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匈奴”，人们就会想起和韩民族长期对抗的那个马背民族。
他们生在高原，长在草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住毡帐，着长靴，一生骑在马上，总是一个长驱就直逼长城脚下。我常想，汉民族的长城大概主要就是用来对付这个马背敌人的，长城与匈奴，几乎成了连在一起无法分离的组词。某种意义上，“匈奴”这个词是带有贬义的，说谁是“匈奴”大概就带有不开化、野蛮、粗鄙、好战、悍勇的意味。可有一个人，却将这顶桂冠带在了自己头上，只要是私下里作书作画，题款总是“长安匈奴”。我们知道，几乎一夜之间“匈奴”就烟消云散，不知所之。即使所幸存留一二，也早已耻提自己的民族背景，而混同于一个汉民族的普通一员而已。那这个人又为何呢？
这个人本不为“匈奴”人，只因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轰动文坛，而自冠“匈奴”。此匈奴非彼匈奴也，民族的迁徙湮没还包括汉语词汇的扩展和衍漫，这个“匈奴”，人们也就习惯接受了。
1993年，《最后一个匈奴》出版，随之而来的是一股“陕军东征”的劲风，这股劲风吹到了包括匈奴族曾经栖息和鏖战了几个世纪的鄂尔多斯草原，也吹到了因武侠小说闻名于世的金庸身边，“我常常想，匈奴这么一个显赫于历史舞台上的伟大民族，怎么说声消失，就消失了，确实让人迷惑不解”。
18年后，“匈奴”又回来了，这次回来，匈奴不再叫“匈奴”，而改名叫《盘龙卧虎高山顶》——以电视剧的形式在央视八套上闪亮登场。说起改名，高建群先生说，“我在思考修改题目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然后想像又回到那个年代的那块土地上，眼前就浮现出了革命老区的陕北后生在黄土飞扬的山间唱起那个《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场景‘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我一下就觉得‘盘龙卧虎高山顶’就是我们要找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咱们国家解放时期的陕北民歌。剧里面那么多的传奇人物，那不真就是‘盘龙卧虎’吗？”
电视剧不同于长篇小说，它是综合艺术，它可以尽情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去表现主题。剧里，自始至终，鸣响着一种陕北文化的特有形式——陕北说书。我们看到，每当剧情发展到高潮，人物命运出现陡转时，这个苍凉悲壮急迫的陕北说书声音就会适时而生，它让急迫的故事更加急迫，它让险急的人物关系更加险急，它让揪心的人物命运更加揪心，它让观众期待的心理更加期待，还有那应情而至的琵琶之声，真乃“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常能引来“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这是小说所做不到的，小说中，可以写陕北说书写陕北说书人以及说书的内容，但通体作为一种大的背景衬垫，是无论如何无法实现的，不知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抑或是作曲家的熟悉操作，这个陕北说书的或明或暗，或背景或闪回，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贯穿于全剧始终，实在是太妙了。它没有成为赘肉，为表现陕北文化而有意地忝列上去，它完全就是剧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当地的陕北，由于偏远闭塞蛮荒落后，这种口口相传的独口艺术成了人们娱乐的唯一媒介，不管是农闲农忙，总有一枝竹杆牵着一个盲人身背一只琵琶行走在白天的羊肠小道上，到了夜晚，一孔挤满老旱烟味的窑洞里就会传出那只低沉苍老的琵琶之声夹着厚重凄凉的瞎子之音，它会打破山村千百年来的寂静，它会连接山内山外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和庄里庄外眼下发生的现在。陕北说书本是一种独口形式，是一个说书人通过一把琵琶一只绑腿翘板就可以将一个故事完整而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它的绘声绘色不是摹声摹色，而是用节奏和音色音调通过急缓快慢变形地传达给听众。还记得一个韩起群的名字曾和共和国领袖坐在一条板凳上拉家常，曾为枣园窑洞的那几个院落里日夜忙碌的人说唱《刘巧团圆》。这些年，写陕北闹红以及延安红色革命的电视剧多了，但老觉得离当时真实的陕北隔了许多，为什么？因为导演和作曲家对陕北文化的理解还停留在理论的表面层次上，未能深入骨髓地真正进入陕北文化内里。《盘龙卧虎高山顶》的导演延艺本身就是陕北人，小时候就在陕北度过，那些儿时的窑洞传出的琵琶和声的陕北说书，在记忆深层里总是炽热地奔突着，一旦遇到突破口，哪还不喷涌而出？原著者高建群虽然生于临潼，但一岁时即随父母到了陕北，可以说他是无论关中不知长安而更晓陕北了。还和一般电视剧的原著者不同的是，高建群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部剧的改编和拍摄，原因就是他对这部剧的深爱和期待轰动的终极目标，他坚信自己原著的分量，尤其坚信这块土地的厚大博深和“盘龙卧虎”。他的参与，是这部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对陕北这块土地的熟悉以至钟爱，使他常常“回望陕北”，即使离开陕北住到了西安，可他的情感常常将他的目光拉回这块土地。仅去年一年，他说，曾经八次到过榆林，为了这部剧。
从小说到电视剧，还有一个典型的陕北文化现象——陕北剪纸不能不提，《最后一个匈奴》就是从这里出发的。1979年的一次陕西作家创作会上，高建群受到一位女知青臧若华关于一个陕北剪纸女孩故事的启发。女知青说，她偶然发现一张陕北剪纸，觉得具有“毕加索的立体艺术风格”，于是开始查访这个剪纸小女孩，在一次返回插队村庄的路上，偶然一个行乞的女子，便给她买了碗高梁面和一碗饸饹羊腥汤，一大碗面却将女孩吃得撑死了，还没想到的是，她就是那个千方百计寻找的剪纸女孩，这个凄美的富有陕北艺术之美的故事启发了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就开始跋涉。
女人与剪纸——是陕北文化特定的组合现象，小说和电视剧里，将这个最富于陕北特色的意象加在主人公白玉娥身上。这个集侠胆与温柔、智慧与贤良、恨爱与敢为于一身的陕北女子，时时以陕北剪纸和她的性格，或明或隐或显或暗地叠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陕北女子与陕北文化无法剥离的意象叠影。这是艺术追求上的最佳效果。在我们之前接触到的艺术里，为了表现文化，为了显示深重，往往将一种文化现象生硬地加在人物身上，人物往往为文化所累而直不起腰，文化不为人物接受而像别人强披上去的一件外衣。而小说和剧中的白玉娥却自然自觉地剪着她的每一幅剪纸，剪纸成为她的化身，也成为她传情达意的特定指代，她烦闷了剪，高兴了剪，不剪不足以达情，不剪不足以知意。某种程序上，也成为小说与电视剧情节与剧情转换的纽接点，它上牵一个事件的结尾，下牵一个故事的榫头，巧妙地将人和事、物和情铆接在一起，成为不可或缺的过渡与承接。
陕北唢呐，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国家名录所纳。在《最后一个匈奴》小说和《盘龙卧虎高山顶》电视剧里，几次出现轰轰烈烈的唢呐吹奏现象，那大红大紫的唢呐缨子，那头包三道道蓝羊肚子手巾鼓起腮帮子吹奏的唢呐手，那朝天而向吹得山摇地动的千古声音，不管是哪里的观众，都会知晓这是陕北文化的一种典型现象。它的出现是人物命运走向转折的
特定标志，第一次是黑大头和白玉娥的结婚场面，也是两个主要人物——白与黑对接并走在一起的表征，作者在结构这两个人物时是颇费心思了的，白与黑，本来是颜色的两极，也是事物的两极，将这一两极的人物榫接在一起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命定的，但只有冲突才能在矛盾中求得一致，在斗争中走向和谐。包括张三和李四，这两个人物的姓名也是陕北人日常口头语中对任何一个人物的通称，放在这两个人物身上，也是典型化中个性的集中体现。第二次唢呐的出现是赵半城过寿的日子，这个日子，将肤施城里的各色人等全部牵出亮相，而且在表现的热闹场景中酝酿着暗地里的各色阴谋，热闹与冷寂、奢侈与恓惶、奉承与奸佞、阴谋与谄媚，都在这一时刻于红火的唢呐声中完成。还有第三次的娥子与刘蝎子的结婚，第四次……唢呐不是有意嫁接上去的，是故事和剧情的需要必然牵出来的，陕北文化中人生最大的生活场景包括出生（满月）、结婚、死亡都和唢呐的出场命定地连接在一起，不管是正常的非正常的，不管是高兴的或是哀伤的，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都会不期然地出现，它有些时候是不以被接受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杨作新与灯草的结合，对扬作新来说他是不情愿与被迫的，他是不希望代表喜庆的唢呐在这个时候登场的，但文化的强大力量还是牵引着唢呐闪亮地登场了，这就是文化，文化的传承以及影响力的巨大早已将个人的情感忽略不计或抛之脑后了。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陕北方言是最能表征陕北文化的核心要素。现在的电视剧里，除了领袖人物和重要历史人物讲方言外，其余一律是说普通话的。而《盘龙卧虎高山顶》里，很多人物却是说陕北方言的，而且，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会说一个陕北人最常说的词“甚”，这，最大程度地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想当年，延安闹红的日子，陕北方言像如今的普通话一样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人们觉得鼻音浓重的陕北方言亲切好听，像唱信天游一样有那么一股味道。
支撑这些文化现象出现的还有另一种文化现象——陕北特有的地理地貌，画面中出现最多的，一是乾坤湾，一是红石峡。乾坤湾是黄河上的奇观，是中华母亲怀抱中的一幅天然杰作，它也是中华自身宗教文化——太极图的大地再现，它在有意无意地向我们表征，陕北文化不仅是一种区域，还是一种黄河文化华夏文化的核心区域。红石峡的地貌特征则足以代表陕北的地理特色，它的一水中分，它的石窑石匾，它的砂石相间，都是陕北地貌的缩影。除此之外的山壑沟连，峁梁串接，都是陕北地理的平常和不平常的呈现。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陕北民歌现象的一以贯之的穿插。然，这种现象在其它小说以及电视剧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且由于用之过滥，反倒有画蛇添足之嫌，我在这里就不单独再赘。
《盘龙卧虎高山顶》的制片人几年前曾经说过，“三年来，三位编剧五度修改剧本，至今还在修改中，如何保持作品深邃的思想内容，如何保持其陕北特色，是对我们的极大考验。”从现在看，不负编剧苦心，这些在电视剧中都达到了。在小说中，那是先前就早有了的东西，它的弥久不衰历久愈鲜的分量也正是体现在这些含量中。
作品的厚重，主要体现在文化里。如何表现文化，则是难中之难的一件事。《最后一个匈奴》发生在陕北，陕北文化成了它无法绕开的一个载体。
真实的匈奴早已一去而不返了，但“最后一个匈奴”的身影却依旧徘徊在陕北以至全国大地上，这一次，他又骑着他的高头大马披戴一身盔甲从鄂尔多斯高原上向长城“逼近”。
而我们的“长安匈奴”此时正坐在他去年新置的工作室里，执起毫管，在纸上涂抹《最后一个匈奴》和《盘龙卧虎高山顶》中的人物，而且已集成几十幅，正准备着以一个画册的形式向人们作重新的展示。(本文经“榆林周刊生活通”微信公众号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