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尢尢
24集的抗疫医疗剧《埃博拉前线》刚刚完结，这场来自2014年的中非埃博拉抗击战，随着以主角郑书鹏为首的第十九批援非医疗队圆满完成抗埃任务而再次尘封。
作品之外，即将迎来援非抗埃六十周年的现实医疗史仍正在书写；故事之中，当时那场战疫犹如平行时空，也连接了当下人们的悲悯与希望。总导演杨文军回忆起这部剧的创作过程，“真实”、“规矩”、“悲悯”等关键词频繁出现。
让他印象深刻的工作场景有很多，比如在拍摄P4实验室时剧组有亲历前线的专家来教学，而当杨文军走到棚外，“我看到剧组翻译的小姑娘，蓬头垢面地蹲在路边的破木头板上，吭哧吭哧地写，又打电话跟人不断争论了两个小时，我一翻开她那本书，是整个P4实验室的全英文操作流程。”由于专业词汇太多且涉及的是结构复杂的病毒，而且这次翻译的每个步骤都必须落到实处，杨文军认为这应该是史上最难的一次翻译经历。跟这部剧的主题联系起来，由于要严格考据又必须要富有厚度，所以类似这样的经历，往往都是在大开大合之间又见微知著。
“我觉得（做这部剧）还是有感而发。我中间看了一些书，包括人类和病毒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人类和病毒如何相生相克，很有哲思。也能看到大家对目前环境的反思，或者想带给观众共情的部分。”这也成为这两年杨文军在选择创作方向时的一种倾向。
以下，是杨文军的自述：
抗疫与钻研
《埃博拉前线》其实在几年前选定的时候的确有过担心，不知道光是医疗剧能不能撑得起来、能不能吸引受众。所以我们一方面想把六十年代的援非医疗，以及非洲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中非友谊融合到故事里去，同时增加剧中大家看到的反政府军、钻石走私这样的强冲突、戏剧性的情节，不把它做成一个纯医疗剧，在框架设计上给观众更丰富的观看体验，也增加剧集的广度和厚重感。
但后来回过头来看，医疗剧本身其实已经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了。包括我们当初做剧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有海量的真实案例支撑，而且这个戏有一个特别奇特的壮举：一直从写剧本到拍完，医疗方面的专家顾问团人数惊人，不断有新课题、新专家来帮我们探讨和研究，作为医疗剧的专业度是到位的。所以最后就形成主线是医疗、反政府军和钻石走私是辅助的线，然后让整个主线故事更加突出，这样的一个格局。
当时很多重要的场次都花了好多功夫去研究，比如根据接生、P4实验室检测，每个不同的课题去建立专门的专案组、专门的群，里面会有相关的专家，在现场拍摄也全程有专家指导甚至远程操作。尤其当时在拍P4实验室那场戏的时候，当年的援非医疗检测队队长钱军博士和曾经一起援非的专家都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参观教学，考据特别严格。就连剧里那首出现好几次的，特别欢快的唱埃博拉的歌，也是我在纪录片里看到的建议用到戏里，因为它不仅真实的记录了历史，而且还反映了非洲人文里真正的生死观、生活观。
本身我们也想做一个比较新的尝试，比如通过《埃博拉前线》拍一个正儿八经的涉外剧，然后再加上援非医疗本身就是一个医疗史上的大事件，所以我们也是尽力地去做一些视觉化的还原，不光是体现在文字台词上，而是更多地用影像去表达。
但是我当时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疫情已经来了，没能去成非洲实地拍摄，不过总制片人、编剧、美术指导他们在筹划阶段就提前去实地考察过，所以选在地貌纬度都跟西非比较接近的海南岛拍，总的从场景搭建上来说完成度还是挺好的。
然后在选角上的初衷，就是觉得罗晋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他演戏比较内敛、很有东方气质。虽然在这部戏里他作为一个医生很低调，但他骨子里又有那种激情，而且之前在《鹤唳华亭》里大家都非常熟了，所以合作起来也特别放松。
毛晓彤演的这个角色有的地方是需要粗放一些的表演，所以我们最开始的确有考虑找一个外向型或者更高大、更有力量感的演员，但在挑选决策的时候，作为创作者还是希望有一些挑战，因为可能最终演出来的效果和之前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和毛晓彤之前也在《刀客家族的女人》里合作过，她在里面又骑马又打枪，确实能演出那个飒劲儿，所以我们就说可以来试一试。然后还让宁理老师和她在一些父女戏里用天津话交流，因为毛晓彤是天津人，所以演起来就像拉家常一样，也能让观众看到她身上生动、放松、更接地气的一面。
再加上这个戏外籍演员比较多，而且都说英语，所以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观众的代入感可能会有一些挑战。但是这几年我拍剧，对自己还是有个要求希望有一些突破，不是很愿意一直拍顺手的、成功率高的。所以我当时一听《埃博拉前线》这个题材，就觉得无论从悬念性、紧张度还是故事性来说，各方面都挺有挑战。
动静光影，求真
第一集我们剪了无数版，因为当时觉得郑书鹏和盖斯姆之间的情谊建立得不够好，所以就在后期剪辑时找了一个新方向，把后面剧情里《梁祝》和西红柿炒鸡蛋的桥段，挪到前面用旁白给串起来，让他俩在几分钟内建立起感情。其实还有很多场次都需要提前排兵布阵，比如一开场的幽灵船摄影怎么拍、实验室的气氛灯光怎么打，都是之前推演了好久。
就像剧里桑宜村医院有好多彩色的小玻璃片，这都是开拍前跟美术摄影指导大家一起这加一块、那加一块研究出来的，因为这个戏的场景本身就是讲非洲，人们的穿着、环境都是色彩斑斓的很鲜艳，所以这样光一打就会有一个生动但又不那么抢戏的氛围，整体看起来色调更浓郁一些。
再加上《埃博拉前线》有些场景的确需要悲情营造，所以整部戏用到的气氛光更多。比如盖斯姆死的那场的戏，本来是非常凄凉但我们特意打了一个很暖、很浓烈的黄昏光，让郑书鹏抱着他，然后用一个俯拍的角度，慢慢地升起来，去表达那种震撼力和悲情感。
包括在P4实验室里，摄影师大胆地设计了比较冷峻的蓝和绿，然后当郑书鹏最后确认病毒是埃博拉，进入消杀间之后，又在他关门的一瞬间把整个的灯光变成红色，给到一个气氛压力，从打光的氛围营造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加分的。
对比《鹤唳华亭》就更需要摄影和灯光给到构图的美感，比如匀称、透光，甚至是人物在气氛上的凄美感，所以在打光方式上修饰感会更强一些。而且宋以素雅为主，所以从场景到光影都会更素一些，或者达到观众看到颜色，但却感受不到颜色存在的这种状态。当时我也跟摄影师要求，得单帧截出来像一幅画一样，有静态美。
但到了《埃博拉前线》我跟摄影指导商量的更多是要动态。因为戏里无时无刻的危机潜伏，需要呈现一种张力，所以当时这部戏里用到的斯坦尼康或者肩扛这种流动的摄影特别多。而且在拍这种当代题材的时候，我们的摄影指导为了不影响演员表演，给到更大的空间，会把所有的灯光都放在户外打进来，让演员充分地沉浸在场景气氛里，追求真实感。
这次因为有大量的戏都需要穿着防护服拍，所以演员们在演医护人员时的眼神表达和声音表达，以及表演的节奏控制，就相对来说更加重要。戏里也是不得已用了很多特别大的特写和眼睛的特写，要不然真的看不出是谁，甚至看不到他心里所想，所以也是要求演员内在的东西要更多一些。
不过好演员确实能够帮到你很多东西，因为好多戏其实演着演着，就会有人物的味道出来。尤其对这种特别讲究科学要素的医疗剧、职场剧来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素就是演员是不是“守规矩”：能不能在规矩之内展现你的能力，演出你自己的独有气质和你要传达的东西来，这个才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更在意自己的个人表达或者表演到底会有多大突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外部框定的，你稍微出一点格，它就是不真实。
拍戏都是要在求真的底子上，然后再去做一些浪漫化或者是说戏剧化的要求。
延续共情
疫情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那会我在国外，国内的朋友把自己的口罩省下来寄给我们，所以我对口罩有很多感悟，然后就去拍了单元剧《在一起》，讲口罩这个小工具的生产、使用。其实我以前拍传奇性的故事更多一些，这几年也是有感而发，然后对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反思，会更多地选择去拍像《功勋》《埃博拉前线》这种当下的、能够带给大家共情的东西。
但是这种题材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代入感。因为当一个跟自己距离很远的民族、大量外语和外籍演员出现时，对任何观众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一开始外交部的几位大使就一再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是真的去援非抗埃帮助别人，但要做得多说得少，不要总是挂在嘴边，一定要平视，避免时不时就从骨子里渗透出来那种‘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优越感，要在戏里着力塑造非洲英雄”。
所以在《埃博拉前线》里面，盖斯姆这条线会一上来就“先声夺人”，直接把非洲籍医生的命运和观众的心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想要寻找一种能够让观众真正共情和代入的方式，让整个戏的气质和主题挖掘更有意义。
而且我是从大学之前就喜欢一些稍微带点悲情的故事创作，我真正第一部当导演的戏《新乱世佳人》就是个悲情的年代传奇剧，后来讲重庆大轰炸的《记忆之城》，包括当时看《鹤唳华亭》小说的时候，我就跟作者说，“我看完了以后真的几天缓不过来”。可能我骨子里就有点喜欢拍悲剧，比较偏爱这种带点悲情力量的传递，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悲情的力量更能给人希望或者说更能帮助人往上走。不过怎么把握这种题材的沉重感是很难的一件事，我也一直在努力，向其他优秀的导演学习。
但同时我特别喜欢挑战，所以对戏种也有点喜新厌旧，经常从一个频道跳到另一个频道，每拍完一个戏，其实也是和几百号人一起经历了一场对一个领域的开拓、深化和学习，我觉得对人生还挺重要的。所以想尝试的还有很多，比如优秀的生活剧、谍战剧，真正好看厚重的大古装等等。
像当时拍《鹤唳华亭》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品，一是它不光涉及历史，它还有很多反映东方人审美和文化观，尤其是东方美学、内敛之美、守规矩之美，以及伦理、制度包括思想这块，我觉得是在剧本给的一个“大空间”里，把斗争、东方魅力和美感讲得比较深的一个戏。虽然当时我们投资也是超支的比较厉害，但大家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们真正的拍了一个在古典文化美学这块能留下来的作品。
不过像《鹤唳华亭》《埃博拉前线》这种内核严肃、带点悲情基调的正剧或者说是新时代的主旋律戏，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尽量多一些商业化要求，但具体能做到哪儿没法说去强求，因为过多的要求市场化有可能会使本身比较凝重或者厚重的东西丧失掉。
我拍戏的目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当初选定这个题材也就决定了商业方向，戏里疫情带来的生生死死对观众，尤其是那个当下的感染力特别强，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并不是非要去讲男女主之间的小情小爱，我觉得在这已经把商业化做到最极致了，再往下可能就有点过了。总体这类剧肯定还不如商业剧的影响力大，但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放弃的一件事，也是我们能区别于别的导演，或者说能够做出一些所谓的小成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