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既深谙西方文化，又对中国儒道佛等文化做过深入研究,且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作家.他坚持民主、自由；既肯定儒家积极有为的进取态度，又寻求道家自然柔弱的人生哲学；在他的人生观中,既有悲观虚无的因素,又能以自由旷达的思想让自己超脱其中。他是一个矛盾体,而道家人生哲学更让他成为一个和谐安详的人。
1938年的春天，林语堂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但考虑到《红楼梦》距离现实生活太远，所以改变初衷，决定参照《红楼梦》，自己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并把自己对现实的关注写入小说中。他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那便是Moment in Peking《瞬息京华》，又译《京华烟云》。
林语堂对于《红楼梦》是衷心佩服的，所以《京华烟云》的人物描写、情节的架构、事件的开展，处处可见《红楼梦》的熏染。而且这本书也在1975 年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只可惜并未得奖。林语堂的心愿并没有落空，《京华烟云》出版之后不久，在上海便有盗印本产生，并且被翻译成好几国的文字在各国出版，被拍成不同版本的电视连续剧，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般，成为林语堂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小说作品。
正如《京华烟云》前面的献词为：全书写罢泪涔涔，献予歼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林语堂写《京华烟云》时，正值二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各族儿女奋力抗战之际。林语堂深深的热爱着伟大的祖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就应该义不容辞的将自己的安危和国家的安危紧紧地捆绑在一块，就应该责无旁贷的把自己投入到挽救国家的阵营中去。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他认为“要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必须借助小说这种手段来表达”。
林语堂
事实上，林语堂虽然身在国外，却一直没有停止对国内的关心，并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在1939年欧战即将爆发，林语堂一家从法国回到美国纽约。林语堂在美国一边写作，一边为抗战出力，除了为抗战捐款捐物，出钱资助六个中国孤儿外，他还直接写宣传抗战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如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不少政论文章16都直接为国内的抗战宣传，请其他西方国家重视和支援。
《京华烟云》全书以北京富商姚思安的爱女姚木兰的人生历程作为主线，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时代变迁为纬。通过清末北京曾、姚、牛三大家族的兴衰沉浮，描写了从庚子年间义和团事件到七七事变前后，四十余年的悲欢离合里写出了这三大家族的遭遇与时代洪流休戚相关的联系。
《京华烟云》分为三部，即“道家的女儿”、“庭园的悲剧”和“秋之歌”。其中姚思安、曾文璞有截然不同的处世哲学，各自是儒家、道家的信徒，两家结亲，道家的女儿成为儒家的媳妇。而姚思安好友傅增湘把他的得意门生孔立夫介绍给姚家，这位儒家的青年成为道家的女婿，俘获了木兰的心，却娶了木兰的妹妹莫愁。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更显出书中人物的微妙心理。
从这部小说的情节来看，尽管全书是以家庭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但情节发展中有不少曲折波澜，而且开头结尾都有扣人心弦的情节，注重家庭生活，即是小说的特点之一，正如林语堂所说：“源出于中国人生哲学。人生求『居之安』三字，故家庭生活即人生，人生即家庭生活。”小说中描写的家庭除了姚家、曾家两个富贵家庭，还有孔家、牛家、冯家、钱家、孙家，以至简笔述及的童家、舒家，他们都由一条婚姻的纽带连在一起，而婚姻的形态又各自不同，透过这许多家庭展现的人生，更是各式各样的，让读者能观看人生百态。
林语堂通过荪亚和木兰的感受写道：“时间就像奔流不息的长河，庄严伟大，万古不易。他们觉得自己的阅历不过是永不见老的北京瞬息间的事，是时间老人用他的指头亲自写出来的故事。”这也是书名命为《瞬息京华》的缘故，译之为《京华烟云》也不失其原意。
林语堂身在国外，怀着民族义愤，力图通过小说，将中国的灾难和真相告诉全世界，正如老舍在〈这一年的笔〉中所说：这一年的笔是蘸着这一年民族的血来写画的。用笔杆为抗战服务，是一切爱国的、有正义感的作家，包括不同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作家的共同心愿。林语堂以他擅长的英语写作，直接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日，其贡献自是与众不同的。
林语堂的小说以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为主旨，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中铸造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由于林语堂“一团矛盾”的博杂思想表现得忽东忽西，时道时儒或亦道亦佛，因而他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表现在小说人物性格之间的互补性、和谐性，而且浓缩了他常自乐道的庄禅思想和构建世界文化的人生理想，从而显示了他独特的审美取向与多元的文化追求。
《京华烟云》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被推崇的重要原因就在它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哲学的某种神韵灵性。自称为道家门徒的林语堂在《京华烟云》引了《齐物论》：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獵。……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把这与庄子原文的意思联系起来就是说人生如梦，人的生命要与自然互相调和，忘记生死是非，以达到无穷的境界，这样人才能享受人生。
因此在林语堂的笔下，顺应自然者，最终都获得了幸福，逆天道而行者，结局都比较悲惨。作品透过姚、曾、牛三大家族对人生的不同理解，不同追求的对照，热情的赞扬了道家（姚家）顺从天道、超是非、超生死、超名利的如梦人生观，否定和批判了他们人生观的对立面：这包括儒家（曾家）的不知变通，保守愚昧；朽儒（牛家）的贪婪虚伪，不择手段。通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即道家姚思安及其女木兰的人生态度和经历，揭示了人物的崇高质量和道家哲学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他所要表达的道家思想：即人要顺从天道，而不受社会功名利禄、伦理道德的束缚，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盖道家渊源于史官，看尽了历史之交替兴衰，故渐而呈现出积极的一面。在《京华烟云》中，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与冲突显示在现实生命中，姚思安拥有万贯家产却对红尘世界的仕途经济、功名利禄全然没有兴趣，更蔑视世俗礼教、追求恬淡自适，在生活上希望能多贴近大自然的运行节奏，如此不但培植了女儿姚木兰充满梦想的生活态度，也影响了女婿孔立夫对科学和文明的重视。
姚思安妻子的死亡没有给他太多的悲伤，反而让他卸去了家庭重任，削发改装，云游四海。这样的远游是显示了他对“道”的领悟，而想要彻底的摆脱尘世的干扰去寻求他“真正的自己”、“真正的快乐”。“寻求到自己就是得道，得道就是寻求到自己”，这是姚思安几十年世俗生活的结论，也蕴含他对人生的痛苦思索，体现了他在繁杂的社会中为寻找失去的自我而重返自然的深层意义。其女姚木兰，由于父亲坚持以道家哲学体验人生，她也尽得道家文化的真传，而道家哲学中“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这种迎合事物变化的自然规律对她影响尤深。因此，对人生中的一切祸福利害，是非生死，她都能安之若命，处之泰然。这在木兰的爱情和婚姻中表现的尤为具体，她深爱孔立夫却嫁给了曾荪亚，她服从古老的婚姻制度和情感道德，却在立夫被关进监狱时不顾自身安危，挺身相救，真情流露。木兰对立夫虽然有情，但并不觉得必须占有，这阐明了庄子哲学中“大音稀声”、“至乐无乐”，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木兰做到了。
这也是林语堂自己的写照，他一辈子爱着陈锦端，所画的女人多是锦端的形貌，却仍然好好的做廖翠凤的丈夫，并也觉得在生活中无所缺乏，只是在生命中某些幽微的时刻，对锦端的感情会突然出现来啃蚀自己，随即消逝。
透过木兰对立夫的情感，林语堂也为自己的情感做了安置。这样的安排也让小说增添了一点悲伤的意味，当木兰和立夫一起在泰山看泰始皇的无字碑时，她的内心激动，一平静下来，反而觉得不胜凄凉，和孔立夫在一起的时刻，总带给木兰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但又因为幸福只是稍纵即逝，便给木兰犹如顿悟般的感动。“心里却在想生，想死，想人的热情的生命，想毫无热情的岩石的生命。她知道这只是无穷时间中的一剎那，纵然如此，对她来说，却是值得记忆的一剎那。
而在木兰遭逢丧女之痛时，她想到泰山的无字碑，而是拿起她自幼年就把玩着的玉刻玩物及甲骨，那些东西对她富有精神上的意义，告诉他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永恒。“她似乎觉得刹那和永恒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些无生命的东西就代表不朽的生命。生命中某些幽微的时刻，透露出的哲学意义，让木兰得以度过丧女之痛，因为生命的某些部分会消逝，某些美好却会存在，这些美好的本质是相同的，但最终会烟消云散，正如林语堂写《京华烟云》的要旨，繁华如梦，瞬息即逝。
从整体上来看，林语堂小说中的道家思想相对于传统道家文化来说，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林语堂吸收了道家文化中一些超脱意义的思想，如顺应自然、忍耐、贵己养生等；另一方面则把儒家的一些文化精义融汇其中，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与道家文化不同的氛围，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等作品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真实描绘；作品中的道家人物如姚思安、姚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等表现出的真切关注和忧患意识，以及他们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等，无不表现出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同时他又把儒家的『仁』、『义』、『礼』等文化要义融于其中。”林语堂以“自由”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化时，他看到了儒家思想箝制下国民的劣根性，而以道家的“闲适”透视西方时，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异化又让他失望。
因此，寻求人类的发展之路唯有进行文化的『互补』，道家的『自然』，儒家的『仁』，佛家的『慈悲』与基督教的『博爱』，构成了林语堂心目中自由自在的乐园。他的小说即试图向人们描绘这样的世界。直至今日，《京华烟云》仍作为一部近代中国的史诗，以它的场面宏大，涉及面广，民族性强等特点，征服了世人。“这一本书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巨丽、最完备、最重要的成绩。它是忠实的，毫不隐瞒一切真情，它的笔墨是那么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对于古往今来，都有透彻的了解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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