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沙滩上花不开，想喊云彩落下来。喊了一年又一年，喊了一年又一年。喊得哟，日日落尘埃……”
粗粝、开阔、真诚，一如那片广袤深厚的西北大地，电视剧《山海情》中，片尾曲《花儿一唱天下春》是一个记忆点。包括这首歌曲在内，在这部跨越地域、见证历史的影视作品里，音乐如涌动的浪潮，铺垫着一个时代的底色，这些旋律，出自著名音乐制作人捞仔(吴立群)之手。
音乐突出当地和时代元素
相较于其他长篇累牍的电视剧，《山海情》集数不多，但配乐立体而丰富，捞仔为此创作的音乐多达二十余首、八十多段。青海、宁夏地区，“花儿”传唱不息。捞仔很熟悉这些鲜活质朴的民歌，此前为张艺谋的电影《一秒钟》配乐时，他用到的正是从青海花儿中采撷的灵感。《山海情》的故事发生在宁夏，接到这次创作邀约后，捞仔很快想起的也是当地的花儿音乐。
“孔笙导演希望，这部电视剧在音乐上也能突出当地元素。”为此，捞仔专程前去采风，收集花儿和山歌素材，也听取了很多专家的建议。“西海固的音乐和语言，与宁夏其他地方还不太一样，更接近陕北一带。”演唱《花儿一唱天下春》时，歌唱家雷佳特地带着些当地口音。“我们之前也录过普通话版本，差点儿意思。民歌来自方言，还是得用方言才能唱出那种味道。”于是，捞仔特地请本剧的民族音乐顾问、宁夏花儿传承人马得荣用方言读了歌词。而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等种种因素，最终，歌曲呈现取了相对折中的效果，“像当地人在说普通话”，直白又亲切。
“宁夏地区的音乐，最大的特点是‘人声’。”在国人的印象里，西北是特色鲜明的土地，但严格来说，这里并没有一件极其具有代表性的乐器，“蒙古族有马头琴，藏族有弦子，我觉得这里真正的音乐特点，在于旋律和音调。另外，《山海情》虽然跨的年代相对长远，但毕竟还是现代戏。”因此在配乐时，捞仔没有执着于色彩迸现的民族乐器，而是多以管弦乐织就。在描绘福建的开放与发展时，捞仔采用了大量现代元素，比如在元件厂的流水线上，电子风的紧张节奏配合着女工们争分夺秒的速度，充满了现代社会高效的科技感——西北与东南、山与海的对比张力在音乐中拉满，时代的波澜壮阔尽显无余。
《山海情》的配乐准备，乃至整部电视剧的拍摄制作过程，时间都相当紧凑。从去年7月底开机到不久前播出，在捞仔看来称得上“奇迹”般的速度。后期制作阶段，他曾看过许多片段，但这不妨碍他每天依然准时追剧。“现在才有机会看完整的成片。”捞仔常常被感动甚至落泪。在宁夏采风时，他访问闽宁镇，镇上漂亮整洁，完全无法让人联想起曾铭刻在这片土地深处的“贫穷”二字。“我有几位朋友是海原人。”海原县就处于西海固地区，那里的干旱、穷苦，捞仔一直都有耳闻，他亦深知吊庄移民的艰辛。聚焦于这些故事的《山海情》，也因它的真实厚重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吉他手转型创作古典歌剧
包括《山海情》的音乐在内，有人说，捞仔现在似乎变得“古典”了。
早年间，捞仔以吉他手的身份闻名，与唐朝乐队的老五并称“南捞仔、北老五”。转型制作人后，也多是因为相对通俗的音乐被大家熟知，比如《天葬》《梦的眼睛》等流行歌曲的作曲编配，《少年天子》《可可西里》《解救吾先生》《欢乐颂》等大量影视作品的配乐，以及《跨界歌王》等综艺节目的音乐总监。而在2018年，中央歌剧院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原创歌剧《命运》登台，担起沉甸甸的作曲一职的，也是捞仔。
捞仔的转型，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2003年和2005年，他为电视剧《浪漫的事》《家有九凤》配乐，作品反响很好，但“写完之后，我觉得自己‘没电’了，不够用了，再提高很费劲。”捞仔意识到，自己步入瓶颈，到了该继续学习的时候。他先求教于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从2011年起的三年内，又师从国内交响乐大师罗忠镕。“我的很多疑惑得以解开。以前每当听到好的影视配乐，尤其是一些欧美的影视配乐时，我总会有疑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作为学生的捞仔，总是带着问题去上课。从流行音乐中积累的经验加上古典音乐的理论，为他打开了新的大门。
中央歌剧院的《命运》是捞仔的第一部歌剧作品。“影视剧毕竟属于导演，配乐要在满足导演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个性。”相比较之下，歌剧给予了作曲家足够挥洒的空间，也带来了相应的巨大的压力，“歌剧的时长一般在两个小时左右，要驾驭大的曲式结构，也要关注文学、戏剧等方方面面。”不过，经过了一部部影视配乐的磨砺，关于“戏剧、旋律和歌曲的合唱性”，捞仔有独特的过人之处，因此当创作时间紧张的《命运》发来邀请时，他“不怵”地接下了，“作曲家的梦想，就是写自己的歌剧。完成一部歌剧，对作曲家的提升是巨大的。”《命运》之后，捞仔又为中央歌剧院的《道路》、河南省歌舞演艺集团的《银杏树下》谱曲，目前，中央歌剧院“奋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奋斗》也已经提上日程。
在歌剧与影视配乐、流行歌曲之间，在所谓的古典与通俗之间，捞仔一直在不停穿梭，从不设限，从不止步。
北京晚报 记者 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