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灭黄牛后，大唐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战时失去国有资产。
此时的唐僖宗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皇帝，而且拥有着广阔的地盘，想招募军队并不困难。
比如，田令孜在西南期间，很快就招募了五十四个团的新军，一个团一千人。这些军队，说得好听点，是由唐僖宗直辖；说得不好听点，是由田令孜直辖。
时自蜀中护驾，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为五军，令孜总领其权。
从理论上讲，以大唐皇帝的招牌，以及大唐皇帝控制的地盘，再多招募点军队也不困难。问题是，招募的军队越来越多，应该怎么养活他们呢？
安史之乱后，大唐皇帝控制着广阔的地区，而且有江南经济区作为后盾，钱通常不是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安史之乱后，藩镇大佬想挑战皇权时，永远也只能以失败告终。因为皇帝财大气粗，和他们死扛，也能把他们都扛死了。
黄巢之乱后，皇帝的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而且江南失控，钱自然就是大问题了，在这种背景下，招兵容易，养兵就太难了。
时军旅既众，南衙北司官属万余，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以关畿税赋，支给不充，赏劳不时，军情咨怨。
在黄巢之乱前，河中地区有两个产盐区，一直由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主管，在黄巢之乱时，相关权力就流失到了河中节度使手里。
我们知道，盐税是帝国政府最重要的一项收入。河中这两个产盐区，一年可能收取多少盐税，我没有找到具体资料，但想来不是个小数目。
河中节度使在攫取相关的权力后，一年给中央政府象征性地交三千车盐，以弥补中央政府的损失。
旧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税课，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自黄巢乱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
在黄巢之乱期间，因为大唐中央政府迁到了西南，对河中地区多少有点鞭长莫及；而且把相关的盐税权力交给河中节度使，一年就可以坐地收三千车盐，也算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所以就默许了河中节度使拥有这种权力。
问题是，等黄巢之乱平定后，大唐中央政府自然不会接受这种事了。
至是令孜以亲军阙供，计无从出，乃举广明前旧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收利以赡禁军。
说起晚唐历史，许多历史爱好者甚至历史学者，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点。
总而言之，一斗盐本来只值10钱，大唐政府官方垄断食盐的买卖后，一斗盐进入市场就是100钱，甚至300钱，这种暴利实在太丧心病狂，太灭绝人性了。正是这种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玩法，才弄得遍地私盐贩子，最后让黄巢王仙芝出世了。
实际上，在许多时候，盐税就是人头税的变形。
盐是人类的必需品，政府只要控制了盐的买卖，并且把人头税附在盐价上，老百姓肯定得主动纳税，而且很难偷税。
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贞元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
政府之所以要把人头税捆绑在盐价上，那是因为安史之乱后，户籍管理变得越来越混乱，按传统的租庸调制收税，弊端越来越多。
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 ，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在这种背景下，税制改革是必须的，而官盐的出现，是税制改革的一部分。
只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自然就会知道，官盐并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它更主要的是一种税收行为。
只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自然就会知道，私盐贩子之所以会被重判，是因为他是明目张胆截取政府的税收。
话说，河中地区有两个产盐区，收取相关盐税的权力，一直是中央政府经济部门负责，但是在黄巢之乱期间，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接管了。
现在黄巢之乱平定了，大唐中央政府决定收回相关权力。
简单来看，大唐中央政府收归相关权力并不难，因为河中地区就在中央政府的大门口，而且收归盐税权力，并不威胁河中节度使的根本利益，因为中央政府收回这些盐税的权力后，河中地区还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势力。
更主要的是，河中拥有这项权力并没有多久，让他们吐出来，应该不是多难的事。
问题是，利益已吃进肚里，再想让他吐出来，估计就比较困难了，所以王重荣选择了公然对抗中央政府。
在残唐时代，所有对抗大唐中央政府的人，都在故意搅浑一个概念：一说大唐中央政府的政令，就说这是田令孜的意思。这样一来，他们明明是在对抗大唐中央政府，就变成了对抗大宦官田令孜。
所以在对抗中央政府收归盐税的权力时，王重荣自然会死死咬住，这就是田令孜的意思。
总而言之，这个死宦官为了方便专权，所以要收归中央政府不久前丧失的盐税权力；再总而言之，这个死太监为了方便祸国殃民，所以背着皇帝要收归中央政府不久前丧失的盐税权力。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虽然明知道王重荣就是在公然对抗中央政府的政令，也会为他喝彩的。
事实是：田令孜是大唐执政官。更主要的是，当田令孜与大唐中央政府利益高度一致时，他本身就可以代表大唐中央政府。
大唐中央政府想收回河中的盐税权力，那是无可厚非的事，因为这项权力本来就是属于大唐中央政府的，而且还是大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抓住不放，这叫什么事呢？
但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就是抓住这种权力，说死说活不放手，更一再说大唐皇帝是一个呆笨愚蠢的青少年，大唐执政官是个邪恶变态的死宦官，收归盐税的行为，就是田令孜的人个行为，绝不是中央政府的意思，再说了，我们河中地区现在就靠这点盐税生活，凭什么交给死宦官田令孜？
至是令孜以亲军阙供，计无从出，乃举广明前旧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收利以赡禁军。诏下，重荣上章论诉，言河中地窘，悉籍盐课供军。
王重荣不会说得这样露骨，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许多人认为王重荣这样做有理，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王重荣这是在对抗田令孜，而不是在对抗大唐中央政府。
最开始，唐僖宗试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给河中地区派一个政委，用这种温和的手段夺王重荣对河中的控制权，但是这个政委进入河中地区，很快就会被赶了出来。
王重荣为什么要把中央政府派来的政委赶走呢？
让王重荣去说，自然是因为，中央政府派来的政委，是田令孜的干儿子，而且到了河中地区后，就惹得天怒人怨，所以只有把他赶走了。
令孜养子匡使河中，重荣待之甚厚，而匡傲甚，举军皆愤怒。重荣乃数令孜罪恶，责其无礼，监军为讲解，仅得脱去；匡归，以告令孜，劝图之。
实际原因显然只有一个，那就是王重荣希望保持这种来之不易的割据地位，绝不允许中央政府把手伸进他的地盘。
这一招不灵，中央政府自然只能换一种方法了。
王重荣身为河中节度使，不愿意接受中央政府号令，现在就调王重荣到别的地方当节度使去。
五月，制以河中节度使、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国、琅邪郡王王重荣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兼兗州刺史、兗沂海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代齐克让。以克让检校司徒，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武节度观察、北平军等使，代王处存。以处存依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慈隰节度观察等使。
说一千道一万，王重荣既不交出盐税的权力，也不接受中央政府派政委进驻河中的事实，更不接受自己被调离河中地区的人事调令。
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就只能用武力手段抢回被河中节度使夺走的盐税权力。
于是，皇帝就调动关中的凤翔节度使李昌符、鹿延节度使朱玫，围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好说好商量你不听，我们就来硬的，我倒要看看你王重荣敢继续牛逼下去。
王重荣自以有复京城功，为田令孜所摈，不肯之兖州，累表论令孜离间君臣，数令孜十罪；令孜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以抗之。
事情发展到一步，王重荣就游说山西的实力派李克用帮自己出头。
李克用一看王重荣让自己帮他出头，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借此机会，向河中地区渗透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弄好了，把脚伸进入关中地区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了，事是这么个事，话不能说这样。
所以李克用先站出来，哭天抢地的，把当年受朱温欺负，皇帝不替他作主的事又拿出来说了一遍。而且更信誓旦旦地说，那两个愿意帮皇帝打王重荣的军阀，早和朱温穿一条裤子了。
我先把那两个依附朱温的军阀干掉，然后再干掉朱温，当然了，皇帝你也千万别害怕，我不会进京城，也不会威胁你的。
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乃上言：“玫、昌符与全忠相表里，欲共灭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汉兵十五万，决以来年济河，自渭北讨二镇；不近京城，保无惊扰。既诛二镇，乃旋师灭全忠以雪仇耻。”上遣使者谕释，冠盖相望。
这一折腾，皇帝一看娄子捅大了。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走了。结果就是，李克用、王重荣军队逼进长安城。面对此情此景，皇帝只能赶紧跑路了。
重荣与玫等相守月余，克用兵至，与重荣俱壁沙苑，表请诛令孜及玫、昌符；诏和解之，克用不听。十二月，癸酉，合战，玫、昌符大败，各走还本镇，溃军所过焚掠。克用进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开远门出幸凤翔。
这一战，直接把唐僖宗的尊严打没了。
以前，皇帝是被黄巢那种公认的贼寇打得跑路了，虽然也非常狼狈，但这并不对他的合法权力构成致命的打击。
现在，帝国政府的高级军政长官，竟然用武力对抗皇帝的命令，还把皇帝打得只能跑路，这叫什么事呢？
在这种背景下，关中的军人势力一看皇帝这副狼狈样，也开始明目张胆地侵吞关中国有资产了。
经过这一通折腾，唐僖宗再返回长安城时，国有资产更少得可怜了，因为从此以后，关中地区也出现军阀了。
虽然说，唐禧宗再次返回长安时，权力还是比汉献帝强得多，但是再想翻盘，难度就有点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