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大约是在1999年前后，第一次了解到“沙锥模型”，当时在上博士课程“更新世之后的适应（Post-Pleistocene Adaptation）”，老师布置的阅读材料中有帕·巴克的How Nature Works（《大自然如何工作》，华中师大出版社2001年有中译本）。巴克当时是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的博士后，专门研究复杂系统问题。沙锥模型是个实验，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向下倒沙子，观察沙锥的变化过程。如果不断加沙子，速度尽可以均匀，沙粒大小尽可能一致，但是添加到一定高度，沙锥必定会发生坍塌。坍塌的过程往往是某一边突然大面积的滑塌，沙锥完美的形状被破坏。从复杂系统的角度倒是不难理解，沙粒之间是靠相互摩擦支撑聚拢为一个系统。当沙锥的高度还比较低的时候，尽管有不断添加的沙子，沙锥仍然可以保持稳定。随着沙锥高度增加，最终当某一粒沙子落下的时候，临界点被突破，沙锥系统崩溃。对于如沙锥这样一个开放系统而言，崩塌似乎总是难以避免的结果。人类社会就是开放的系统，历史上崩溃也时有发生，社会系统如何崩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跨学科问题，非常值得探究。
最近读刘江华《清朝最后的120天》，从晚近的历史事件中重温了清朝的崩溃。该书抓住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退位这四个月事件，详细描绘了崩溃过程，以及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反应。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朝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具体到复杂的崩溃过程，许多人其实了解甚微。刘江华深入到原始的历史档案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丰富的历史细节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清朝的崩溃何以不可避免，又何以那么突然与偶然，甚至显得有那么一点儿不真实。江华与我都是学考古出身，他后来走入新闻传媒领域，业余爱好近代史研究。他不像我们需要为学术考评而写作，而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反而多了几分从容。考古学十分关注社会崩溃现象，从史前文化系统到晚近的历史社会，通过长时段与多样形态的考察，从中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史前时代历史久远，信息欠缺，有关社会崩溃的探讨往往比较粗略。清朝离我们现在相对晚近，背景信息非常丰富，由此可以看到社会崩溃的许多细节，进而了解社会崩溃的机制。
系统的崩溃是一种突变，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系统推动的结果。哈肯的《协同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概念框架，突变的前提是系统要处在“临界状态”，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一样，他越靠近边缘，对临界状态就越敏感，最后阶段，一只蚊子的重量都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是否从悬崖上坠落。哈肯还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临界涨落”，处在临界状态系统，会呈现出更多样的可能。这一点我们在研究农业起源过程中深有体会。人类在农业起源之前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大约距今1万年前后，因为某些原因（人口增加、环境恶化、社会竞争加剧等等），可以利用的资源越来越紧张，我们看到了什么呢？首先是广谱，即去吃平时很少吃的东西（就像海地人去吃某种土）；然后是强化，就是花费更大的精力，把那些不能直接吃的东西变成能够吃的，如橡子。广谱与强化就是临界涨落，按照巴克的说法，系统处在临界状态时，表现最为充分。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临界涨落，就像病急乱投医一样，此时系统会尝试各种方法，表现自然最充分，当然，许多方法其实是走不通的。最后，当临界状态打破的时候，出现一个“序参量”，它能够“役使”其他的变量，使之协同反应，从而产生指向同一个方向的变化。
清朝的崩溃可以用这个概念框架来描述，清朝走向临界状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按照江华的描述，辛亥革命前夕，其实不是内乱的最高峰，而是内乱的低潮期，大清的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但经过前期几十年的动乱，它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进入了临界状态。此时，社会各个阶层似乎都在寻找出路，权力核心部分尝试君主立宪制，而且把计划的日程不断提前，不可谓不想解决问题。反对力量有主张革命的、也有主张改良的，至于那些划不出派别的主张就更多了。作为社会一般大众，有些权力的人开始给自己想退路，没有权力的人也开始胡思乱想，社会谣言满天飞。这颇有点临界涨落的意思，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危机迫近，都想在这个时候做点什么。最后，武昌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士兵程正瀛打响了首义的第一枪，这一枪并不是计划好的。事发相当偶然，原计划的起义领袖要么被捕，要么逃离，完全没有做好准备，高层的领袖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外地，仓促之间，以至于不得不推举与革命素无渊源的清军军官黎元洪为鄂军都督。武昌首义就像一个序参量，它的出现有多么不可思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着而来的影响，它就像多米洛骨牌倒下的第一块，后面倒下的骨牌越来越高，它好像在役使其他的骨牌一样。武昌首义之后，各地纷纷独立，树倒猢狲散，再经过袁世凯在内部的威逼利诱，清帝逊位，持续了268年的清朝终结。
清朝的崩溃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具有前所未有的深远意义。王朝兴衰本属正常，历代封建王朝几乎都只有300年左右的寿命，就好像人有寿命极限一样。按照《复杂社会的崩溃》作者特纳的说法，每个王朝刚开始的时候统治阶层队伍都比较小，下层百姓能够养得起。后来统治阶层越来越庞大，谁都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成为统治阶层之后不用纳税贡赋，还可以享受税赋，投机的人不会少。对于社会下层而言，或是投身豪门，寻求庇护，当个奴才也不错，《红楼梦》里丫鬟不愿意离开贾府就是这个意思；或是把闺女嫁入豪门，这样也成了外戚。统治阶层越来越庞大，百姓的税赋越来越重，最后只能揭竿而起。清朝的崩溃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规律。表明上看，清政府官民比极低，真正的官员只有区区两三万人，但不等于纳税人供养的只有这么一些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每个官员背后都是一大群需要供养的人，从核心家族成员到若干等级的仆人，官员不捞钱，是养不起一大家子的。清朝末年，民众造反，每年都有几十到数百起，二十二省，无一幸免。影响大的如太平天国，纵横江南，极大地破坏了清朝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加之外患不断，清朝就像一条到处都有漏洞的破船，随时都可能沉没。它居然耗到了1911年，其实已经是奇迹了。
这个奇迹某种意义上是外患创造的。清朝的崩溃是一个王朝的终结，是一个中国王朝的终结。这里“中国”要着重强调！1840年以来，清朝就成了西方列强刀俎上的鱼肉，后来连日本加入其中，基本上是想割就割，之所以没有割尽，主要原因是列强之间相互制衡，难以确定分赃方案。剿灭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办团练出身，建立了属于自己军队，有人就曾劝他驱除鞑虏，恢复汉家天下。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一般的解释是曾国藩受了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忠君思想严重。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矛盾来分析，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列强的威胁。曾国藩未必那么热爱满清，一个非汉民族政权，但满清代表的是中国，满族本来就是中国的一个民族。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而且很有可能被列强利用，彻底地瓜分中国。正是有曾、左、李等一帮末世能臣的帮助，清朝这条破船居然又强撑了一个甲子。最后，它还是崩溃了，这是持续了两千年余年封建王朝的终结，是一个民族进入新的世界体系的开端。
清朝的崩溃还陈述了一个坚硬的事实，在西方文明的冲击面前，中华文明遇到了前所未有挑战。按李鸿章的说法，这是三千年未有之挑战。曾经追随中华文明的藩属国纷纷转换门庭，从政治到经济，从服装到文字，所有领域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在此之前，从未遇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入主中原北方草原部族虽然在战场上能征善战，但是在精神文化的成熟程度上远不如中原。清兵入关之后，如王夫之还可以披发入山，专心研究道统，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清朝崩溃之时遇到的困境是，中国不仅是战场上不如人，而是在技术、文化、思想、乃至一般生活卫生习惯上都不如人。这样的震撼让国人彻底失去了文化上骄傲与自信，直至今天还有许多人没有缓过来。如今古今中西之问还是中国人文学术界的根本难题，中华文明是否已经过时？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大潮中有没有可能新生？我们有幸生活在一百多年后，见证了中华文明凤凰涅槃，重新站了起来，正在成为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人类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面前，中华文明已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站在当下，重新回顾那段历史，愈发感受到历史转折的意义重大。过去一百多年，数代杰出的中国人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在经过彻底的革命之后，中华文明才一洗沉疴，走上了新生了道路。
回顾历史的一个目的是有助于深入的省察。清朝的崩溃无疑是一系列矛盾的产物，最后这些矛盾出现协同性的反应，武昌首义只是扣动了协同反应的扳机。清朝面临的矛盾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政治上国内外矛盾交困，满汉族群矛盾经过两百多年的融合，本已逐渐消弭，但是当其他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又成了活跃的矛盾。阶级矛盾通过此起彼伏的民变暴露无遗，这里西方列强又在推波助澜，给对立的双方提供新式火器，战争的破坏性不论是生命还是对财产，较之从前都更加惨烈。洋人租界为社会上层逃避矛盾提供了一个安全岛，这也让他们在面对动乱时更愿意选择逃避，而不是像曾左李那样去力挽狂澜。经济上的矛盾更难以解决，中国作为一个依赖传统农业的人口大国，土地的承载力接近饱和。在没有化肥、农药、良种等现代技术帮助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只能是增加压力。军事上矛盾就更明显了，八旗兵早已风光不再，绿营兵也无法依靠，从湘军、淮军到袁世凯的北洋军，对朝廷的忠实程度远不如对将领本身。即便有新式的装备与新式的训练，清军的战斗力在西方列强眼中还是不值一提，面对区区两、三万八国联军，京津附近二三十万清军、五六十万义和团都无法抵抗。文化上的矛盾更是空前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早已提前崩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主要矛盾交织，表现出来的是全社会、整个民族的沉沦，鸦片成为难以治理的社会毒瘤。
贾雷德·戴蒙德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更愿意从长时段与整体性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崩溃现象。写过《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剧变》等著作的戴蒙德很善于这样的考察，不过，他看到的更多是环境上原因，留给我们一个“复活节岛”隐喻——在资源总体有限的情况下，不恰当利用最终一定会导致社会崩溃。考古学家克莱因的《文明的崩塌》则让我们看到公元前12世纪地中海东部世界体系的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考古学家的遗憾是缺少史前社会的详细信息，不能把握社会内部的矛盾，所以只能把文明的崩溃归因于外在因素。这也许是考古学家应该读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从长时段与整体性来看清朝的崩溃还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农业时代的终结，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农业帝国面对工业革命之后的小国，也无力抵抗，遭受到的只能是降维打击。农业时代与工商业时代相比，不仅仅是技术效率上落差巨大，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同样也不能相提并论，一群如绵羊般驯服的民众除了恐惧皇权之外，对国家、民族缺乏认同，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民众才被唤醒。大时代的转折中需要革新的还有中国文化，一个连续发展发展了五千余年的文明。但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得不反思，不得不洗心革面。
风水轮流转，当代的中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按戴蒙德的说法，就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中国的发展自然还面临着不少挑战，但是机遇正悄然降临。耐人寻味的是，垄断世界政坛近百年的世界霸主开始面临崩溃这个问题。看过清朝的崩溃的之后，面对现实，似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2009年加尔通出版《美帝国的崩溃》，大胆预言美帝国2020年会崩溃，他曾成功预测过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崩溃、甚至还有9·11事件。按他的说法，柏林墙是华约集团最薄弱的一块，必然会先崩；苏联有五大难以解决的矛盾，不可能不崩；美帝国在全世界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不遭到报复，那是不可能的。加尔通的高明之处是他认识到矛盾及其发展的程度，就时间预测而言，并不必苛求。2020年美帝国并没有崩盘，加尔通似乎错了，但是看一下现实，又会发现加尔通说得并非没有道理。这个号称应对传染病疫情最厉害的国家（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排名）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已经死亡60多万人（按有的计算，考虑到遗漏的情况，可能超过90万人）。假如这是一次世界大战的话，美国的死亡已经超过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这还是开卷考试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告知了，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并不为过。同比遭遇了新冠病毒偷袭的中国迅速控制了疫情。强烈的反差让人不得不质疑，美帝国这是怎么了？
崩溃总是多种矛盾协同的结果，加尔通总结了美国15个矛盾，其中4个是主要矛盾，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不过，我认为加尔通的眼光还可以更有穿透力一点。当前美帝国面临的问题与清朝崩溃前夕所遇到的是有几分神似的。国内外政治交困，合众国（USA）变成了分裂国（DSA），1%的人拥有超过一半的财富，30%人口处在贫困状态。表面上是种族矛盾，其实就是阶级矛盾；或者说，种族矛盾之上又叠加了阶级矛盾。从伊拉克撤离、从阿富汗撤离，死伤数万士兵，花费数万亿美元，除了一个烂摊子以及更深的仇恨，什么都没有得到。美帝国极为强大的军事机器好像仍然很强大，但是新的军事革命正在发生，美帝国引以为傲的十余个航母战斗群（加上两栖攻击舰，则超过20个）正在失效。这些吞金巨兽如今已是烫手的山芋，放弃又舍不得，不放弃又作用不大。比政治矛盾更严峻的是经济，债台高筑，美元霸权命若悬丝，虚拟经济犹如火山口。文化上基督教的救世主义已经破产……
这些矛盾许多人都已经说过，对美国来说其实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倒是一些更深远的矛盾，就像清朝所遇到的，更值得关注。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触碰到地球资源的极限，复活节岛的隐喻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存在。如果不改变这种放纵人类物质欲望的发展模式，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堪忧。清朝遇到的是农业时代的发展瓶颈，美帝国遇到的是工业时代的瓶颈。这个瓶颈应该说所有国家都遇到了，但是美帝国是这个模式中的高度特化者，它最有可能首先遇到困难。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还有社会困境，在国际上奉行帝国主义，在国内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当对外扩张的边界已经超过其实力的时候，任何帝国都难以为继。再者是西方文化的原因，在应对未来挑战上，这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化失去了社会整体性，西方文化已经到了需要革新的时候。美帝国目前已经处在临界涨落之中，也就是病急乱投医状态，民众以为民粹主义能够救美国，选了个奇葩总统特朗普；以为打压中国能够救美国，打压中国的策略已经完全罔顾事实，殊不知这是找错了药方；奥巴马试图用外星人来转移注意力，更是错的离谱。2020年美国没有崩溃，加尔通的预言可能不那么准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帝国正一步一步逼近临界状态，甚至出现了临界涨落，至于这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哪里，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复杂社会系统崩溃都是长时段规律与短时段事件影响的结合，也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崩溃的背后总是让我们不胜唏嘘，有时候明明知道那是一条不归路，但是社会还是以不可阻挡的趋势滑落，直到最终崩溃的来临。当然，从乐观的角度来说，崩溃是新生的开始，不破不立，有些腐朽的东西终归是要进入历史垃圾堆的，不论是天命所归，还是上帝的选民。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