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鸡笼》点和张丽的缘分(续2)
李鸿章和孙辈在一起
张佩龙给李鸿章发了信。
《鸡笼》点卖方
铁证的获得有时不是不能依靠铁皮鞋，而是要依靠运气。
去年我有幸结识了孟朴先生的文孙曾壎兄，得知《曾孟朴全集》整理项目已获常熟市资助。盖棺虽久，出版有期，不禁为之色喜。承曾兄出示其先祖诗集稿本，竟缘此而疑冰大涣。其稿共有《悔存》《秋试》《羌无》《呴沫》《毗网》五集。展卷一览，《鸡笼》诗的第一首“鸡笼南望泪潸潸”即跃入眼帘。其诗收于《悔存》集中，文字与《孽海花》中全同。天头上注云：“此诗已入《孽海花》，应不列入。尚有一首，误抄在后，应补入。”应补入的当指“痛哭陈词动圣明”那一首。真相终于大白了，原来《鸡笼》二律正是孟朴先生所拟，陈寅恪诸公的猜测还是不错的，侭管他们凭藉的各种理由均不足以推出这一结论。正如数学上的“猜想”是正确的，但“求证”却存在不少逻辑上的错误，还不能说是证成了“定理”。
细翻《悔存集》，集名之“悔存”二字，在原稿上又涂去而改为“未理”，揆其意当是未加诠次之意，此集虽置于诸集之前，其非少作可知。因为马江之战时孟朴先生只有十二岁，不可能写出这样老到的诗句。
细味“鸡笼南望泪潸潸”、“四边从此失天关”两句，鸡笼应该是永远失去了，这和中法战争中鸡笼几度易手，而终失而复得不同，当时的主将台湾巡抚刘铭传（1836-1896）也从未匹马而还。而诗句的表达却与马关条约鉴定后清廷割让台湾时的情形相合：台湾巡抚唐景崧（1841-1903）在台民拥戴下就任大总统，进行抵抗，失陷后“微服挈子遁，附英轮至厦门”（《清史稿》卷四六三，12735页），这难道不正是“元戎匹马还”吗？寅恪先生是唐景崧的孙女婿，还因观唐的两首七绝手迹而喜结良缘（《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堂集》236页）。他定此二诗为伪作，不知阅读时是否内心有所触动？先生治史善于联想，长于推论，此处戏以还治其身，聊一效颦，就算姑妄言之吧。
台湾陷落时，孟朴先生年已二十二岁，正是血气方刚、忧国忧民之时，国土沦丧之痛切齿腐心，自不免形之于诗。高阳认为第一首诗庶几近于为唐景崧所作，可谓不中不远。但此诗的下四句就与唐氏行迹有些相左了。唐也可算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之辈，在中法之战中曾多次立功。增订本《孽海花》第三十二回《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义旗不振弃甲鸡笼山》曾借陈骥东（陈季同）的口驳斥了讥唐景崧“文吏不知军机”、“卤莽漫无布置”的议论，断言他的失败不在外患，却在内变（311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哪里会将他与汉武帝时能文不能武的博士狄山相比呢？末联“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亦与史实不符：清廷割让台湾，而唐氏违旨宣布独立，两宫也不会盼望他获胜。当然矛盾的心理也是会有的，总不能说“犹望捷”吧。下四句只有置于张佩纶身上才说得通。高阳先生怀疑这首诗是八股的截搭题，还是有道理的。
窃以为此诗前四句原是咏唐景崧的，写《孽海花》时图现成挪用了，后四句则依张佩纶——不，庄仑樵的“尺寸”——加以改写。比如高阳说下一首“终军请缨”与此首“狄山乘障”绝对是两回事，意谓张佩纶到马江不是“我要去”，而是“要我去”的。此于张佩纶诚然，但于庄仑樵却并非如此。《孽海花》真美善书店本第六回写雯青的感慨：“在仑樵本身想，前几年何等风光，如今何等颓丧，安安稳稳的翰林不要当，偏要建什么业，立什么功，落得一场话柄。”（51页）可见小说中塑造的这位人物上前线是有主动意愿的，“终军”与“狄山”二典并不矛盾。
孟朴先生甘心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做枪手，并非仅此一例。真美善书店本《孽海花》第八回《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中金汮（雯青）所作四首七律（77-78页）亦出自先生手笔（见《羌无集》，题目是《无题》），只是做了一些“手脚”：如第二首末联“影事消凝残月后，萧萧梧叶下江皋”，小说中改作“忽忆灯前十年事，烟台梦影浪痕淘”；第四首“泊肩宜爱匆匆过，倚棹踏摇缓缓来。肠断江南烟水阔，白凫飞去不曾回”，在小说中改作“青衫痕渍隔年泪，绛蜡心留未死灰。肠断江南歌子夜，白凫飞去又飞回”。将自己的少年情事，修改了以切合小说情节（金汮遇傅彩云，以为是早年所辜负的一个烟台妓女的后身）。还故弄狡狯，借书中人物的观感，说其诗“顽艳绝伦”，“觉得雯青寻常没有这副笔墨”。孟朴先生在自己诗稿的天头上加注云：“此四首已入《孽海花》，应删。”此外，先生还有其他的移花接木之举：如把袁昶的《送洪文卿阁学奉使俄德诸国》（《安般簃集》诗续丁）派为庄小燕（张荫桓）所作（《孽海花》真美善书店本第九回《遣长途医生试电术，怜香伴爱妾学洋文》，84-85页），这是先生自己也承认了的（《曾孟朴谈赛金花》，《申报》1934年11月2日）。还有，《孽海花》真美善书店本第六回“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两句，据李慈铭说是别人嘲笑宝廷的七律中的一联（《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小说中变成祝宝廷的自嘲了（61页）。这些例子都透露出，孟朴先生在撰写时有时会贪图方便而挪用现成的作品，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孟朴先生曾提及《孽海花》与现实的不符，说：“惟小说着笔时，虽不免有相当对象，然遽认为信史，斤斤相持，则太不了解文艺作品为何物矣。”（《曾孟朴谈赛金花》）世人正缘有此误解，遂把历史上的李鸿章、张佩纶与小说中的威毅伯、庄仑樵等同起来。不过这也要怪孟朴先生的“影射史学”给人真人真事的感觉，不然在其身后也不会有那么多“考信”、“匡谬”的“闲话”出现。我们在读其他小说，譬如《红楼梦》时，怎么也不会认为书中人物的诗词真是他们自己的创作。当然，某些红学家除外。
李鸿章的女儿们
首先想考定的是我们关心的这位李鸿章之女的名字。如今的“张迷”们大抵无不知其名经璹、字菊耦，检李鸿章和张佩纶的著述自明，这里也用不到辞费了。但学界竟也有误呼其芳名的。《孽海花》说威毅伯的女儿诗稿自题“祖玄女史”，周劭先生竟径直以此呼之。殊不知在小说中，肃毅伯李鸿章既已改称“威毅伯”，张佩纶既已改称“庄仑樵”，“祖玄女史”怎么可能是其真名呢？《清诗纪事》定其名为李琼芝，学术著作，当经考订，宜若可据，而且李鸿章的确有一个名琼芝的女儿。刘声木先生（1876-1959）《苌楚斋随笔·三笔》卷五《李鸿章悼亡诗》云：“文忠原配[周]夫人，生镜蓉、琼芝二女。”（569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考《李文忠公遗集》卷六（《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光绪三十年合肥李氏刊本）有《万年道中寄镜蓉、琼芝二女并示静芳侄女》一诗，曾提及这两个女儿。雷禄庆《李鸿章年谱》将此诗系于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6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但令人费解的是，李集同卷又有《江西除夕家宴，偕幼荃弟、玉娥妹、湘佩、镜蓉两侄女即席联句》，镜蓉又被称为侄女了。但琼芝是其亲女应无疑问。那么，她是否即嫁给张佩纶的那一位呢？详诗意，琼芝显已读书识字，而菊耦的呱呱堕地要待五年之后，其非琼芝明甚。
据《合肥李氏五修宗谱》（民国十四年铅印本）卷七，李鸿章共生三女：一为发妻周氏（1821-1861）所生，配候选同知、山东潍县郭恩垕；二为继妻赵氏（1838-1892）所生，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三为侧室莫氏（1854-1913）所生，嫁分省试用道、主事任德龢。吴汝纶《李文忠公神道碑》所载略同（见《上海图书馆藏人物文献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桐城吴先生文集》所收略去涉及其女文字）。张爱玲却说“二子二女也都是太太生的”（《对照记》，《张爱玲典藏全集》50页），想起周劭先生曾嘲笑她“数典忘祖”，在此看来这一月旦也并不怎么离谱。《谱》《碑》于三女皆未记名，丁德照《淮军创始人李鸿章》一文言李鸿章原配周氏“葬于安徽桐城县北十五里坊保，鸿章为其立有墓碑。茔西半里，有鸿章第四、第九女墓，光绪甲午年（1894）三月，李经方（李鸿章六弟李昭庆子，过继给李鸿章）为其立碑，文曰‘四姊镜蓉、九姊静淑之墓’”（《肥东文史资料》第三辑74页）。而据光绪十一年《续修庐州府志》记载，静淑乃鸿章五弟凤章（1833-1890）之女（卷六十《列女传·才媛》），著有《艺兰轩诗草》，有才女之目。堂姊自可称之为姊，可排除在李鸿章亲女之外。至于镜蓉，既有刘声木笔记作为旁证（声木为四川总督刘秉璋第三子，刘秉璋与李鸿章是儿女亲家），应可确定为鸿章亲女。然而既葬于母坟附近，疑其未嫁即殇，不然自当与夫合葬。所以山东潍县郭德垕之妻不可能是镜蓉，而只能是琼芝。若镜蓉是长女，则琼芝是次女，菊耦当是三女，其四女当即“张迷”们熟悉的嫁给任德龢的“六姑奶奶”、张爱玲《创世纪》中的“紫薇”、张茂渊所说“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嫌她老”的那一位（《对照记》，《张爱玲典藏全集》50页）。《谱》《碑》记李鸿章只有三女，大概是未嫁即殇之女不计在内之故。
有感于许多专研李鸿章和张爱玲的著述都弄错了李菊耦的行第，故不惮作繁琐考证如上。
张李姻缘究实
《孽海花》对张李缔缘的经过虽然杜撰，但对李鸿章看中张佩纶的原因还是把握得比较准确的，那就是——爱才。李鸿章后来在奏章中提起其事，正是这样说的：
及该已革学士（按指张佩纶）释戍言旋，原籍丰润无一椽之屋、半顷之田，以曾主问津讲席，士林翕服，经司道聘为省城莲池书院山长，过津相见。臣察其意气已平，学养益粹，留署深谈，乃始妻以臣女。夫人无贵贱贤愚，孰不爱其子女？臣久忝兼圻，何难求一快婿？即张佩纶尚为学士，年齿相悬，申以婚姻，已不谐于俗见，况系军台释回之废员。使非臣深悉其立身之本末，安肯以爱女而畀之品行有亏之人？此臣区区怜才之苦心，不待自明，而可上白于朝廷，下质于天下后世者也。（《复陈张佩纶在署中绝不干预公事折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15册43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不过光是自己看中了还是不行的，还要过夫人这一关。绣虎生《〈孽海花〉本事》云：“合肥本有季常之惧，时人亦以其能将十万兵而不能驭一弱女子为异。其笑柄传述于人口者极多。”（86页，大通图书社1935年版）曾国藩之孙曾广钧也曾谈及其惧内之事及其起因（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而照孟朴先生所叙，爱女的终身大事，李鸿章竟敢不顾狮子吼而擅自定下，莫非吃了豹子胆不成？小说将此事作为威毅伯是“惧内领袖”的例证，而读者的观感却完全相反，可怪“厚黑教主”竟会被误导而引作他所创“怕老婆哲学”的论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则谓“张之就婚，出自文忠夫人意，其家不以为然，此说有因；孟朴《孽海花》所纪，亦传闻有自”（387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说得模棱两可。但意出夫人之说，倒是可以找出依据来的。张佩纶《祭李外姑赵伯夫人文》云：
光绪十四, 我来自边。谤满天下, 众不敢贤。夫人相攸（即择婿）, 亦具深识。申以昏姻, 毅然勿惑。（《涧于集·文上》, 民国十五年丰润涧于草堂张氏刊本）
可见张佩纶的确是赵夫人亲自挑选的乘龙快婿。至于张佩纶何以能博得赵氏夫人青睐，只能聊作推论了：李鸿章平时对张才华的赞赏自然是一个原因，而要丈母娘“越看越欢喜”，还须具有才华之外的本领。当年张佩纶既能上疏使那拉氏老太太言听计从，想来要讨得赵氏老太太的欢心也自非难事。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1797-1854 ）是李鸿章的“亲密战友”（《原任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张君墓表》，《李文忠公遗集》卷四），张佩纶谊属通家子弟，应该不乏拜见后堂的机会，老太太正可借此严加“考察”。年龄悬殊在李家并不会当一回事，张佩纶固然大李菊耦十八岁，而系出名门的赵夫人自己就比李鸿章小十五岁。有人说张“工媚”（陈灨一《睇向斋秘录》3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想来也不是空穴来风。加上张有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性格，从他千方百计将结一庐藏书低价收购到手即可见一斑（参陈秉仁整理《张佩纶致朱溍书札》，《历史文献》第13辑155-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婚事之成我看主要还是靠张自身表现的“出色”。据说治史者不废想象，陈寅恪先生深得此中三昧，这里也忍不住想邯郸学步一番。
菊耦夫人的才貌
《鸡笼》二律既非菊耦所作，那么，她是否能诗呢？读李鸿章诗集可知，李氏家族并不重男轻女，女儿也无不得到良好的教育。于诗不但能读还会写，观前引李集诸诗之题可知。至于夫人之诗，张茂渊说皆张佩纶所作，如此说来，《涧于集》中的那首《兰斋联句用昌黎〈会合〉韵》（《涧于集·诗》卷四）竟是张佩纶一人的“独唱”了？张茂渊甚至还说她母亲一生只做了一首集句。若果如此，已达到能玩文字游戏的程度，则非首先能创作不可。其实，菊耦生前身后皆有能诗之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七日云：“合肥止一女，继室赵夫人所生，敏丽能诗。”说“止一女”是错的，说“能诗”是否亦误呢？李家孚《合肥诗话》卷下云：“先从祖姑菊耦夫人，（中略）娴书史，能诗文。学士（指张佩纶）既没，遂搁笔不复作，旧稿亦椟藏之。一夕，胠箧者至，疑为珠琲之属，竟攫之而去。夫人亦不肯追写，故无传。今仅学士《涧于集》中载联句一首，谨录之。”（《皖人诗话八种》610页-611页，黄山书社2014年版）李家孚出身于合肥李氏家族，且称菊耦为“先从祖姑”，其言自当有所依据。退一步说，如果把这些都算作道听途说的话，那么李鸿章的信件不能不属有力证据了。他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致李经璹》书中评赏女儿的诗歌：
五古向未多作，来诗情味既长，音节入古，真所谓穷乃益工。（《李鸿章全集》第36册58页）
由此看来，菊耦能诗自无疑问。读张佩纶《涧于日记》还可知晓：她酷爱书法，蓄有《兰亭序》多种；屡与丈夫谈诗读画；读史颇有心得，曾与父亲和丈夫讨论明成祖究竟是马皇后还是高丽妃所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关心国是，曾向其父提出筹款多买枪炮的建议（《涧于日记》666、791、987、1014、1020-1021、2394页，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本）。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佩纶致书李鸿章，反对割让台湾，信末云：“此数条，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菊耦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致李肃毅伯师岳相》，《涧于集·书牍》卷六）面对国土沦丧，夫妇二人其时真是“鸡笼南望泪潸潸”了。想起菊耦子女对她的轻视，不禁为之叹息，感到做儿女的要真正了解父母亦大是难事。我觉得，若欲研究近现代名人的生平、思想和学问，大可不必过分采信他们后裔的说法。
菊耦夫人之学之才之操既如上述，那么，其貌呢？她是否真如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呢？闻其懿行，想见其人，这也是人之常情。冒鹤亭先生（1873-1959）于此亦十分在心，打听到：“光绪甲午（1894），佩纶避兵居上海北京路庆源里五弄。有人见伯夫人之女，短而肥。”（《〈孽海花〉闲话》五，《古今》半月刊第46期）。议人闺阃，鹤亭先生则可，我辈则不可。如今菊耦夫人肖像犹存，读者“对照”自知。张爱玲言其祖母中年以后的照片“阴郁严冷”（《对照记》，《张爱玲典藏全集》56页），其实，李鸿章、张佩纶在世之时，她就有患忧郁症之嫌。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二十日，李鸿章曾写信劝慰她：“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汝尤当勉自排遣。”（《致李经璹》，《李鸿章全集》第36册157页）那年她仅三十一岁。那么，可以想象，在父亲、丈夫死后，更是“独自怎生得黑”了，她不是连诗都弃而不作了么？
考馀略识
患了“考据癖”，不管宏观微观，只顾求真求实，真有点小题大做、下笔不能自休了。不谈国家大事，无益世道人心，罔顾历史规律，未究文学原理，通人或已摇头，拙作自当收尾。检点上文，尚堪自惬，不贤所识，约有数端：
一、李菊耦能诗，但《鸡笼》二律非其所撰，而是孟朴先生的拟作，但此拟作的第一首又系将其他题目之诗改头换面而成。作者对此二诗颇为自得，在小说中借段扈桥（端方）、姜剑云（江标）、庄小燕（张荫桓）、闻韵高（文廷式）四人之口交口称赞、誉不容口：“忧国之心，盎然言表”；“责备森严，的是史笔” ；“第二首还要出色哩” ；“情词悱恻，议论和平”。虽是后台叫好，这些评赏之语我读了也并不觉得过分，不知唐振常先生何以读其诗而斥为“极劣”（《张佩纶徒事空谈》，《唐振常文集》11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恶人而竟憎及储胥，真正“张茂先我所不解”了。
二、李鸿章共有四个女儿，菊耦在诸女中序属第三，而不是外间所传的独女、长女、次女或幼女。
三、《鸡笼》诗与张李姻缘风马牛不相及。李鸿章将女儿许配给张佩纶，具体情节并不如《孽海花》中所叙，但断其出于爱才则未违事实。许婚实首出李鸿章夫人之意，而孟朴先生的生花妙笔恰恰说了个反。
四、多亏孟朴先生的后人宝爱手泽，其诗卷得以历尽劫波、长留天地，使我们终于能够洞悉《鸡笼》二诗的创作真相，不然其事其诗真要成为千古疑案了。相信待《曾孟朴全集》问世之后，读者还会续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全文完）
录入编辑：王建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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