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女排比赛中，中国女排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
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被激发，“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成为时代强音。1982年2月，国务院颁发《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意在查清人口总数、人口地区分布和社会经济构成情况。普查的结果为全国总人口10亿3千多万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事实既让中国人充满了力量感，同时也感受到人口增长过快和素质参差不齐的忧惧。
内地的音乐人一边消化吸收着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一边开始了本土流行歌曲的创作。一些聪明的作曲家经过认真研究，短时间内就掌握了流行音乐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写下了《太阳岛上》《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优秀歌曲。
这一时期的电影佳作中出现了三座“大山”：《巴山夜雨》，《庐山恋》和《天云山传奇》。人们在《巴山夜雨》中看到了复苏的人性，在《庐山恋》中看见了美好的爱情，在《天云山传奇》中则看到了普通人在面对命运转折时的坚韧和豪气。
1981年拍摄的电影《少林寺》开创了内地和香港合拍电影的先河，也确立了内地风光和武术队员加香港幕后班底的新模式，使武侠功夫片的品质发生了质的飞跃。《少林寺》拍完以后先在香港上映，取得了当年票房第四的成绩。转年在内地上映时，一举成为轰动性的文化事件。看惯了革命题材的观众被武打奇观和漂亮山水所吸引，同时陶醉在影片优美抒情的音乐中。
武侠功夫片是中国独有的类型片，是中国电影人行走世界的一张灿烂名片。二三十年代，以《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仙剑神魔片曾经是市民们的最爱，随着战火硝烟的弥漫，武侠功夫片的大本营迁往香港，成为香港电影人的看家本领。改革大潮又一次把武侠功夫片送回内地，电影《少林寺》的成功使这一类型片又一次在大陆地区生根发芽。1981年，就在香港导演张鑫炎率领内地武术队员李连杰们在黄河边拍摄《少林寺》的时候，山东电视台的纯内地班底也开始了武打电视剧《武松》的筹备和创作。
八十年代初是武侠功夫片当道的时代，《少林寺》《少林小子》等电影，《霍元甲》《武松》《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不仅给成年人带来了业余时间的欢乐，更主宰了一代成长中的青少年的精神生活。武打片的录象带曾是最抢手的流转物，录象厅是很多人大快朵颐和精神成长的所在。山东电视台拍摄了系列水浒人物电视剧：《武松》《鲁智深》《林冲》《晁盖》《宋江》《李逵》《顾大嫂》。《武松》成为了永远的经典，《鲁智深》《林冲》《宋江》也很有反响，到了《顾大嫂》就难以为继了。单独播放以后，山东台又把这些系列剧按照原著的时间顺序重新组合起来，构成了山东版的四十集《水浒传》。多年以后，央视制作了更加精美和完整的40集《水浒传》，但在很多人心目中，它始终无法取代旧版《武松》的英雄豪气。
（1）
最真的“武松”从哪里来
武松的扮演者祝延平是山东人，1958年出生，14岁便到济南京剧团学武生。197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参演过《元帅之死》《特急警报333》《花枝俏》等电影。祝延平版武松洋溢着一股凛然正气，是少见的能契合大众对文学人物想象的荧屏形象，只有《围城》里陈道明的“方鸿渐”能与他媲美，尤胜过《西游记》里六小龄童的“孙悟空”、《三国演义》里鲍国安的“曹操”。央视《水浒传》里的“武松”丁海峰跟祝延平比，草莽气质和勇武气势都不够。祝延平在《武松》之后归于沉寂，虽也参演了一些影视剧，但反响甚微。近来，他以配角身份出现在《神探狄仁杰》中，又在张纪中武侠剧《鹿鼎记》里演了陈近南。“为人不识陈近南，纵是英雄也枉然”，人到中年的祝延平扮演这位大英雄、大宗师是再合适不过了。多年以后，祝延平回忆了拍摄《武松》的前因后果和酸甜苦辣：
那是1981年的夏天,当时我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听说山东电视台筹备这部电视剧，想开掘古典名著。究竟怎么搞，搞什么人物，我们都不太清楚，我们班的同学拍照片自荐，想去演其中的角色。我还帮他们摆摆架子，给他出出主意。结果没想到当时的导演王俊洲，他是戏剧学院导训班毕业的，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山东电视台准备搞《水浒》这个题材。我当时已经拍完了《元帅之死》，面临着毕业剧目演出，一算时间没什么冲突，加上戏剧学院领导支持，就去山东拍《武松》了。
《水浒》是家喻户晓的，我当时读原著的时候只有16岁，武松这个人物从年画，小人书，人们讲的故事，在我们心目当中已经很熟悉了，山东台就单纯的先搞《武松》这部剧，希望以武松开头，把其他的人物带出来。那时候电视连续剧很少，几乎是没有，有个三集的电视连续剧人们就挺注意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王俊洲后来跟我讲，山东电视台决定搞这个戏以后，他第一人选就是我，因为他当年在学院读书的时候，看过我演的《伊索》、《奥赛罗》，对我专业上的信心非常足。当时山东电视台台长问他说，“你为什么选这个演员，有没有第二方案？”他说：“没有，只有他来不了，我才能考虑其他的演员”。当时说有几个条件，第一必须从事过专业的表演训练，第二曾经就是上过镜头，第三有一定的武功基础，第四就是他必须是山东人，是山东的演员，我是几个条件都具备了。
我们在拍到“大闹飞云浦”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个戏可能的轰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准备做得非常充分，创作的主导思想也非常明确。第一从表演上要还原于生活自然的东西，以生活的风格非常古朴地塑造这个人物，第二武打尽可能要避免香港当时的武打片很多，要避免假的东西，技术的东西，还是要有演员自身的素质，尽可能用长镜头来拍摄武打，所以拍摄之前就做了很多准备。到大闹飞云浦，在一个塔的台阶上打，打完了以后，所有的人当场就鼓掌。我从塔上跳下来的时候，当时在场的人都在鼓掌，我们自己都在鼓掌。
我记得是1982年春节前的年三十开播的，我在公共汽车第一次听到观众反映，说昨天晚上看这个武松，那个醉拳打的真好，这个演员太好了。当时我就觉得有很大的欣慰，付出的辛苦得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回报。那时候挺出奇的，没有听到任何反面的意见，香港报纸都说正宗的武打、正宗的表演还在内地。那时南斯拉夫有个电影《桥》，工程师去炸这个桥的时候就说，从建好的这个桥走了就没回来看我，说工程师是演员，讲的就是他的作品，做完了以后就完了，不再回来去欣赏它。所以我那时候也受这个东西的一个影响，我就觉得事情做完了，不管是好的是坏的，我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自己努力过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都没有经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威亚，尽可能都避免技术上的东西，在武打、表演中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在石头上来回跑，从山下往下滚，在石头上硌得两个腮的骨头响。在泰山拍这场戏的时候，有一个干休所的老军人，看见我从山上滚下来，当时就哭了，说“小伙子，你太辛苦了，看电视这么简单，没想到你们这么受苦，他说我们打仗的时候觉得苦，现在看看你们也不轻快，他说谢谢你谢谢你。 ”当时武打当中用的器械，我们那时候用的器械都是真刀真枪，真刀砍的，所以我的手指头都差点砍没了，所以天天都在受伤，只要能爬得起来，只要能动得了，那种创作激情一直没有断，也没有人叫苦，那种集中力非常强。
（2）
光彩熠熠的“潘金莲”
《水浒传》里的“武十回”是影视戏剧改编最多的板块儿，武松的英雄形象一直保持，而潘金莲形象的塑造就复杂多了。早年无声电影期间，1927年上海长城画片公司摄制了《武松血溅鸳鸯楼》，大东影片公司摄制了《武松杀嫂》，1928年大东影片公司摄制了《武松大闹狮子楼》。三十年代后，中国出现了有声电影，1938—1940年上海华新影业公司相继摄制了《武松与潘金莲》等片。解放以后，1963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应云卫导演，著名艺人盖叫天主演的彩色戏曲片《武松》。这些片子基本上采取了《水浒传》原著批判潘金莲的立场。
六十年代以后，香港电影对《水浒传》热情不减。开始还比较正统，1963、1964两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接连拍摄了《阎惜姣》、《潘金莲》（张仲文主演）两部影片。到后来就走上了风月片、三级片的路线，李翰祥一生钟爱潘金莲的故事，先后取材《金瓶梅》拍过《金瓶双艳》《金瓶风月》《少女潘金莲》，制作考究，香艳异常。其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杨思敏和单立文主演的《新金瓶梅》，王祖贤主演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而1993年高志森导演、毛舜筠主演的《水浒笑传》更是匪夷所思，把潘金莲和西门庆通奸害死武大郎的故事，改成武大郎和潘金莲合伙骗西门庆钱财，把西门庆弄了个不死不活。
在《水浒传》里，潘金莲是淫妇和杀人凶手。在《金瓶梅》里，潘金莲是色情狂、性变态和奸诈的女人。不管是传统戏曲片对《水浒传》的因袭，还是香港风月片对《金瓶梅》的发挥，这些作品都是常规的，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社会事件。而纵观本世纪关于潘金莲的文艺作品，有两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判断。
上世纪二十年代，戏剧家欧阳予倩写过一个《潘金莲》，把她写成封建婚姻的反对者，自由恋爱的追求者，并且有一点东方莎乐美的味儿，是一个叛逆的形象，追求个性解放的形象。有意思的是，这版潘金莲是欧阳予倩自己男扮女装演的。到了六十年代，北京人艺演过一次《潘金莲》，刚刚一演就惹了麻烦：给潘金莲翻案还得了？虽没有大张旗鼓批判，但内部批判还是给欧阳予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八十年代中期，巴蜀鬼才魏明伦创作了荒诞川剧《潘金莲》。魏明伦把她放在男子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同情、赞美、惋惜、谴责兼有。这出戏形式上非常新颖：主线是潘金莲跟张大户、武大郎、武松、西门庆的纠葛，副线是施耐庵、贾宝玉、武则天、红娘、安娜·卡列尼娜、现代女法官、女律师等剧外人，给剧中人比较命运、交流感情、评说是非。这些随意跳入跳出的手法在今天不新鲜，但在1985年的戏曲舞台上，绝对是大胆的创新。
这版《潘金莲》相对传统认识来说仍是一篇“翻案”文章，立时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反对和拥护都很强烈。《中国妇女报》为此展开了8个月的专题讨论，内容渐渐不限于戏剧本身，而成为有关女性解放的社会话题。文化名流纷纷上阵，支持者包括吴祖光、巴金、萧乾、陈白尘、余秋雨等人，反对派有姚雪垠、林默涵、贺敬之等人。
其实，在魏明伦《潘金莲》之前，1982年的电视剧《武松》也悄悄地对传统的“潘金莲”形象进行了正面修正，而且演员牟霞的表演十分精彩。由于这部戏中武松的光芒太过耀眼，人们忽略了这个“拳头上跑马的婆娘”。这个潘金莲既不是传统淫妇，又不是被动的良家妇女，既有风情，又有主见，这个处理肯定不同于原著，但也没把“人性化”手法滥用。牟霞演得很细腻：初次见着武松就心里波动，喝酒呛着了；雪天挑逗武松时穿得很艳，眼波流动，言语温存：“你若有心，就吃了我这半盏残酒。”武松忍无可忍，打落酒杯怒斥：“我武松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是那伤害人伦的猪狗！”潘金莲受辱，一边哭一边自辩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如何拒绝张大户被迫下嫁武大郎，听得武松的态度也软了下来；武松出差前叮嘱嫂嫂“扎紧篱笆，篱牢犬不入”，潘金莲眼角含怒地顶回去：“我是个叮当响的婆娘！我到了武家，谁家的犬儿进来过？”公允地说，这版潘金莲比后来央视版《水浒传》里那位更有艺术光彩。
（3）
幕后故事和经典画面
《武松》的导演是王俊洲、刘柳。王俊洲是祝延平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是《武松》剧组的灵魂人物，他还在剧中扮演了张都监。导演刘柳在《武松》中扮演了“老总管”--一个忠心耿耿的家奴。
摄像孙周是个有心人，在拍摄的过程中向前辈潜心学习，不久就独立执导了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电影《给咖啡加点糖》《心香》等，如今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导演。孙周的最新电视剧是去年在央视播出的《相思树》，塑造了一个“老好人”康凯。在遍地“灰色人物”的荧屏上，这个朴实的形象反倒新鲜、独特而时尚。
《武松》深受欢迎，不能不提武打设计。在《武松》之前，刘家良已经设计出了观赏性和实用性一体的《少林三十六房》，袁和平已设计出了融搞笑和打斗于一炉的《醉拳》；在《武松》之后一年，成龙开创了高难度民国动作片《A计划》。可那毕竟是香港电影，内地观众并没有这样的眼界。《武松》上映在《霍元甲》之前，代表了当时国内电视剧武戏的最高水准。那时候讲究锤炼和打磨，一些好剧不等拍摄完成就推出几集慰劳观众，《西游记》是这样，《武松》也是这样。在全部播出之前，其中的三集《醉打蒋门神》《身陷都监府》《血溅鸳鸯楼》就在1982年年初率先亮相了。担任这三集武打设计的是山东武术名家于承惠（《少林寺》里的“王仁则”）和邱方俭（《少林寺弟子》中的大反派）。于承惠精研“醉”武术，在《少林寺》里就曾用醉剑对付李连杰的醉棍。在《武松》里，他把武生出身的祝延平调教的脚步趔趄、形醉意不醉，打得非常漂亮。于承惠还在剧中客串了张团练，跟武松好一场恶斗。
《武松》中还有令人热血沸腾的音乐。古曲《将军令》是《黄飞鸿》的例行音乐，《武松》也没少用。最有特点的还是二胡独奏曲《一枝花》，它原本是鲁西南地区的民间乐曲，1982年由张式业改编自同名唢呐曲，《武松》将此曲作为主题曲，使该曲广为流传。乐曲音调具有浓郁的山东地方色彩，由低沉委婉、凄楚悲凉到高亢嘹亮、悲壯激越，描绘出武松的境遇以及心理变化。直到现在，很多人只要一听这段音乐，关于《武松》的遥远记忆就全被激活了。
看过《武松》的人，忘不了第一集《景阳岗打虎》中人虎交手的场面。当初拍摄时，祝延平曾到动物园和老虎培养感情。剧中有些镜头的确是他本人在和老虎在一起嬉闹，配上音效就成了搏斗。布老虎也用了不少，一看就没有质感。还有些空镜头，老虎自己冲过来跑过去。多年以后，祝延平揭开了真假老虎的谜底：“凡是地上跑的都是真的，凡是跳起来的都是假的。我们观察了好长时间，没有看见过老虎能跳起来的场面。做那张假虎皮可费了事了，用了十张狗皮才凑成一张虎皮。”
第八集《夜走蜈蚣岭》在原著的基础上加了不少情节，使武松匡扶正义的性格更加突出。这集按悬疑片的手法拍摄，既有武松暗进百觉寺的明线，还有曹正蒙面相助的暗线。有两个镜头颇为震撼：李二僧和行者武松双刀对双刀，武松技高一筹，一刀砍掉了对方的一条腿，血淋淋地落在地上；飞天蜈蚣王道人被众好汉追杀逃至一亭子里突然不见，武松面无表情地走进去，突然把刀向上一扔，妖道被从顶上插落。这些现在看来平常的手法当时很惊人。
（4）
虚惊一场的“停播”插曲
电视剧《武松》当年引起了举国轰动，街谈巷议之间，人们不吝赞美之词。《武松》之走红不是偶然的，那个黄钟毁弃、瓦甫雷鸣的时代过去还不久，正义空悬、歹人横行的恐怖记忆还不远，武松像天神一样出现在观众面前除暴安良、行侠仗义，是多么舒心惬意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专业的技能和刻苦的精神，打造了一部能给观众带来巨大视听逾越和审美快感的作品，观众当然要投桃报李，好评如潮。在1983年3月在昆明举行的首届《大众电视》金鹰奖的评选中，山东台的《武松》与央视的两部剧《蹉跎岁月》、《赤橙黄绿青蓝紫》一起获得优秀电视剧奖，武松扮演者祝延平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优秀男演员”。
然而这部剧却惹恼了著名的红学家吴世昌，他专门给中央电视台写信要求停播此剧。他在信中说：“今日(2月2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载你台消息，将于本月廿七日播映山东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武松》，包括《血溅鸳鸯楼》，还刊出一帧凶相毕露的举刀杀人照片、、、被杀害的十七人，除夫人外，都是封建社会中受压迫的“下等人”，而武松自己的出身却是“都头”（相当于警察局长），这种故事，也算是“农民革命”吗?这被杀的十七人，不正是农民的阶级弟兄，阶级姐妹吗？宣传这些凶杀，也是站稳马列主义的立场吗？ 这种无原则、无是非、无阶级观念的凶杀，让青少年在电视中欣赏，会起到什么教育作用？我不知道山东电视台摄制此剧，目的何在？中央电视台为它转播此片，目的何在？”在信尾，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你们选用电视剧本时，有没有考虑到它的社会效果？美国青少年犯罪问题严重，我们常引以为戒。但他们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罪犯。”
实际上，吴世昌多少是冤枉《武松》了。他的批评依凭的是原著中的情节，而电视剧早已做了大幅度的修改。第五集《身陷都监府》，原作中纯粹的诱饵“玉兰”姑娘，改成了心地善良但被逼无奈的良家女子。武松初进都监府时，一直是其乐融融的场面。但那种隐隐的不祥之感挥之不去，观众明知武松要落难了，却又没办法提醒他。第六集《血溅鸳鸯楼》中，武松只杀了几个十恶不赦的家伙，而且想救玉兰而慢了一步。原作中的血腥气大为减弱，武松不再是不分好歹的杀人机器。
这个插曲很快就过去了。后来，随着文艺美学观念的进步，观众已不再把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扭结得那样紧密，他们知道：电视剧多数都是虚构的，欣赏时应该进入假定的情境，而不能随便把现实代入其中。暴力影视作品对于人的精神倾向自然是有影响的，但这是个复杂的事情，《武松》决不是暴力美学的典型作品。
这么多年来，名著改编剧多如过江之鲫，都想借着人家的品牌优势搭个顺风车，而反作用是一旦拍不好，将被加倍的臭鸡蛋和烂番茄击中。《武松》的改编是成功的，既没有沿袭《水浒传》过于血腥和封建的价值观，也不像现在的一些作者罔顾作品时代特点，翻案翻得过了头，迹近恶搞。八十年代是山东电视台青春勃发的时期，《水浒传》是他们那个时代最灿烂的作品，而《武松》堪称《水浒传》王冠上的明珠。
《武松》的成功激发了山东电视台拍摄全本《水浒》的信心，而山东版《水浒》撩动了中央电视台拍摄四大名著的雄心。十几年以后，《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洋洋四部巨制，为中国电视剧史留下了经典之作，也成为了连通中国和世界的文化桥梁。
文/李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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