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9日，时任解放军第2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决定派遣第2野战军的第3兵团第10军和第5兵团，直出贵州及四川南部，彻底截断国民党军队的退路。
同时，刘伯承还命令第3兵团主力部队围歼位于重庆和四川东部的敌人，随后与贺龙率领的第18兵团等部队联合攻占整个四川。
刘伯承
从作战部署上来看，这是一个“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部署，按照刘伯承自己的话说：“第2野战军就如同是一只大手，将残存于大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握在手心里，然后将他们一一捏碎。”
然而，蒋介石也不傻，他自然也预料到了解放军一定会进入四川的。根据他的预判，解放军进军四川的路线，很有可能是从四川东北面进入。
蒋介石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根据地形上来看，四川东北方向是与陕西交界的地方，这里与老解放区临近，而且有陇海铁路相连。而四川东面则地势险峻，十分不利于大规模部队的行军。
9月24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如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刘伯承公开宣布：“解放军将进军四川，解放大西南。”
蒋介石
一个月之后，在率领部队进军四川前夕，刘伯承专门大造声势，以此迷惑蒋介石。他先后来到了徐州、郑州等地，与当地的群众会面，随后便销声匿迹了。
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刘伯承的计策，他率领第2野战军秘密向大西南挺进，悄无声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2野战军麾下的陈赓兵团和杨勇兵团则是混在第4野战军的队伍里，而且一路浩浩荡荡，所到之处锣鼓喧天。
就这样，在第4野战军的掩护下，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的第2野战军秘密集结在了湘鄂西地区，神不知鬼不觉。
邓小平、刘伯承
刘伯承和邓小平意识到，已经到了第2野战军主动出击的时候了。他们将第2野战军主力部队分为左路和右路，左路直接进军贵阳，右路由湘鄂边向四川东南面挺进。
在这次进军大西南的过程中，让第2野战军战士们感到最艰苦的，并不是战场上的厮杀，而是千里大追击的赶路。
从11月15日起，左路军接连攻占了贵阳和遵义，随后继续向四川南部进军。而右路军也在刘伯承的率领下，于11月30日将重庆团团围住。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重庆，当他听到四周响起了隆隆的炮火声，急忙登上飞机逃往成都，重庆随即被解放军顺利解放。
12月8日，刘伯承进入了自己魂牵梦绕的老家重庆，并被中央军委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再次回到故乡的这一天，他感慨万千地说道：“我们泸顺起义失败的老工友，老战友，老同学们，被蒋介石打散了，我们分别了22年，而今天竟在重庆见面了，真是非常高兴。”
尽管重庆已经解放了，但大西南战役还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还剩下胡宗南集团仍在负隅顽抗。
得知刘伯承率领部队进军大西南的时候，胡宗南用了3个兵团的兵力驻守秦岭防线，解放军多次进攻都没有突破。
然而，这只是刘伯承的策略，他故意假装突破不了国民党军队的秦岭防线，目的是为了稳住胡宗南，避免胡宗南向南撤退。等到解放军将川南、川西、川东的各个门户全部占领之后，再调集兵力专心对付胡宗南。
胡宗南
看到解放军从东、南、西三面朝着成都包围而来时，直到这个时候，胡宗南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于是，他急忙放弃坚守了半年的秦岭大巴山防线，迅速下令向成都地区撤退。
而做好准备的贺龙也趁机越过秦岭，紧紧咬住胡宗南的尾巴不放，对他们进行穷追猛打，切断了胡宗南的退路。
在刘伯承和贺龙的联合指挥下，解放军将胡宗南的部队和四川境内的国民党残敌数十万人，全部围堵在了成都盆地一带区域。
对敌人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刘伯承还积极展开了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治攻势，要求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吸引了不少军政首脑纷纷起义。
蒋介石本来打算，在成都与解放军进行一次大决战，如今也宣告破灭了，于12月13日乘坐专机飞往台湾。
此时的胡宗南部队已经被解放军压制得动弹不得，刘伯承认为，到了收网的时候了。
12月21日，刘伯承发出作战命令：“杨勇、杜义德统一指挥第35兵团，采取分割围歼的战术，攻击胡宗南的部队。”
随着刘伯承的一声令下，成都战役正式打响。
第二天，胡宗南紧急召开了一个军以上级别的军官会议，他号召大家说：“一定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第2野战军进城
12月23日，面对第2野战军锐不可挡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却一边命令部队拼死抵抗，一边乘坐飞机逃走了。
三天后，解放军解放了成都，历时了将近两个月之久、行程约2000多公里的进军大西南战役，以胜利而告终。
1950年1月1日，这一天正是阳历的元旦节，刘伯承出席了“庆祝解放大西南”大会，他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表了进入四川之后的第一次长篇演讲。
在演讲中，刘伯承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建设大西南的三项任务，分别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恢复和发展生产”和“抓好文化教育”。
大西南刚刚解放的时候，当地的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尤其是土匪势力极其猖獗，他们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严重威胁，同时也是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的一种挑战。
时任解放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大西南土匪的情况：
“首先从地理上来讲，这个地区山高林密，十分便于土匪藏匿。其次这里是民族地区，由于多年沿袭下来的偏见，很多地方不欢迎汉人。”
除此之外，占山为王的土匪大多都是本地的人，他们拿起枪就是土匪，扔掉枪就是百姓，混在老百姓当中，给解放军的剿匪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当地人虽然遭到祸害，但又不敢主动站出来检举揭发。
而且，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通常与土匪互相勾结，他们利用地形优势，时常出来搞破坏，解放军又不容易抓到他们。
刘伯承
为了大西南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尽快帮助群众重建家园，剿匪工作成为了摆在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面前的首要任务，并制定出了“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位一体的剿匪方针。
从1950年2月起，西南各地纷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
在刘伯承等人的指挥下，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一边突入土匪的巢穴进行围剿，一边远途追击逃散的土匪。在解放军这种“零容忍”的军事打击下，大西南一带的匪患逐渐得到了好转。
就在这个时候，刘伯承的心里还有一个心结，那就是胡宗南这条漏网之鱼，还没有被消灭掉。
在成都战役打响后，胡宗南就丢下正在作战的部队，乘飞机逃到了海南岛，但却遭到了蒋介石的一顿臭骂。于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胡宗南只好再次飞往西昌，集结上万余人的残兵败将，继续抵抗。
1950年3月12日，刘伯承率领解放军13个团的兵力，兵分三路，向盘踞在西昌的胡宗南发起进攻。
面对解放军的大军压境，胡宗南早就没有了再打下去的意志，于3月26日登上前往台湾的飞机。
3月27日，西昌顺利解放。直到此时，国民党的势力在西南地区几乎全部被肃清了。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刘伯承又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解放西藏。
早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为了迅速粉碎国内外反动势力企图分裂西藏的阴谋，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了《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加紧部署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 。
这个时候的西藏地方政府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藏东和昌都地区都部署了军事力量，妄图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脚步。
1950年10月份，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统一指挥解放军部队，发动了昌都战役，并取得胜利。
昌都战役的胜利，也为解放军第二年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