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明星周雄南
人民军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传说中的将军。
他自愿被俘，参加了红军队伍。作为红军的一员，他花在拿笔杆上的时间比拿着笔杆的时间多得多。
他在八路军、新四军都打过仗，和黄克诚、刘少奇、陈毅、邓子恢朝夕相处。
他在华东解放战场纵横捭阖，为华野第二纵队的成长立下了大功。
他往返于杭法院组月火战，为越南人民军战时政治事业及和平时期的政治建军倾注了巨大的力量！
他是被陈喜剧称为“邓大元”的开国中将邓一凡。
一、“之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之后是‘当了红军好好干’！”
邓逸凡，原名邓福坤，又名邓国雄，曾化名邓惠民，1912年6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水口镇峭峰堡（今小丰村）一个贫农家庭。
邓逸凡之父邓官叔，读书不多，务农为生，年轻时到过暹罗（泰国），见过世面，曾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引导农民抗租抗税。父亲的革命义举，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年幼的邓逸凡。
1919年秋，邓逸凡进入私塾启蒙；五年之后，他开始接受新学教育，相继入读本村尚友小学、水口区立高小。他深知穷人家孩子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27年9月，邓逸凡考入兴宁县立兴民中学，逐步接触进步思想熏陶。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公开称青年改造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次年春，中共兴宁县委转移到峭峰堡活动，秘密出版县委机关报《红旗》及其他宣传品，邓逸凡主动帮助印刷、分发，引起地方当局注意，下令通缉法办。不得已，他揣着大姐给的20个小毫洋，披着朦胧月色，开始背井离乡。他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23年！之后，他辗转汕头、潮州一带，学做过竹籐箱，叫卖过麦芽糖，还在刻印铺当过学徒。一年下来，他仍然饥寒交迫。
1928年冬，抱着扛枪吃粮的念头，邓逸凡进入潮安靖卫团当兵。不到两个星期，他看到靖卫团专门欺压农民，遂转投粤军徐景堂部第5军独立团学兵连。由于个头较小，招兵人员不愿搭理。邓逸凡愤愤不平，操着一口客家话，与招兵人员理论起来。这时，学兵连连长邱少郊恰巧经过（邱是广东梅县人，说客家话），听见乡音备感亲切，适时发话：“把他留下吧！”就这样，邓逸凡投身粤军，在邱少郊手下当了二等兵。
◆邓逸凡
1929年5月，粤军徐景堂、陈济棠两部火并，徐部大败解体，邓逸凡所在连队投降了陈部，驻兵广东阳春，邓逸凡升任中士班长。不久，邓逸凡所在部队反陈事败，他拿着5块银元遣散费，只身一人来到广州，又过起流浪生活。
1930年春，邓逸凡又投粤军第八路军，在总指挥部警卫队当了一等兵。不久，他听说邱少郊已经升任副营长，就在第八路军第63师教导团（驻广州沙河）工作，就去找邱并当上了中士班长。
1930年3月，粤桂军阀大打出手，双方激战广西梧州。这时，邓逸凡升为代理排长，风闻即将开赴前线。他不愿横死军阀混战之中，就找到邱少郊说：“到那里打仗我不去，死了也不明不白的，太没有意思了。”邱少郊告诉他：“你们不是去梧州，而是到临近江西的南雄、大庾一带布防，再开过去，就是共产党了，要防他们到广东来。共产党不是土匪，很厉害。你们去了以后不要大打，主要是提防他们打过来。”邓逸凡闻言，心中大喜：原来，那里有共产党！自己正愁找不到共产党，原来就在江西！
邓逸凡一行20多人在粤赣边界中站街布哨的第二天，他们驻守的山岭就被红军包围了。有人提议由邓逸凡指挥冲出去打，被他坚决制止了，20多人一枪未开，全部缴械投降。一路上，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是共青团员，早就想投奔党的怀抱了，能留下来参加红军吗？
在南雄附近，全体俘虏集中起来，听红4军军长朱德讲话。讲话最后，朱德不无幽默地宣布：愿留者，革命队伍欢迎；想走者，3块大洋饯行。这时，邓逸凡兴奋地高喊：“我不回去了，我要留下来当红军了！”这一喊，他的那帮兄弟都留下来当了红军。这一刻，邓逸凡就快18周岁了，他终于告别了浑浑噩噩的扛枪吃粮生活，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
回顾这段跌宕人生，邓逸凡曾戏言：“之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之后是‘当了红军好好干’！”
二、“负责担架队政治工作算不上大事，但更不能算作小事！”
邓逸凡加入红军后，看见一些宣传员在墙上写大字标语，便主动跑上去帮忙。这时，一位红军干部过来问：“你当红军想干什么？”
邓逸凡正忙着，不假思索就答：“就当宣传员。”
“宣传员？你会写字吗？”红军干部又问道。
得到肯定回答后，红军干部立刻找来一支毛笔，递到邓逸凡手中。邓逸凡本来字就写得不错，于是乘兴挥毫写了几个字。红军干部喜出望外，说：“你不用当宣传员了，就当文书吧，我们正在找一位文书呢！”原来，这位红军干部是大队教导员，正在为大队部寻找一个笔杆子。可是，等大队部把报告打上去后，支队领导听说邓逸凡有文化，直接把他截调到支队工作。于是，邓逸凡便在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第一支队（支队长王良）当上了文书。
1930年4月，红军攻占会昌之后，邓逸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调任支队党委秘书（党委干事），表明上级对他的信任与欣赏。作为党委秘书，他组织直接参与布置工作和总结工作的会议，并整理记录与起草决议，工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那时，红军名将陈光（时任副支队长）文化水平不高，时常向他请教。
1931年3月，邓逸凡调任红4军第10师（原第1纵队改编）政治委员办公室秘书。同年9月，红10师成立政治部，他改任师政治部秘书。作为红10师政治部门笔杆子，他为总结、推广该师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做出了贡献。
1932年冬，邓逸凡又改任红10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常常直接奔赴作战一线。那时，国民党军正对中央苏区展开第四次大“围剿”，红10师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投入反“围剿”作战。这年12月，为加强支前工作，邓逸凡调任农民担架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由于战斗激烈，红军伤亡不少，抢救任务十分艰巨，而农民担架队员闻枪炮而惊，故邓逸凡总是亲率担架队员上前线，从火线上抢送伤员到简易包扎所，再组织人力把伤势严重的火速转送后方医院。虽然邓逸凡临危而上，有些体力不好的担架队员还是叫苦叫累，他就耐心细致地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终使担架队无一人逃亡，出色地完成了战地救护任务。对此，邓逸凡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红10师师长李赐凡评价很高：“负责担架队政治工作算不上大事，但更不能算作小事！伤员如果不能及时后送，那会影响军心士气的！”
邓逸凡因为组织领导担架队火线救护伤员受表扬，也因没有在担架队实现全员参加红军挨批！
1933年6月，由于没有成功争取全部担架队员参加红军，邓逸凡谪任红1军团第2师参谋处文书，专门做军事统计工作，不但工作接触面变小，而且还被人监视。可是，他不以为意，积极主动完成本职工作，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如规范军事机关的统计表格，建立统计报告制度，改进统计方法，确保统计准确性等。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途中，红2师的统计工作更为繁杂、艰苦：掉队的、逃跑的、打伤的；丢失的东西、补充的东西、缴获的东西……都要一一统计报告。邓逸凡尽职尽责，从无一丝懈怠。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转战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地区，整日与敌交兵。由于取消了勤务员、运输员，邓逸凡除了自背行李物品、枪支弹药外，还携着红2师的全部统计资料。实在不堪重负之下，他便向上级申请免背步枪。结果，不仅没有获得上级批准，还视他为“动摇分子”，令特派员进行监视。他气愤之余，并不沮丧，咬牙坚持。谁也没有想到，过金沙江后某日，上级组织清点人数，大惊：监视邓的特派员早已逃之夭夭，而被监视者邓逸凡负重而行，精神十足！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邓逸凡随军转战。同年5月，他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担任调查统计科科长、巡视员。这时，他已经重新受到组织信任，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1936年6月，红1军团西征宁夏，俘虏回族士兵1000多人，遂建立了5个回民连，邓逸凡临时调任回民连政治指导员，专门做争取回民工作，深受左权、聂荣臻好评。
1937年1月，邓逸凡重回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担任组织科科长。
三、从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科长到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
1937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实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邓逸凡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团长。他积极当好师首长参谋、助手，为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并积极巡视各部队，鼓舞军心士气。
1938年5月，邓逸凡调任第115师教导大队工作，担任教育处处长。教导大队开设政治、文化等课程，也开设刺杀、投弹、越障、篮球等室外课，是第115师培养班长、排长的熔炉。虽然没有教育经验，但他在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启发下，一边干一边学。除召集教育会议、制定教育计划、组织政治测验等行政工作外，他还亲自讲授政治课，介绍政治形势及党的政策。每当朱德、罗荣桓、左权到教导大队或附近单位视察，他都邀请他们给教导大队上课，借以提高学员军政水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读书、看报、抄笔记、写心得，思想理论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1939年2月，邓逸凡调任第115师第344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这时，第344旅政委黄克诚恰巧拟在该旅开展3个月整军计划。为了推动完成整军工作计划，邓逸凡协助黄克诚组织召开了全旅宣教工作会议，研究制定教育计划，讨论教材编撰，改进旅机关报《战友报》内容，利用各种机会教育部队。在邓逸凡建议下，旅政治部还组织各团宣传队互相参观标语、漫画、街头诗及开展演讲比赛等情况。在邓逸凡组织协调下，第344旅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邓逸凡（右）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时，与参谋长赖传珠（中）、一师政委刘炎（左）在盐城合影。
1940年4月，第344旅受命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邓逸凡时任第344旅教导营政委，他率领教导营追随黄克诚南下，途经河北省永年县辛寨村时历险。这次历险，《黄克诚自述》记载如下：
我们这一路有一天晚上在永年县辛寨宿营，险些吃了大亏。驻永年县城日军侦知我们无主力部队，便于清晨出动向我进攻。我指挥仅有的少量部队与敌人打了起来，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企图攻入村寨将我们消灭，但终未能得逞。傍晚时分，日军向寨内施放毒瓦斯。我们猝不及防，不少人中了毒，我亦被毒昏迷过去。同志们一边在面部围上毛巾，抢救中毒战友，一边继续坚持战斗，敌人数次冲锋都被击退。天黑时，日军害怕我方有增援，便抬着被打死的日军尸体撤回县城。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天，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伤亡，算是打了个平手。
对于这次“打了个平手”的遭遇战，《邓逸凡传》所述与黄克诚自述一致：
邓逸凡和（教导）营长一边指挥教导营指战员围上毛巾，抢救中毒战友，一边指挥部队继续战斗。
由于此时黄克诚身边部队不多，教导营实是此次遭遇战不败的保证！黄克诚能于辛寨全身而退，邓逸凡功不可没！
1940年7月，黄克诚部与新四军彭雪枫部会师，成立八路军第四纵队，邓逸凡升任第344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高农斧）。8月，黄克诚部主力东移皖东北，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另兼纵队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升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10月，为驰援陈毅、粟裕决胜黄桥，八路军第五纵队火速南下，于新四军先头部队会师江苏东台白驹镇。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刘少奇当家主持工作，邓子恢担任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由于邓一直在安徽工作，政治部尚未建立起来，但相关工作千头万绪，时不我待。12月，华中总指挥部遂建立后方政治部，由邓逸凡担任主任。在他有力领导下，后方政治部适时开展了华中总指挥部所属部队团结友爱教育、互帮互学教育、杀敌立功教育，部队军心士气大涨。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邓逸凡升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是军政委刘少奇的笔杆子，是军政治部两任主任邓子恢、饶漱石的得力助手。
邓逸凡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共5年之久，虽然没有前线将领野战摧敌之功，但是对于锤炼部队军魂实有不遗余力之劳。
四、“共军2纵的政治攻势真是无孔不入，他们连姓名、家世都很清楚”
1946年1月，北移山东的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的指挥机构，邓逸凡调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罗炳辉）政治部主任。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他协助新任纵队司令员韦国清指挥部队，参加了朝阳集战役、宿北战役，或攻坚，或打援，取得出色战绩。
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改称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韦国清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邓逸凡仍任政治部主任，韦、邓等指挥部队迭创佳绩：
2月间，先奔袭白塔埠，活捉叛将郝鹏举；继转兵临沂西南，阻击敌军精锐第整编11师；再飞兵北上，攻歼敌军溃逃之师；
5月间，参加孟良崮战役，主要任务是在青驼寺设防，阻击敌军第48、第83师及第7军，不让他们北援第74师。《邓逸凡传》记载，“邓逸凡和纵队其他首长指挥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激战两昼夜，使援军毫无进展。”第74师最终灰飞烟灭，韦、邓指挥的第2纵队出力甚多。
1947年10月，第2纵队（时在东线兵团编成内，留置山东坚持内线作战）在安邱进行了20天休整。其间，邓逸凡组织部队开展“评指挥、评动作、评伤亡、评思想、评纪律”的群众性战评活动，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发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并组织开展群众性大练兵。在开展练兵活动中，各师将连以上干部分批集中，由师参谋长任连长、政治部主任任指导员、团的干部任排长、营的干部任班长、连长当战斗员，先讲授理论后实际演练，以战教战。参加集训的团、营、连干部，用同样的方法对排、班干部及全体战士进行训练。这次大休整，为纵队尔后成长为山东战场的雄师劲旅，在思想上、战术上、技术上作了充分准备。
1948年1月，第2纵队移驻山东诸城以南地区开展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邓逸凡协助韦国清，针对部队特点，通过控诉旧社会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检查官兵阶级出身、工作表现、战斗意志，促使指战员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工作作风明显改善，战斗意志极大增强。
1948年2月，为进一步分散敌军，第2纵队南下苏北地区，会同第11、第12纵队，组成苏北兵团，韦国清担任兵团司令员（仍兼第2纵队司令员），担负华中战场作战。在半年多南下作战中，由于韦国清指挥兵团全局，邓逸凡等更多地负起第2纵队指挥作战事宜，较好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牵敌任务。
1948年11月，韦国清、邓逸凡等指挥第2纵队投入淮海战役：先阻击徐州之敌东援，保证全歼黄百韬兵团；再沿津浦铁路南下，追歼敌军第6兵团直至淝河边；又挥兵北上直抵永城，参加包围杜聿明集团。对此，《邓逸凡传》记载：从11月6日战役发起到12月5日，行程约600余公里，有时一昼夜行军100多公里。由于战场形势变幻多端，指战员有时担任进攻追击任务，有时又担任坚守防御的任务，吃不上饭，睡不好觉。邓逸凡带领政治工作干部深入到一线，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使指战员在艰苦的战斗中始终保持了连续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旺盛的士气。
◆1949年5月，邓逸凡任三野21军政治部主任时，出任温州市军管会副主任，与21军政委康志强主任及龙跃、李培南副主任等合影。
为不使北平傅作义集团决心南撤，中央军委决定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歼，暂以政治瓦解为主。于是，邓逸凡组织了纵队政治攻势指挥部，负责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12月25日，天降大雪，整个战场银妆素裹，被围敌军缺柴少米、饥寒交迫，邓逸凡抓住机会，组织部队向敌军散发毛泽东主笔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根据掌握的情况，给纵队当面之敌营以上军官每人送去一封劝降信。在对阵日记中，敌军团长李振龙心惊胆战：“共军2纵的政治攻势真是无孔不入，他们连姓名、家世都很清楚，这样单刀直入的做法，的确令人害怕。”20天内，当面之敌投诚人数竟达1000多人！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命令，第2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邓逸凡担任军政治部主任。4月20日，他和其他军领导一起，指挥部队飞渡长江；5月间，他们又挥师解放浙东、浙南地区，红旗插上杭州城。
1949年9月，邓逸凡调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驻南京）政委，妻子周志中也从上海来到南京。他们还打算，把两个在上海寄读的女儿接到身边，一家人好好品味新中国的和平生活。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新的任务等待着邓逸凡。
五、“逸凡兄，你援外最坚决，就叫你‘邓大员外’吧！”
1950年夏，根据越南方面请求，中共中央决定援越抗法，特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由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部组成顾问团团部，韦国清担任顾问团团长，邓逸凡担任副团长。当年8月，他们一行抵达越南广渊地区人民军前线指挥部驻地，韦国清宣布了组织分工：顾问团下设军事、政治、后勤3个顾问组，邓逸凡担任政治顾问组组长。一个月后，为打通中越边界交通，人民军发起边界战役。为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邓逸凡率领中方政治顾问组成员，与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共同研究了此次战役的政治工作部署，帮助总政治局起草了战役动员令，阐明战役的作战目的、重大意义，号召参战官兵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夺取全胜。经过边界战役的政治工作实践，人民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锤炼提高，这对人民军政治工作建设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0年11月，为帮助人民军培训政工干部，邓逸凡与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阮志清讨论研究，确定由中方政治顾问组协助人民军总政治局拟定培训方案，负责整个教学工作。根据《邓逸凡传》记载，这一培训对于人民军意义重大：训练班结合越南人民军的实际，着重解决人民军队性质，建军宗旨、方针、原则，党对军队的领导，党政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军政工作关系等重大问题。在越南期间，邓逸凡领导政治顾问组协助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陆续举办了8期干部培训班，基本上将越南人民军北方部队的连以上干部轮训了一遍，南方部队部分团以上干部也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越南人民军干部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部队在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和纪律、作风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四首长。左起：梅嘉生、邓逸凡、罗贵波、韦国清。
1951年7月，人民军胜利结束红河中游等三次战役后，主力部队转入休整，邓逸凡及时提出了加强对部队思想领导和政治教育的意见。同时，他还建议建立时事报告和政治课制度，使人民军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被人民军总部欣然采纳。
1952年4月，人民军总军委开始对全军进行政治整训，邓逸凡领导中方政治顾问组起草了政治整训计划，并全程指导整训。这次整训历时5个月，人民军总部各机关、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都参加了整训，总计轮训连以上干部4634人。这个政治整训，是人民军空前的一次大规模思想改造和政治教育运动，为后来决胜西北战役、奠边府战役打下坚实基础。
1953年9月，人民军在越北根据地举行隆重的授勋大会，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亲自向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授勋，邓逸凡被授予人民军二级军功勋章。
◆中国顾问团运筹帷幄决胜奠边府战役。
1954年7月，经过8年多血战，法军最终罢战撤兵，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随后，为加强越南人民军和平时期建设，邓逸凡又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帮助人民军总政治局起草了《越南人民军政治工作条例》，还协助完成了《越南人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政治工作的任务》，对人民军长期建设影响深远。
1955年9月，邓逸凡功成归国，阮志清难舍难分，一直送行到睦南关（今友谊关）。
1955年9月27日，人民军队首次评授军衔，邓逸凡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同年12月，他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历任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为人民军队政工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9年12月，邓逸凡遭到错误批判，谪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虽然身处逆境，他依然醉心本职工作，为广州军区创下丰厚身家。
◆胡志明亲自为邓逸凡授勋。
1975年7月起，邓逸凡历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军区顾问、军区副政委，为军区政治建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4年2月，邓逸凡离职休养。1988年7月，他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4年9月3日，一代政工名将溘然长逝于广州，享年92岁。
在抗法援越战场，陈赓、邓逸凡多有接触。陈生性幽默，出言机巧：“援外，员外！乖乖，大家都成‘员外’啰！”邓逸凡因为坚持援越而与妻子离婚，陈赓便亦庄亦谐地说：“逸凡兄，你援外最坚决，就叫你‘邓大员外’吧！”
于是，“邓大员外”不胫而走，成了邓逸凡别具深意的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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