“感谢恩来先生与中共的关心，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安排。我办刊物做记者开书店几十年，鼓吹民主政治，但政权、军权还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一声令下，就可使千百万人头落地，连我这个只谈爱国的文弱书生也不放过，逼得我家破人散，多次流亡。我现在彻底觉悟了，到八路军、新四军去，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枪杆子加笔杆子，革内外反动派的命。”
邹韬奋离开江头村的前夕，正值中秋之夜，与陪伴自己多时的胡一声在皎洁月光下话别。
“啊，江头村，革命的江头村！”邹韬奋满怀依依惜别之情对月浩叹，言出由衷，“江头村的5个月使我终身难忘，这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触的祖国农村，第一次和农友长时间交往的场所，这里让我听到了许多，看到了许多，引起了我许多想像，将来一定要把这段极有意义的经历写出来。”
9月25日，邹韬奋由当地组织选派的3个交通员陪同保护，踏上了北去的旅途，经兴宁、老隆、株州、长沙，到汉口少歇。
早在梅县时，邹韬奋的右耳曾发生过痛痒，伴有粘液渗出，如今恐是旅途劳顿的缘故，又痛又痒，买了点中药滴抹，却见效甚微。
10月初，邹韬奋改由水路安抵上海。预得通知的上海地下党，将他安顿在斐德尔路陈其襄家中。陈其襄系中共党员，曾是上海“生活书店”的员工，算是邹韬奋的“老部下”，共事多年，感情深厚。上海沦陷后，他留下来照料书店资产，公开职业是“正泰商行”兼“德和企业公司”经理，属上海滩上有身份的人。
潜赴苏北成了“准新四军战士”
上海地下党立即把邹韬奋已到沪上的消息，报告给了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请求派人前来接应。邹韬奋曾长期在上海从事救亡运动，是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认识他的人很多。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日夜闭门不出，等候苏北派人来接。
不久苏北来人了，是个叫王兰芬的女同志，是苏北根据地的“大众书店”的职员，年纪不大，却是个经验丰富、机智勇敢的老交通，此次奉新四军军长陈毅之命来沪，与上海地下党通力合作，护送邹韬奋去根据地。
当时日伪严密控制着上海至苏北的交通，沿途车站、码头布满卡哨，明岗而外，更有无数便衣，凡认为有可疑的，不是立即拘押，就是暗中盯梢，故邹韬奋的根据地之行充满了危险。
为保万无一失，王兰芬与陈其襄等缜密规划部署：给邹韬奋办妥了伪证件，以应付关卡检查；确定护送人员，水旱行进路线，以及沿途保护接应办法；邹韬奋假装病人，但称得了肺病，去苏北乡下疗养，因乡音难改尽量少说话；在途中组织一个临时家庭，王兰芬为邹韬奋的妻子，某地下党员的母亲华老太太为他的丈母娘。
出发去苏北的日程确定这后，上海党组织安排邹韬奋去看耳病。一个阴雨霏霏的晚上，乔装打扮的邹韬奋到了曾是《生活周刊》医药顾问的曾耀仲医生的私人诊所。曾医生热情地接待“故主”，鉴于自己非五官科专科医生，所以领着他去了一家医院，请熟悉的医生检查，初步结论是中耳炎。
邹韬奋认为，中耳炎是常见病，并无大碍。上海的环境又是那么险恶，不便久留，决定按预定时间离开上海。
11月中旬的一天，邹韬奋摘下眼镜，换上夹袍，戴上只露出口、鼻、眼的筒帽，与王兰芬上了一辆三轮车。华老太太上了后一辆，手拎装着香烛的篮子。车前车后，自有交通员照料保护。
黄浦江边十六铺码头上熙熙攘攘，伪警察逐个查看旅客证件，吆五喝六如凶煞神，又特别卖力地搜查行李，趁机捞点油水。邹韬奋由王兰芬搀扶着，慢慢走了过去，骤然不戴了眼镜，视物模糊，步履蹒跚，看上去真像个久病之人。
到了检查轧票处前，王兰芬边递上一沓钞票，边央求说：“长官好德，我男人生了痨病，连站都站不动了，您高抬贵手让他早点上船吧。”
话音刚落，邹韬奋剧烈咳嗽吐出一口痰。伪警察如触了电一样跳到上风，抓过钞票掩鼻又挥手：“去去去，上船，快！”
例行的盘问检查全免了，顺利登船，重要一关算是过了。
航行途中，不时有敌人的巡逻艇穿过。为防突然上船检查，仍是高度警惕，邹韬奋按王兰芬的交代，侧身躺着，不时呻吟几声。华老太太则手捻佛珠，轻声诵经祈祷，一看就知道在为病人祈祷。乔装成各式人等的交通员，或坐或站或闲话着，暗中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按照计划在南通上岸后，换乘一条自己人的打鱼船。船老大早已摸清了敌人巡逻艇的往来规律，在夜幕掩护下穿过封锁线，直达江苏靖江县境靠岸，进入县城的“大众书店”。这里已属新四军的苏中区，店里的好几个职员，原是“生活书店”、《生活周刊》的进步青年，他们时刻惦念着曾共同生活战斗过的邹韬奋，今见他安全到达，无不喜出望外。
久别重逢在新四军根据地，邹韬奋的兴奋之情难以言状，情不自禁挥舞双臂欢呼：“到家了，到家了！这里的空气也格外的清新！”畅谈别后之情、劫后余生经过，时过中夜，仍毫无睡意。
陈毅得报邹韬奋已到靖江，电告驻苏中区新四军1师师长粟裕：妥善保护邹先生，希望在盐城与邹先生会晤，共商根据地文化出版业大计。
粟裕派人把邹韬奋接来东台县三仓师部，设便宴为之接风洗尘，热诚欢迎这位著名文化斗士的到来。邹韬奋笑逐颜开，发自内心说：“走遍了半个中国，不论国统区还是日占区，没有行动的自由，讲话的自由，写文章的自由，到了这里，一切都自由了，连呼吸也舒畅。”他要求在苏中区作调查采访，为日后编写《民主政治在中国》一书积累素材，向全国、全世界揭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崭新面貌。
粟裕一句拍板：“绝对欢迎，对邹先生全部开放，找谁到哪里采访都可以。”当下指派苏中行政专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负责陪同。
邹韬奋穿梭往来于部队、机关、地方政权、社会团体、农村、城镇，广泛接触各方人士乃至“白皮红心”的伪职人员，看、听、问、记，每天都是满载而归。晚上则伏案油灯下，整理采访笔记，日复一日，风雨无阻。虽然忙碌而又辛苦，他却毫不介意，浑身充满了活力，常说：“己之所欲，甘之如饴。”
苏中区敌我势力犬牙交错，盘踞在据点里的敌人常出来骚扰，随时有战斗发生，军政机关常突击转移。粟裕特别照顾邹韬奋，调拨了一匹战马给他，以利行动。他不怕摔跌，很快学会了骑马，而且熟练自如，每次都能迅速安全转移不掉队。由是他欣慰地说：“我这个笔杆子已能和枪杆子结合了，已经成了‘准新四军战士’。”
三仓地区的形势紧张起来，12月下旬，邹韬奋转移去了南通西边的骑岸镇，前后住了半个多月。在这里，他应邀向苏中行政专署的机关、学校、“抗联”以及文化团体作了多场演讲，以亲身体会，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和日军暴行。又为根据地的《江海报》写了“新年特刊”，还给办报人员作了采访、编辑、撰稿的经验之谈。
中耳炎又发了，痛疼得比以往厉害，有时一天劳累下来，痛得话都不好讲，但仍是每晚忙碌到深夜。陪同的专署文教处长刘季平劝他不要加夜班了，他辞谢说：“根据地的新鲜事物太多了，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常言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实不敢让一刻闲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