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王清臣陈雷彭派新记者任雾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承载着太多人的殷切愿望，身患重病的人，为了自己的权利吵了很多年的人。
”西班牙工社党议员卡塞多（Carcedo）话音刚落，当地时间3月18日，西班牙众议院经过最终投票，以202票赞成，14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规。当地时间3月18日，西班牙众议院在经过最终投票之后，以202票赞成、14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规。
历经一年多的审议，该项法规最终得到批准，将在6月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西班牙遭受严重疾病或不治之症的病患将可以申请安乐死或协助自杀。
这一立法对一些人来说姗姗来迟，对另一些人来说，则终于得到了行为合法的慰藉。
现住巴塞罗那的59岁护士索菲亚·马拉格顿（Sofía Malagón）六年前被确诊帕金森氏症，在医院ICU工作了25年后，她深知将会发生些什么。有了新的法律，她觉得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尊严死了。
西班牙对安乐死的讨论可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回顾近四十年的历程，在“安乐死”议题里，有不同个体的持续抗争，也有与政治、宗教、医疗和道德等问题的紧密缠绕，最终社会各界得以重审生与死的命题。
目前全球安乐死合法化的情况
尊严死
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躺在床上，四肢萎缩。30年前，他因一场意外导致四肢瘫痪。他全身能自由支配的只剩头部，一个插上吸管的杯子静立在扭头可及之处，里面有足以致死的有毒溶剂。
那是1998年的1月12日，摄像机里留下了55岁的拉蒙·桑佩德罗生命里最后一幕。
“当我喝下这杯东西，我将不再是一个耻辱的奴隶：一具尸体上的活头。”拉蒙对着摄像机告别，声明自己不需要任何同情，他渴望死亡已经很久了，这一切都基于自主决定。他随后喝下了毒药，接下来的40多分钟里，尽管他挣扎、吐沫，仍然面带微笑。
两个月后，这段录影由西班牙一家电视台播出，舆论哗然。安乐死在当时的西班牙尚属禁忌，超过三分之二的西班牙人信奉天主教，自杀及安乐死都有违教义；此外，根据当时的西班牙刑法规定，协助自杀者须负刑事责任。
早在1983年，西班牙社会有过关于安乐死昙花一现的讨论。
1983年11月11日，西班牙《国家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希望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尊严死协会，意在营造一个更宽松的舆论环境，期待通过更改现行法律使绝症患者的安乐死合法化。来信者在国家报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翌年，约有200人互相联系，试图共同在西班牙创立“尊严死协会”（DMD），别名“自愿安乐死协会”。
协会筹备期间，一位53岁的白血病患者布拉兹现身说法，在《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死而生》。八年和疾病的斗争让他渐觉自己成了家人的负担，他只想拥有自主决定死亡的权利。
这些声音并没有得到重视。1984年11月，西班牙内政部以DMD的成立目的违反了《医学道义法》为由，拒绝了它的注册申请。时任内政部长巴里奥涅沃称，“对任何人而言，死刑都是没有尊严的。”
对内政部的批评一时如潮水般涌来，《国家报》在社评中质疑工社党政府对于死亡的态度，斥责其无意在行政层面革新认知。迫于压力，一个月后，内政部于12月13日通过DMD的注册申请。
1986年，西班牙出台《通用医疗法》，明确规定患者拥有拒绝治疗的权利，这场安乐死讨论暂告一段落。
七年后，拉蒙向巴塞罗那的地方法院提出合法安乐死的申请。
尽管有DMD成员的支持，他的请求被法庭以违背刑法条例为由拒绝了。西班牙刑法第143条规定，诱导他人自杀或协助自杀，可判处二至五年或六至十年的有期徒刑。
拉蒙不死心，上诉至最高院，又被驳回，最后拉蒙将诉求提请至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欧盟人权委员会，仍旧失败。
作为西班牙第一起公开要求合法安乐死的案例，此案重启民间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与此同时，拉蒙安乐死的诉求将自己与家人都置于舆论中心。有人质疑拉蒙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家庭关爱，才想放弃生命，类似的声音让拉蒙的家人也陷入难言境地。
1995年，在DMD第一任名誉主席萨尔瓦多·帕尼克尔的努力下，西班牙补充了刑法第143条中关于协助自杀的内容：若受害人遭受严重绝症，且明确要求帮忙，协助者可以酌情减刑。
即便如此，一切离拉蒙想要的还很远。
1996年，在最后一次上诉失败后，拉蒙对获得合法安乐死已心灰意冷，他称自己被独自困于法律刑罚、医生权威及死亡禁忌中。
次年，拉蒙开始策划自己的死亡。
深海无言
1968年8月23日，宿醉的拉蒙·桑佩德罗在离家不远的富尔纳斯海滩上游荡。这个25岁的年轻人从小在西班牙北部加利西亚的沿海小镇长大，22岁就随着商船周游世界，对他而言，大海和家一样熟悉。
太阳一点点移到头顶，海水正在退潮。拉蒙一阵燥热。酒精模糊了他的判断，海浪声起，他从岩石处一跃而下。
清醒时，他发现四肢已动弹不得。医生判定拉蒙颈部以下瘫痪。出院后，拉蒙搬离了自己的公寓，和父母、兄嫂住到一起。
生活变得局促。二楼那个靠窗的床铺是拉蒙全部的活动空间，为了让拉蒙可以看书，父亲和侄子制作了一款阅读器，拉蒙躺在床上，时不时咬着一根木棍翻书或写诗。
自拉蒙公开宣称自己希望安乐死后，许多人来和他联络，有人写信称自己和他同病相怜，但更多人表达了不理解。一个罐头厂的姑娘拉莫纳·曼内罗在看了他的报道后，骑车前往拉蒙的家中，劝他不要孤意赴死。大多数时候，拉蒙只是温和地听着别人讲话，唯有触及安乐死问题时，他决不相让。争执中，拉蒙向她吐露了自己精神上的痛苦。
对拉蒙而言，无论接受多少好意，他始终是一个乔装于世的活死人，月光、鲜花和爱情，都在他的身外，“正在死亡的我，该如何谈论爱情？……还有什么比听见尸体说话更为荒谬？像人一样热情讲话，但不知冷热，既无快乐，也无痛苦。”拉蒙认为，这样的处境不是生活。因为四肢瘫痪，他无法自杀，为了生命的尊严，他一直尝试找人来协助自杀。
1997年年底，为了不拖累亲人，拉蒙从家中搬离，独自住到一间离家二十五公里远的公寓里。由于不能移动，他需要别人协助将药物放到自己能碰到的地方。
这一步被切割成十一个动作，每个朋友完成一个孤立的动作，这样就没人会因为帮助他而被判刑。
拉蒙的死亡不是结局。
次年三月，被公开的录像引来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暴怒，警方以涉嫌协助自杀为由拘留了他的朋友拉莫纳，但自拉蒙死讯传出，3000多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声称自己是协助拉蒙·桑佩德罗死亡的人。各类脱口秀和报纸上都充斥着关于协助自杀的讨论，最后由于证据不足，拉莫纳被释放。
拉蒙的死扭转了公众对于安乐死讨论的风向，1998年3月，大选失利的工社党提出将协助自杀合法化的法案，遭到西班牙议会的否决，但人民党政府同意将这一议题提交参议院，并提出成立相关委员会进行讨论。
2002年，西班牙出台《患者自治法》，规范患者在生前遗嘱中的个人权利，在特定情况下，患者可以拒绝接受医疗服务。
2001年及2004年，根据拉蒙故事改编的电视剧及电影相继播出。导演阿梅纳巴称，拉蒙本人的故事已经足够传奇，他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去理解并表现他，电影《深海长眠》获评200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深海长眠》影片
同年，时任工社党主席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扎帕特罗在首相竞选中提出，“我们将力争在国会中建立一个委员会，致力于安乐死和尊严死等方面的发展，促进姑息治疗的可能。”自此，拉蒙的故事彻底扩大了西班牙安乐死的舆论。
“死亡医生”
一面，以拉蒙为代表的患者在积极寻求安乐死的可能性；另一面，以路易斯·蒙特斯为代表的医生们正尝试推开阻碍尊严死的牢固边界。
医生蒙特斯被反对派称为“死亡医生”。有人匿名指控他在维罗·奥乔亚医院急诊室供职期间，给人注射镇静剂后，24小时内十有八九的病患会不治去世，这一死亡率是其他医院的3倍。
路易斯医生很快被撤职，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给予了患者尊严死，“仅因许多医生的偏见和无能，人们不得不多遭受数小时甚至数日的痛苦折磨。”
在安乐死并未合法化的情况下，路易斯等人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没有让病患在痛苦治疗过程中延长生命，而是用镇静剂给予其姑息治疗，将濒死当作正常过程，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得到了科学协会的认可。
马德里官方医师学院院长法利纳表示，上述医院急诊室小组于2003年向赫塔菲医院伦理委员会提交过姑息治疗的研究，医院对绝症患者的镇静剂管理得到了批准。况且该急诊室进行的治疗获得了病人家属的“知情同意”。
2008年1月，法庭结束对此案的调查，认为患者死亡与镇静剂使用没有必然联系。
几起类似的镇静剂姑息治疗案发生后，从2010年起，西班牙多个地区陆续颁布《尊严死自治法》——尊重患者意愿，保障死亡过程中的人权，支持姑息治疗。2017年，加泰罗尼亚地区呼吁国会将安乐死“非犯罪化”，试图以地区议会力量推动西班牙刑法变化。
尽管曾被称为“死亡医生”，路易斯一直在为“生命”奔走。2009年，他成为了DMD的主席，他觉得“医学必须预防痛苦并保证死亡质量。生命是一项自然权利，一个清醒的成年人应该能够对此作出自己的决定。”
2018年，69岁的路易斯医生在驱车前去参加DMD会议途中发生车祸死亡。
三十年的挣扎
医生的推动让大众看到一些希望，同时患者们也在为自己的“死亡权”做着持续的努力。2019年，网上流传的一段死亡视频引发热议。
视频画面里，一根浅绿色的塑料吸管横在中央。吸管一头，纯净的玻璃杯里，盛着如清水般澄澈的有毒溶液；另一头，一位短发瘦削的老妇人安静地靠在床上，枕着丈夫为她垫高的被子。疾病侵蚀着她的身体，让她的四肢无法动弹，从脖颈到手臂，处处能看到皮肤下凸起的筋脉。此时，她双眼紧闭，再也不会醒来。
玛丽亚·何塞·卡拉斯科期待这一天很久了，她61岁了，受多发性硬化症（MS）困扰30年，手脚不再自由控制。她想要有尊严地离开。2019年4月3日，在丈夫埃尔南德斯的帮助下，她终于实现了死的权利。
最初，她发现自己签字、绘画、弹琴都会手抖；看电视重影；感觉不到自己的脚……确诊之后她感觉越来越糟，不再去见朋友，不再外出，辞去了自己在法院的工作。一天，埃尔南德斯下班回家，像往常一样，踏进公寓时喊着妻子的名字。但这一次，没有回应，房间里安静得吓人。
他迅速赶到房间内，玛丽亚被一个个空荡荡的药瓶环绕着，失去了意识。他把她从床上拖起来，她羸弱的身躯“砰”地倒在地上。“我将她拖至浴室，将手指伸进她的喉咙”，玛丽亚吐出一团药片。醒来后，丈夫告诉她，尽管无法阻止她自杀，但会“尽一切努力证明她有继续生活的理由”。
他减少了工作时间多陪伴妻子，买了上百部电影碟片和她一起看，在周末陪她离开马德里去野餐，享受自然。但这些都没能抵挡住玛丽亚病情的恶化。为了应对妻子的情况，埃尔南德斯为她重新装修了公寓，在墙上安装把手，方便她扶着到厨房；他改装了浴室便于妻子洗漱，“她没有高质量的生活，但我觉得她还是可以保持向前进。”
他提早退休，艰难地照顾妻子，为她洗漱、涂面霜。但有的时候，轮椅嘎吱的声音，妻子轻轻的咕哝声，药片与药瓶碰撞的声音，这些离死亡愈发靠近的声音让埃尔南德斯有些困惑，妻子想要延续生命吗？还是自己自私地在强制妻子继续活下去？他们讨论过安乐死，尽管那时在西班牙还未合法。
玛丽亚的情况已恶化到了无法使用双手的地步，那是2018年，她瘫在轮椅上，像是被一件紧身外套深深地束缚着难以动弹，几乎很难看见、听到，一些时候甚至不能吞咽或者谈话。她已再次准备好迎接死亡。那一年，西班牙议会同意辩论由工社党起草的安乐死提案，这给了这对夫妻希望，但几个月过去了，法案还是受到了保守党的阻碍。
等待的每一天对玛丽亚来说都是煎熬。
这对夫妻开始计划录制视频，让更多人注意到申请安乐死的患者的状态，他们想要促成安乐死法案的进一步辩论、通过。玛丽亚担心丈夫会面临被起诉的风险，但埃尔南德斯已经下定决心了，愿意帮助妻子摆脱纠缠她多年的痛苦，决定用影像记录发生的一切。
镜头下，埃尔南德斯认真地问妻子，“是否想要协助自杀？”
妻子：“越快越好”。那时的她像极了二十多年前的拉蒙，躺在轮椅上一丝无法挪动，全身上下唯一让人看到生机的是她头颅和那副坚定的眼神。一切准备就绪。一番拥抱，一片寂静，独留一人。
埃尔南德斯丝毫不隐藏这些举动，他向警方自首，向媒体公开视频，“我们希望这件事能在安乐死话题领域照出一片光亮”，但同时，他本人被送向了性别暴力法庭，“认识我和玛丽亚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婚姻中什么都有，除了家暴。”
100万个签名
听说埃尔南德斯被指控的消息，“我就像十多年前接到那通电话时一样愤怒无助。”霍尔曼医生如是说。2005年时他因帮助一位绝症老人自杀，成了西班牙首位实施安乐死被指控为谋杀罪的医生。
“他照顾了妻子这么多年，亲眼看着自己的爱人一心赴死，他的协助是一种爱。”霍尔曼医生在请愿网（c）上写道，他急切地想为埃尔南德斯辩驳，希望其免于被指控，免于像自己一样“用十年时间重建生活”。
用请愿方式表明态度的远不止霍尔曼医生一人。
罹患硬化症十年的马科斯在请愿网上打下这行话，“我热爱生命、敬重生命，享受我过去的生活。但带病卧床四年，忍受着连吗啡都不能抑制的病痛……我想休息了，我不想再被痛苦折磨。”三个月后他离开了世界，但他的遗孀仍在为他发起的安乐死合法化请愿争取签名。
“她希望在意识不清醒时奔赴死亡，而不是在痛苦、失忆中维持生命。”但现实是，他看着妻子的泪水沿面划过，却无法遵从她的意愿。特克玛·洛伦特的妻子患阿尔兹海默症12年了。
在妻子病情晚期的那几年，她的生活不能自理。特克玛看着他的爱人哭泣、作出难受的姿势，自己却没法帮助，只感到强烈的无助。
“死亡不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吗？其他人有权让自己的生命获得尊重，为何我的妻子想要结束生命，这一权利不能受到尊重？”他在请愿中问道。他的请愿希望换来安乐死的合法化，他的妻子于同一年去世了，没有等到法规通过的那天。
霍尔曼、马科斯、特克玛三人发起的请愿在网上获得如潮涌般的回应。2019年7月12日，三份请愿书收集到的100万个签名被提交到西班牙议会，要求对安乐死进行法律修改。
是结束，也是开始
民众对于安乐死的支持率逐年提高，在2019年达到了87%。
2021年初，安乐死法草案被送上代表大会。民情支持，党派推动，议会同意将安乐死法草案送入修正阶段。
安乐死支持者手中的标语：可以选择免于痛苦的死亡。西班牙《国家报》图
修正阶段内，各方争议涌现。西班牙教会认为安乐死法案是种政治行动，合法化后可能会产生道德问题，有类似担心的还有西班牙极右翼党派呼声党（Vox）的议员，“这项法律相当于给最弱者签署死刑。”在野的人民党（PP）则认为这项重大社会变革仍未经过充分公开辩论。医疗界也有人认为新法与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相悖。
当地时间2021年3月18日，西班牙马德里，反对安乐死的示威者在西班牙议会外抗议。
在法案支持者眼里，安乐死合法化更意味着将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交还个体手中，法案也规定了相应的执行监督措施。那些身患绝症的患者还在继续等待。
2020年12月17日，在多番辩驳过后，西班牙议会通过安乐死法案。 3月18日，西班牙众议院通过了安乐死法规。
59岁的护士索菲亚在六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氏症，25年的医院ICU工作经验让她再清楚不过未来会面临什么。
当地时间2021年3月9日，西班牙巴塞罗那，60岁的护士Sofia Malagon患有帕金森症，在家中接受采访。 人民视觉 图
“我很担忧以后会慢慢去世，十分糟糕地活着，”索菲亚拥有生物伦理学硕士学位，一直在积极争取安乐死合法化。“药物应该不仅用于治疗，也要用于避免痛苦。”新法通过于她而言具有进步意义，但她也不满足于此，因为法律规定，来自国家医疗卫生部门的医生仍有权利对病人安乐死的选择提出个人反对。
“我们赢得了战役，但现在面前还有需要继续奋斗的战争。”索菲亚说。
88岁的喉癌患者耶苏斯也有和索菲亚类似的担忧，担心只有在疼痛难以忍受时才被允许安乐死。
当地时间2021年3月2日，西班牙巴塞罗那，88岁的Jesus Blasco身患喉癌，透过公寓的窗户向外看。
他在经历了喉癌手术后，便表示想要赴死。他在医院里呆了五个月，靠进食管维生，医生预测他的一生将不能再正常进食和喝水。耶苏斯说如果他的健康恶化，他会再次考虑安乐死。“谁能决定我的痛苦是否不堪忍受?神父，教皇，政客?这取决于我。”他说。
失去妻子后，埃尔南德斯还在等待案件进一步的审理判决。在他和玛丽亚的小家中摆满了书画，不少绘画作品出于玛丽亚之手，轮椅也安安静静地摆在家里。“直到安乐死被合法化，我才会改变家里的布置，那时我的悲伤才算到了终点。”在那之前，在没有她的日子里，他只是活着，惴惴不安。
责任编辑：彭玮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