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点火，灯——王锡厚的“字关案”不让打开。
乾隆42年(1777年)，江西芜湖海城为新昌县(宜丰县)
而这个王锡侯所刻印之书，内容多有大逆不道之处。随举报信，还呈有王锡侯所编的《字贯》一书。但凡涉及文字狱这种政治案件，封疆大吏都不敢怠慢。海成仔细审验后，发现这部《字贯》确实有些问题，其“凡例”中写入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名讳（玄烨、胤禛、弘历），没有实行缺笔避讳，有“不敬”之嫌。为此，海成斟酌后上奏，说地方已经基本审结此案，向乾隆帝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
熟料，海成把王锡侯“字贯案”上报之后，乾隆帝览奏观书，勃然大怒，认定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命令大臣严办此案。皇帝加以督办，这个案子一下子就大了。
王锡侯，乃江西一老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他与兄长王景云共同起蒙。真所谓“人生忧患读书始”，为追求功名，少年时代，王锡侯把自己锁在村中王氏祠堂的小房里，头悬梁，锥刺股，日以继夜苦读。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地槛下的小洞送进去，钻研精神十足，埋头八股。死挣死学十多年，直到24岁才补博士弟子，38岁才中举。而后，王锡侯九试春闱，向更高的功名不断发起冲击，但皆铩羽而归。进士的大门，始终对他关得严丝合缝。最终，生活的艰难和运气的不济，迫使王锡侯终于彻底放弃了仕进之念。
对于王锡侯这样一位饱学宿儒，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却说他是“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其实也言之过矣！
作为通晓训诂、音韵、义理、八股的自负读书人，这样的学者，陈寅恪时代或许有个位数，今天可能一个都没有！但在当时的清朝，读书人被迫钻入故纸堆，如王锡侯之类的学者，车载斗量，因为竞争确实太激烈了。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既然富贵不可强求，王锡侯就想青史留名了——修书著述，乃读书人名垂青史最迅捷的路经。
王锡侯曾经自述：“家本贫，然最耻向人言贫。心本粗，性亦带侠，见有强凌弱，众暴寡，蔑理法……”可见，这位老王还是个骨鲠之人。但清朝文网周密，他倒不是完全不知避讳，比如他本名就叫“王侯”，怕自己名字在科举之时犯忌讳，他很早就改名为“王锡侯”。
于是，用了长达17年的时间，皓首穷经，王锡侯不辞辛苦，编写了《字贯》一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友人赞助下，王锡侯于吉安隆庆寺开始雕刻《字贯》。七月中旬，他又在南昌分局刻印，第二年全部刻成，大概花费了一千多两银子。当时，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
这部《字贯》，实际上只是一本非常实用的速查字典。可见，这位王锡侯不仅不是一位腐儒，其实还是一位很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康熙字典》检阅起来极为不便，所以就编个简缩本的字典，将其内容分为“天、地、人、物”四类，便于学者作诗、用字的时候方便查找，也能因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至于王锡侯编纂《字贯》的初衷，其自序中说得非常明白：
钦惟圣祖仁皇帝（康熙帝），性由天亶，学绍缉熙，命臣工纂定《字典》一书，搜千年之秘奥，垂三重之典章，煌煌乎如日月之经天，有目者共覩而快之矣。
然而穿贯之难也，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
窃尝思《尔雅》以义相比，便于学者会通，然为字太少，不足括后世之繁变，亦且义有今古不相宜者，兹谨遵 《字典》之音训，扩充《尔雅》之义例，于是部署大者有四：天文也、地理也、人事也、物类也。于四者之中，析为四十部；于每部之中，又各分条件；于条件之内，又详加鳞次；其切用者居于前，其备用者尾于后。恭奉《渊鉴汇函》、《佩文韵府》，下至《本草纲目》，羣汇纂及诸经史有可证者，援引以助高深，其有重复可省者，稍节以便记阅。
字犹散钱，义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用贯，因名之曰《字贯》。
字里行间，王锡侯不仅没有对康熙帝大不敬，还在序言中竭力谄谀康熙帝，说康熙帝“性由天亶，学绍缉熙”。可见，王锡侯骨子里面没有任何反大清的意思。
说句实话，如果无人诬告揭发，新昌又非大道通衢，估计还真没什么江西以外的人注意到这本“工具书”。
那么，那个叫王泷南的人为什么要出首告发王锡侯呢？
原来，王泷南和王锡侯为同族亲戚。王锡侯家中曾有一座祖坟山，被族人王泷南看中欲抢占，就喊来家中妇女，将女人月经纸等污秽物弃于祖坟之山，以此破坏风水并表示侮辱。王锡侯自然很生气，把官司打到县衙。熟料，那王泷南早就率人提前上山，埋下芝麻种籽后，用盐水快速发芽，并且在官府讼对之时声称那座山是他自家芝麻地。
而当县衙来人调查，发现这座王锡侯所称的“祖坟山”，确实是块芝麻地，就把这座山判给了王泷南。
受到如此窝囊，王锡侯气愤难平。不久，开始有报应了。王泷南因为一件唆讼事发，被官府判处流刑发配。后来，王泷南偷偷逃回老家。王锡侯得知后，马上报官。官府侦知后，再次抓到王泷南，第二次把他发配。
冤冤相报何时了。待王泷南流刑期满，回家之后，他就开始寻找王锡侯的把柄。看到《字贯》一书在当地县城和南昌省城都挺好卖，王泷南更是眼红。出于报复心理，王泷南仔细翻看王锡侯所编的这部字典，最终找出了大错漏：王锡侯竟敢删改康熙帝的《康熙字典》，还敢在书中对三代清朝帝王皆不避讳……
于是，王泷南拿上举报信加上《字贯》原书，就把王锡侯给告了。
当时的江西巡抚海成，是满族人，学问不大，但对乾隆帝关心的禁书查禁特别热衷。到乾隆四十一年底，江西省已经查缴禁书8000余部，名列全国之首，受到乾隆帝表彰。但看到如今王泷南上缴的不过是一本字典，海成和幕僚仔细查看、研究，认为王锡侯这种作法不算罪大，属于“狂妄不法”，想出名挣小钱罢了，书中也没有“悖逆”词语。所以，海成在奏折上，只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同时，附上《字贯》一部，四角粘上标签，以供呈乾隆御览。
王锡侯知道自己被告后，大骇，赶忙立刻将《字贯》凡例中需要避讳的字重刻重印——“圣祖庙讳‘玄’，避用‘元’字，‘烨’避用；世祖庙讳‘胤’，避用‘引’，‘祯’避用‘正’；乾隆御名‘弘’避用‘宏’，避用‘历’”，并且把其自序内“而穿贯之难”的一句批评《康熙字典》的话，也删掉不用。
不过，海成上奏后，听说乾隆帝大怒，也惶恐，马上率领大批人马奔向新昌县王锡侯老家，将王锡侯以及他的子孙、弟侄、妻媳等22人全部逮捕，然后装进囚车，直接押解入京。而后，海成还多次亲自深入王锡侯所在村庄及其附近地区，搜缴王锡侯平时所著图书，最终共搜缴已刻著作79本，手稿1 7件，全部一一封好，交军机处转呈乾隆帝御览。同时，江西官府还缴获已印的《字贯》261部，各种书版2174片，以及王锡侯一些家藏书籍。
王锡侯被逮后，在北京供称说：“这书内将庙讳御名排写，也是要后世知道的，避讳实是草野无知，后来我自知不是，就将书内应行避讳之处，改掉另刻了，现有改刻书板可据。”
确确实实，王锡侯编简易字典，没有任何别的用意。在序言中，他对当朝皇帝乾隆时代还夸得不行，说什么自己能够“食太平之福，沐雨露之恩，游翰墨之场”啥的……
但是，乾隆帝不管那一套，故意借题发挥，把王锡侯缩写缩编《康熙字典》以及犯忌讳的事情说得严重无比——王锡侯竟敢把他们祖孙三代的名字玄烨、胤稹、弘历名字开列在书中，没有任何避讳，罪大恶极！——“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
其实，王锡侯在《字贯》 “凡例”中特意将这几个字列出的本意非常“善良”，是提醒读书人注意，不要随便书写这几个字犯错，谁想，他自己却因此获罪。
我们要知道，乾隆帝即位后曾一度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
千万别把乾隆帝这句话当真！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原布政使彭家屏撰写族谱《大彭统记》，其中遇到庙讳、御名皆不缺笔，乾隆帝得知后，竟然赐令彭家屏自尽。对自己避名不究的食言，乾隆还自我解释说：“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可比。”
瞧，时隔20年，这次王锡侯犯错，确实他就是一个草野小举人，但乾隆帝依旧没有饶过。所谓的皇帝金口玉言，连放屁都不如！
皇帝发出如此狠话，王锡侯倒了血霉，不仅自己被杀，子孙7人也被问斩，其余几十口亲属，“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
待江西官府最终依律查抄王锡侯家时，发现63岁的老儒王锡侯只有60几两银子，寒酸至极。为此，多年之后，王锡侯的新昌老乡、晚清文人胡思敬在其所撰的《盐乘》中表示说：“（王锡侯）被诛时，情状甚惨！”
小人枉作小人。本来屁颠屁颠特别积极在江西大搞文字狱的江西巡抚海成，也没有好下场。由于他先前上奏时只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乾隆帝认为如此刑罚太轻太轻，有替罪人说好话之嫌。于是，乾隆帝诏谕天下道：
“海成对此悖逆之事，竟然双眼无珠，茫然不见，仅请革去王锡侯举人，以便审拟，实属天良尽昧，负朕委任之思。”
最终，清廷决定：江西巡抚海成，斩监候；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史冯廷丞，也因为他们都看过《字贯》一书而没有能检出悖逆重情而革职；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
由此，王锡侯一案，被杀被流被贬，上上下下牵连近百人。
清王朝的文字狱，最早始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清王朝入关后第一次乡试中，有河南中举者将皇叔父多尔衮写成了“王叔父”，于是主考官欧阳蒸、吕云澡被革职，交刑部议罪；康熙五十年(1711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在《南山集》中用了明朝永历年号，不但自己被砍头，而且牵连300多人入案，文字狱愈演愈烈。谁料，66年后，王锡侯这么简单的“字贯案”，也被乾隆帝定位文字狱大案，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