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四起：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
从咸丰四年(1854年)到东契三年(1864年)，太平军先后六次攻克泾县。
据胡宪章口述（胡再生转述），1861年忠王李秀成的残部副将张德彪率领人马南下，在溪头“罗汉厅”驻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三年下来，溪头被洗劫一空。后来曾国藩的湘军赶走了太平军。调查队员访问胡升（郑梅婷摄）
虽然年岁已远，但关于太平军的历史记忆仍在溪头有所保留。胡升告诉我们，“长毛”来到溪头之后，不仅抢劫财物，还占领了祠堂，挨家挨户“占大户”，烧掉了许多老房子，比如式古堂有栋房子就被烧毁，天井至今仍有烧裂的痕迹。而官房里附近的金环门，从德润堂到牛王殿一带原本商铺林立，也被太平军付之一炬。由于溪头一向重文轻武，并未组织地方团练（黄田则有），太平军的到来对溪头当地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洪、杨之乱，泾县被兵久且烈。我曾祖国柱公经商在外，未受兵祸。我祖瑞璋公、我父明甫公，俱能振扬家声；惜皆年未四十，痛告背弃”。胡耐安的曾祖胡国柱因经商在外而躲过一劫，但对于居住本地的胡氏族人而言，逃难成为了惟一的选择。
《泾县龙坦胡氏八甲绍绪堂家谱》（胡升家谱）记载，咸丰十年（1860），“发逆窜泾，四散虏掠”，三十二世的泽顺公因“拒贼尽难”，其义行被曾国藩得知并奏请表彰，“奉旨建立专祠，给予世袭雩骑尉三代，恩骑尉罔替”。同年，三十四世的有信公（1853-1925），“甫授读，罹发逆之乱，失恃随祖慈逃逐深山，流离往汉上湘旅居数载”。其自述《清季丹溪逸叟七旬自序》中记载了详细的过程：“发逆扰泾邑，城乡徧遭蹂躏，先大人骂贼殉难，先母投井殉节。余与我姊痛失恃，随祖母入山避西坑，全家啜麸粥，食包谷，贼至则藏匿岩壑丛棘中，大雨淋头不遑顾，瞰贼齐去，始敢出诣山舍觅饮食。无何贼益肆，掳掠逼财，叠来继往，昼夜靡宁，惊惶警惕数阅月，乃举家逃走。”太平军的侵扰使得年仅7岁的有信公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双亲，只能举家逃亡在外。直到同治乙丑四年（1865）五月，他们才举家搬回泾县，但故乡已是一片狼藉，“庐舍荒凉，不堪目击”。
又如六甲的胡鸿泽（陶轩公），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第二年担任赣南龙南县知县，后转任上饶府知县。時值太平天国动乱，其妻带着公婆和两个儿子举家避难，从泾县前往福建寻夫。公婆不幸途中染病故去，盘缠用尽的陶轩公妻就哭乞施舍，得棺木暂葬二老，然后又拖着二子一路艰辛到福建找到丈夫，才得以团聚。
再如八甲的骘贞公（1867--？），太平天国期间亦从泾县逃难至沙县，其六世孙永铨于2001年赴泾县寻祖，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溪头村龙坦桥，并认祖归宗。永铨于是编修《龙坦胡氏统宗谱暨迁沙支派续谱》，记载骘贞公自泾县至沙县繁衍的子孙支系。
以上是文字材料所告诉我们的，已经牵连出三个家庭逃难的故事，而更多没有留下记载的族人同样在动乱中或死或逃，使得龙坦胡氏的人口大为流失。太平军的到来对当地社会和人群无疑是一大浩劫。
牛王菩萨：溪头胡氏的信仰生活
过去溪头有五显殿、魁星阁、龙王庙、牛王殿等一系列庙宇，现在仅存牛王殿了。牛王殿建于明万历年间，坐落于握里，供奉牛王菩萨。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安徽·泾县东乡佞神记》载：“牛王大帝者，即汉渤海太守龚遂也。以卖刀买牛之故事，乡人讹之，称为牛王大帝”。《汉书·龚遂传》记载，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也。以明经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贺”，当时渤海地区闹饥荒，盗贼并起，龚遂下令，凡持锄头镰刀者皆为良民，官吏不得查问，持武器者即为盗贼，于是许多盗贼“弃兵弩而持锄钩”；百姓有佩戴刀剑的，龚遂就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这一故事被附会到牛王菩萨身上，在溪头百姓的口中变成了：“当时官逼民反，杀人放火的事情常有发生，开明的龚遂不是采取强硬的镇压手段，而是安抚并劝说这些落草为寇的草民卖刀买牛种地。在他的任期内，老百姓安居乐业，叛乱自然消除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龚遂，就敬称他是牛王菩萨。”牛是农耕社会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之一，在百姓心目中地位神圣。而牛王菩萨是龚遂的化身，老百姓世代纪念他，反映了对于对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的期盼。
溪头村的牛王殿（罗昊天摄）
泾县仅有溪头这一个牛王殿，不仅溪头、罗村、石柜、周村的百姓多来朝拜，更有南陵、芜湖等地的百姓前来朝拜。民间传说，芜湖地区有个大户人家的小孩病重，已经不行了，就把他送到太平郡。某天有一位路过的先生留下一张方子，说是可以治好小孩的病。家人照方子抓好药之后，小孩真的痊愈了。这位先生没留下过多的信息，只说自己姓龚，家住溪头龙坦岭。小孩的家人到溪头寻找，却听闻只有牛王殿中供奉的牛王菩萨姓龚，便得知是牛王菩萨显灵了，于是芜湖地区的人也多来朝拜。在这一传说中，牛王菩萨的身份从父母官转变为治病行医之人。可见对于以小农生产为主的百姓而言，饥荒和瘟疫的打击可以是致命的，而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父母官和医生形象在他们眼中便成为牛王菩萨的化身，为农耕生活带来安宁。
牛王菩萨像（罗昊天摄）
据胡传农回忆，过去在溪头都内，各姓祭拜不同的菩萨，在信仰层面有严格的宗族界限。龙坦胡氏供奉五显菩萨（诞辰农历四月初八），界桥胡氏供奉玄檀菩萨（诞辰农历三月十六），柳氏供奉牛王菩萨（诞辰六月初八）。而五显菩萨所在的五显殿存世时，不仅供奉五显菩萨、孔子和关公，还摆放有龙坦胡氏中文武举人以上名人的牌位，可见在敬神之外还发挥着收族作用。在菩萨诞辰这天，“谁家的菩萨由谁家主持出会，请戏班子唱戏”。但在六月初八这天，柳氏、杨氏、付氏、谢家全部出来参会，“敲锣打鼓，抬轿巡游，从牛王殿出发经过瑯桥、白华、西阳一甲绕到溪头街道，再回到牛王殿”——说明牛王菩萨的信仰范围更加广泛，或缘于柳氏、杨氏、付氏、谢家本就是后面才来的小姓，这些小姓人口较少，通过牛王菩萨结成了非血缘的信仰共同体。又据村民所言，“溪头是土地改革以后外姓人才多起来的，原来都是姓胡的”，那么胡传农所描述的应当是土地改革以后“文革”之前的溪头信仰状况。
但这一信仰界限随着宗族界限的打破而日渐模糊。如今当我们问及牛王菩萨是否某姓的专属神明时，胡姓族人对此显得十分茫然，只是说不论什么姓氏都可以朝拜牛王菩萨。从牛王殿的锦旗和碑刻来看，现在的牛王菩萨的确不是柳氏的专属，胡、余、徐、汪、唐等诸多姓氏都参与了捐资。为什么会有如此剧烈的转变呢？我们注意到，身为下七甲人氏的胡宁生曾经提及，“牛王菩萨是种田的人供的神，我们家不拜”，而土改后才进入溪头的各小姓本就以务农为生，故成为信仰牛王菩萨的主要群体。但“文革”期间，村中的大部分庙宇都被破坏，在信仰的重建过程中其规则也发生了重塑，如今村中仅余下牛王殿一个寺庙，各姓之间也不再需要通过特定的信仰划清界限，胡氏自然开始参与朝拜牛王菩萨了。而现在牛王殿的看管人姓柳，虽然胡氏族人说“是因为土地改革的时候，房子被分给外姓人，牛王殿附近姓柳的居多”，但实质是柳氏对牛王殿的实际控制权延续至今。
胡朴安称，牛王殿“正戏之外，兼演傀儡戏。其戏由特别酬神者出资演唱。特别酬神者，或因病，或别种事实，曾许牛王大帝之愿者也”。但据村民所言，牛王殿的巡游活动和演戏如今已经很久没办了。1999年新塑紫檀木牛王菩萨雕像后有一次巡游，此后连续三年的六月初八，每个木梳厂出资唱一本戏，由兰馥堂的余志成老人管事。巡游范围是溪头、周村、石柜，而罗村因不顺路而不在范围之内。
门当户对：溪头胡氏与黄田朱氏的联姻
在田野调查的第二天（7月30日），我们来到了距离溪头不远的黄田村。刘诗古老师在黄田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因此对黄田十分熟悉。沿着潺潺的小溪，我们在朱永龙先生的带领下一路参观了思慎堂、思永堂等黄田古民居。“水磨花砖”是泾县独有的特色传统建材，号称千年不粘灰，要有财力才能烧制，在黄田古建筑中使用得最多，溪头村的式谷堂也有。
黄田村思慎堂前的合照（刘庶吉摄，背景可以看到“水磨花砖”）
泾县最高峰黄㟋山（被朱珔称为泾县的祖山），北边是溪头都胡氏，南边是张香都朱氏。所谓“黄田有财气，溪头有文采”，说的是黄田朱氏善于做生意，溪头胡氏考取科举功名的人多，两姓门当户对，有数百年的联姻历史。直到今天，这种联姻关系也在延续，例如胡再生老人的太太就是黄田朱氏人。
黄田朱氏也是由婺源迁泾。据《泾县张香都朱氏续修支谱》记载，朱纬于南宋时期始迁泾县，居张香都，从此在这里繁衍生息。朱氏在明清之际就以经商闻名，如道光年间建造“洋船屋”的朱一乔、朱宗怀父子，晚清商人朱子典；近代有著名实业家朱鸿度、朱幼鸿父子。朱鸿度，曾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属下供职，奉命在沪创办机器纺织局，是我国近代民办纺织工业的创始人。其第三子朱幼鸿，是近代颇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家，兼并裕源纱厂全部股本，独资经营，颇获效益；先后于上海创办裕通、裕亨纱厂、裕丰面粉厂，在汉口开设裕隆粉厂，在江苏支塘开设裕泰纱厂，在高邮开设裕亨面粉厂，在苏北、山东开盐场。在长江中下游各大商埠设盐号、开当铺三十处。至民国初，所办工业企业发展极盛，资产总额五六千万两白银。我们此行在胡升家中得见《朱荣禄公哀挽录》，记录了朱幼鸿去世后社会各界发来的挽联，从中发现他交游甚广，在乡族之间颇有声望，在商界和政界都颇具社会影响力。
溪头胡氏和黄田朱氏是东乡的两大望族，清代人口众多，且有钱有势。同治年间，东乡九都一同成立公共基金“青云庄”，有一千多亩田地，专门补助当地义学和读书人。“青云庄”虽然为东乡九都所共有，但经营收租的权力由张香都朱氏和溪头胡氏轮流把持。这说明作为望族的黄田朱氏和溪头胡氏在地方社会中掌握更多话语权，从而更容易攫取社会资源，并促进家族的兴旺发达。
那么，朱胡两姓的联姻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据说两家在明代以前就互有来往。而在清乾隆《泾县志》中，“胡氏催莲，溪头都炅女，幼许字张香都朱御”，“朱氏，溪头都胡承学妻”，“胡氏，张香都监生朱武豊妻”，“朱氏，溪头都胡其右妻”等朱、胡联姻的记载比比皆是。这说明起码在清初，溪头都胡氏与张香都胡氏就已经互为彼此通婚最多的家族。以朱珔（1769-1850）为例（字玉存，号兰坡，嘉庆七年（1802）成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官至侍读。道光元年（1821）直上书房，获“品学兼优”褒奖，升右春坊赞善。次年，任会试同考官），其祖母、本生母、其妻皆出自溪头胡氏，朱珔五兄朱琯的妻子胡氏是朱珔至交胡世琦的姐姐，朱珔次女嵌珠嫁给了胡承珙之子胡先翰。朱珔、朱理兄弟与胡世琦、胡承珙等人交好。不难发现，朱、胡二姓的联姻历史早已使得两家形成了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
黄田朱氏和溪头胡氏的联姻可以带来双赢。泾县退休县志办主编汪渭老先生（目前已经写成《溪头古今》一书的初稿）告诉我们，黄田朱氏的许多名人实际上是胡氏培养的。另外，胡朴安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前往上海，本想参加革命活动，却“几无以立足”，乃至朱姓裕源纱厂任会计，一边参加国学保存会。培风中学创办人朱俠骨（1874-1937）青年时赴上海朱姓公馆任馆师，后经胡朴安介绍至神州女子学校任教，又任《申报》副刊编辑……凡此种种，说明两家的联姻行为也是一种变相的利益交换。黄田朱氏在财力上可提供支持，溪头胡氏在官场上可提供庇护，为进一步壮大家族势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结语
溪头胡氏据说南宋末年由婺源迁泾，始迁祖为宣州通判胡渠之子汝坚公，但大宗祠尊奉的一世祖是德四公。胡氏崛起的轨迹大致是，明代经商致富，明末修建大宗祠，清代科举人才辈出，而起点或是顺治壬辰进士尚衡公。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并非偶然，溪头最早的主人周、罗、施三姓或搬离或绝后，界桥胡一度与溪头胡并驾齐驱，如今也只剩下十多户。溪头胡氏兴盛的背后是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与黄田朱氏的联姻策略等诸多因素。清代胡承珙、胡世琦等朴学大师奠定了溪头胡氏在当地的声望，而遍布全国的大小官吏使得溪头无形中也得到了帝国的护佑，人脉和社会资源比之其他家族都更胜一筹。即便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受了强烈的打击，又经历了从清至民国的时代剧变，胡氏依然凭借扎实的文化传统培养出了胡朴安、胡怀琛、胡耐安等一批著名学者，并在沪上报刊界站稳脚跟，迎来了近代的成功转型。
在时代沉浮中，个体、家庭和家族都不断面临命运的岔路口。通过科举制度，胡尚衡、胡承谋、胡蛟龄、胡承珙等人脱颖而出，迎来了个人命运的转折。而溪头胡氏内部在不停分化，如上七甲、下七甲读书做官者多，六甲、八甲多外出经商，五甲力田者尤多，再往下的不同支派也盛衰不一。而在溪头都这一地域空间内，周、罗、施三姓逐渐消亡，界桥胡氏走向没落，溪头胡氏却屹立至今。但无论是谁，都要接受大历史的考验，破坏或许是一朝一夕的，重建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些被烧毁的族谱，被拆除的祠堂和寺庙，被湮没的传统，都提醒我们有些东西是失而不可复得的。而家庭和家族的历史，在口口相传中能延续多久呢？实体之不存带来的是宗族观念的淡薄，当家族成为一盘散沙，新谱的修订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困难，家族的过去便成为少部分人的独家记忆，而年轻一代对此不再了解。所幸有像胡再生、胡宁生、胡传农这样的胡氏族人，尽可能地在用文字记录下家族历史，与他们的交流也使我们获取了丰富的口述资料。
虽然在行前已经阅读过部分文献，但真实的历史现场总是在打破我们的思维定式。此行，我们有幸搜集到了《龙坦胡氏统宗谱复印本》、《明板皖南胡氏统宗谱》、《龙坦胡氏统宗谱暨迁沙支派续谱》、《龙坦胡氏五甲二房红公分支谱》、《泾县龙坦胡氏八甲绍绪堂家谱》、《龙坦胡氏三五甲抄本宗谱序文及龙坦村风景诗》、《希贤堂胡氏微家谱》等珍贵的族谱资料和其他地方文献。此次田野调查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接下来我们会对搜集到的文献作细致的阅读，对溪头胡氏作进一步的挖掘。
主要参考文献：
[1] 乾隆《泾县志》，乾隆二十年刻本。
[2] 嘉庆《泾县志》，民国三年重印本。
[3] 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泾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
[4]《龙坦胡氏统宗谱复印本》，胡升藏。
[5]《龙坦胡氏三五甲抄本宗谱序文及龙坦村风景诗》，胡升藏。
[6]《泾县龙坦胡氏八甲绍绪堂家谱》，胡升藏。
[7]《高曾祖泽顺公及祖父德征公手迹，胡传璠记》，胡升藏。
[8] 胡朴安：民国《胡氏家乘》。
[9] 胡耐安：《我的身世——胡耐安自述》，1977年，胡宁生藏。
[10] 胡再生：《龙坦颂》，2013年。
[11] 胡传农：《龙坦胡氏》，2016年。
[12] 汪渭：《溪头古今》（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