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去明孝陵磕头，这件事若说出来肯定被许多朋友看作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清朝早期，为了树立威信，所以满清做出厚葬崇祯等种种举动，的确是假仁假义。但康熙时期国家已趋向稳定，若为了收买民心，他完全没必要做这档子自降身价的事。
每次去明孝陵，康熙帝都会对朱元璋这位前朝的开国皇帝行三拜九叩之礼。某年吊唁朱元璋时，康熙还不忘留下一尊写着“治隆唐宋”的石碑。从这石碑上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对朱元璋的祭拜是发自内心的，至少，在他心目中，朱元璋是个治世有方的有为之君。
“治隆唐宋”，说的就是在朱元璋治理下的江山，比唐、宋两朝还要兴盛。毫无疑问，这四个字便是康熙这位“千古一帝”对前朝开国皇帝的肯定。之所以康熙如此认同朱元璋的功绩，是因为：朱元璋的一些良政沿袭至清，对清朝统治者治理河山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大诰》是朱元璋颁布的一套刑典，其中，收录了两百多条规章以及案例。
在《大诰》刊印过后，朱元璋要求每个大明家庭都要收藏一本，随时观摩学习。《大诰》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一些规定，以及与之相关的刑事、民事案件。朱元璋希望以这些真实的案例，为老百姓敲响警钟，让官吏遵纪守法，切莫重蹈书中罪犯的覆辙。
即便在《大明律》已经颁布的情况下，《大诰》这本书仍具备法律效应。从文献中的司法记录来看，《大诰》的法律效应甚至超过了《大明律》。官员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往往先对照《大诰》，随后才翻看《大明律》。
不过，《大诰》毕竟是朱元璋所写，里面有不少口语，量刑标准上也存在浓厚的个人色彩。毕竟，嫉恶如仇的朱元璋代表不了公理，法理还需进行各因素的综合考量。因此，在朱元璋驾崩以后，《大诰》便被遗弃了。
虽然，这本书已不再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法律指南，但朱元璋的精神却印刻在大明子民的心中。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为什么朱元璋在《大明律》已完成的情况下，仍要颁布《大诰》。
《大诰》与普通的文诰不同，常规意义的《大诰》是洪武十八年、洪武十九年颁布的四次《大诰》的整合。
明朝初年，经历了多年战乱的中原百废待兴，蒙元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影响着社会治安。许多地方官开始向农民强买土地，没有土地耕种的流民只能逃往城市寻求生路，这种现象直接影响到明初的社会稳定。
朱元璋意识到，此时虽然已完成了改朝换代，但那些地方官仍像元末一样，不正之风已在官吏心中根深蒂固。整顿吏治是大势所趋，否则，元朝的悲剧必将重演。
“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一切怀柔之策，都治标不治本。针对这些弊端，朱元璋必须下猛药。朱元璋所颁布的《大诰》，在量刑上相当随意，颇有“替天行道”的意味。
在《大诰》的序言中，朱元璋表示之所以要颁布文诰，是因为近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大案要案，如：洪武九年的空印案、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等。这些案件令人痛心疾首，所以，朱元璋意识到必须整顿吏治，以严刑惩戒那些僭越了红线的罪人，以此来警示蠢蠢欲动的坏家伙。
“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蒙元虽然地处中原，但却绝非华夏。元廷治理国家的政策存在太多漏洞，这些漏洞遗祸大明，以至于，现在仍有许多犯罪现象。
当然，朱元璋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颁布《大诰》的统治者。
早年武王伐纣之后，继位的成王便颁布过《大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很多野史作者，都在自己的作品里将朱元璋刻画成暴君。例如《翦胜野闻》及《野记》这两本书，里面的朱元璋简直成了桀纣一样的无道昏君。然而，实际上朱元璋的严苛只体现在吏治上，在经济上朱元璋与民休息，农业上减轻赋税。对于劳苦大众来说，朱元璋给他们带来的惠利是显而易见的。
《大诰》里之所以出现了令人胆寒的严刑峻法，绝非朱元璋生性暴虐，其中的原因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朱元璋生于元末最动荡的时代，他的家乡屡遭天灾，父母亦死于饥荒和瘟疫。十七岁的朱元璋失去了父母兄弟，只能遁入空门，想要在寺庙里混上一口斋饭。可遭逢这样的年景，寺庙里也没有余粮，所以朱元璋只能流落街头乞讨度日。
朱元璋的发迹史我们无需再提，仅看他的早年经历，就不难理解这位开国皇帝为何如此苦大仇深了。生于元末的他，名字叫“朱重八”。所谓“重八”，就是八十八的意思。这可不是什么乳名，而是朱元璋的大名。在元朝时期，汉民只能以数字为名，或为生日，或为父母年龄相加的结果。
朱元璋的五世祖叫朱二八，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祖父朱初一，父亲朱五四。从这份令人发笑的名单里，我们能读出什么？那就是蒙元不拿汉民当人看。中国的老百姓相当单纯，倘若蒙元统治者能让汉民吃饱饭，想必也不会逼的农民谋反。
至于那些代替蒙元行使权力的地方官，对朱元璋和他的同乡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此，朱元璋最痛恨的，便是蒙元，这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第二痛恨的，便是压迫百姓的官吏。建国之后蒙元已灭，所以贪官污吏成了朱元璋的头号大敌。
朱元璋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恨之入骨，所以自然不会手下留情。从《大诰》中我们能看到许多“零容忍”的案例，几乎不给贪官污吏半点活路。当然，凡事均有两面性。笔者不会因为个人因素，过度褒扬《大诰》及朱元璋。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大诰》亦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作为一部法典来讲，《大诰》的量刑太过严苛，而且颇为随意。这里的案例动辄出现斩首、凌迟、抄家灭族等酷刑。当时的官员以《大诰》作为参考指南，重判了超过一万起刑事案件。与此同时，《大诰》中的严刑峻法，给了别有用心之人以“诰”谋私的机会。
例如：当时有个叫陈寿六的农民，因为早年与家乡的县官有宿怨，于是，便趁着《大诰》颁布时将自己的仇人五花大绑押赴京城，诬告县官是贪官污吏。见到同样出身草根的农民兄弟，朱元璋激动地热泪盈眶，当即嘉奖了敢于与豪强作斗争的陈寿六，连查都没查就将县官处以极刑。
甚至于，为了保护陈寿六，朱元璋还颁布圣旨：“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可想而知的是，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借着这本《大诰》大做文章，公报私仇。
在《大诰》中，朱元璋规定但凡官员贪污钱财达到一定数额，便要被处以极刑。贪污一贯银钱，处以杖责七十，依次累加。赃款累计十八贯，便要处以极刑。
那些因小贪而被“剥皮实草”的官吏，被挂在各地寺庙前的大鼓上。时至今日，许多地区仍有“剥皮寺”等骇人听闻的传说。
实际上，朱元璋对自己的严苛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大诰》中朱元璋表示，自己推行的严刑峻法实属无奈之举：“粮长之设……定殷实之家。当关勘合之际，面听朕言，朕乃竭气语谕之再三日‘毋害吾良民’。更兼前大诰内，戒敕分明。岂其所在粮长不遵大诰，仍前为非，虐吾民者多矣。”
除此之外，《大诰》的内容并不是一味地警示和恐吓，还有许多温情的部分。例如，在《大诰》中朱元璋写了一份行为守则，规范了道德纲常：“且孝，冬温、夏清、晨省、昏定；饮膳洁净，节之……事君以忠，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战陈勇敢；不犯国法。”
显然，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是针对那些违法之徒的。对于与自己出身相同的劳苦大众，朱元璋只希望他们能严守本分。
朱元璋活到七十一岁，当政的时间长达三十一年。他的政治主张，经过了不断的优化和改良。相比于其它皇帝，朱元璋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懂得以史为鉴，他汲取了唐、宋、元三代的国家制度，制定了符合当前社会环境的典章和刑法。
很多人在讨论朱元璋时都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朱元璋在打天下时，还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不同于历史上的其它皇帝，朱元璋的皇帝之路是他一步步摸索着走完的。草根出身的朱元璋，能为大明开创二百七十六年基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
参考资料：
【《明史》、《大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