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天，延安中央马列政治经济研究室的李清，在经过中央组织部批准后，与延安“文协”中负责秘书工作的黎琳结婚，原本按照李清的设想，革命情谊再进一步后，两人的生活虽然不会太平淡但也不会太过艰险。
延安宝塔山
毕竟两人所在的机构都属于抗战的大后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危险的，而且两人所负责的是研究工作和秘书工作，虽然累些却也算是比较踏实的。
然而仅在结婚几天后，黎琳便离开了延安，她的丈夫李清不知道黎琳要去干什么，只知道黎琳不久后就加入过国民党的军统，李清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疑惑，甚至久久难以理解。
直到40多年后，李清才知道当年加入军统的妻子，竟然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色特工，不过此时距离他的妻子牺牲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革命圣地延安的新时代女性
黎琳原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出生于1921年5月28日的四川省崇庆县城南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黎琳这个名字是余家英到延安后才开始使用的化名，而她更广为人知的一个名字，则是在敌后潜伏时使用的化名张露萍。
张露萍
张露萍的父亲余泽安，对于女儿家国情怀的教育非常重视，在张露萍幼年时，就常常给张露萍讲述忠烈的事迹教育女儿，这让张露萍自幼便产生了深厚的爱国情怀。
不过真正让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张露萍大姐余家彦被迫嫁给国民党眉山专员、暂编第一师师长的余安民后，无意间结识的一个人。
余家彦嫁给余安民后，作为余安民的三姨太被安排住在成都西门外的余家花园里，因为余安民对余家彦多有喜爱，所以对余家彦一家也很是照顾，张露萍也被姐姐接到了成都安排在建国中学读书。
读书期间，张露萍遇到了比较志同道合的女同学车崇英，两人经常一起谈论人生理想和妇女的责任，其实张露萍在大姐被余安民强娶为妾后，就已经对社会的黑暗有了深刻的认识。
虽然张露萍的姐姐在嫁给余安民后物质生活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却也是当时黑暗社会下的一种不公，不过当时的张露萍却并没有改变这种不公的能力。
车耀先
因此张露萍对于社会上的许多现象都不能理解也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决张露萍所提出的问题，直到在车崇英的介绍下，认识了车崇英的父亲、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的车耀先。
张露萍经常提出一些比较深刻或是自己内心所产生的疑问，车耀先对此总是耐心解答，并且分析时局给张露萍讲述革命的道理，这让张露萍很早就就在内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拉开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高涨，纷纷自发的成立抗日社会组织，宣传抗日的道理，为抗日战争营造声势。
不过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却认为这些抗日组织背后有我党的影子，不允许民众结成自发的抗日团体和组织，曾先后参加过“群力社”、“星茫社”等抗日救亡团体的张露萍，也因此感到了前途的黑暗。
张露萍
但是有黑暗就有领路者，国民党顽固派不允许群众自发组织抗日活动和抗日团体，心怀报国、救国理想的青年以及民众们，对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我党延安中央非常向往。
张露萍自幼就深受父亲的忠烈、爱国情怀的思想影响，成长期间又受到了共产党人车耀先的影响，自然对于延安这个革命圣地非常向往。
很快张露萍就迎来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机会，1937年11月下旬，在张露萍的多次要求下，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安排张露萍、彭为工、刘革非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后，张露萍等一行青年学生终于到达了西安，但就在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时候，张露萍的姐夫余安民通过四川地方军的一个少校找到了张露萍，并托这名少校购买机票将张露萍送回成都。
张露萍好不容易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一心向往革命的她又怎么肯回去，最终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旋下，摆脱了这名川军少校的纠缠，又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的护送抵达了延安。
延安宝塔山
到达延安后张露萍使用化名黎琳，想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张露萍自幼接受家国情怀和爱国思想的熏陶，又是有知识有见识的新时代女性，在延安期间也是青年中的一道标杆。
张露萍到达延安后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二期的十四队进行集训，同时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期间毛泽东到陕北公学做汇报时，张露萍也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熏陶。
在经历过三个月的集训后，张露萍又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的女队进行学习，天生带有组织能力和组织气质的张露萍，入队后不久就被推举为小组长。
张露萍在抗日军政大学最出名的就是在每次全校集合各大队拉歌时，张露萍作为指挥员每次都带着三大队高唱《拿起刀枪干一场》，无论是南方的新四军还是北方的八路军都听说过她的事迹，也因此张露萍被革命战友们亲切的称呼为“干一场”。
抗日军政大学
刺入敌人的心脏
张露萍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又受命前往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并且参加了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张露萍无论学什么上手都很快，也多次得到了领导的表扬。
张露萍表现出的出色的文艺能力，得到了上级的重视，再加上张露萍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参加过政治干部训练班的学习经历，上级最终决定将张露萍安排到党中央的文协做秘书工作。
在这里张露萍也因为工作结识了在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李清，两人很快就产生了革命情谊，并将革命情谊升华，1939年10月，张露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与李清结婚了。
不过因为上级部门统战工作的需要，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想要让张露萍利用大姐的关系，到川军做统战工作，张露萍二话没说便同意了，即便是才结婚不久，张露萍也义无反顾的选择以党的革命事业为重。
又由于保密原则，张露萍并没有告诉李清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就这样张露萍选择了“抛弃”丈夫，前往重庆与位于重庆市郊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就是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
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在张露萍到达之前，迎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分别是国民党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的张蔚林和军统电讯总台副台长冯传庆。
张蔚林和冯传庆都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认为大敌当前，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专心地应对日寇的侵略，反而是大肆派出军统特务妄图破坏我党的党组织。
于是志同道合的两人在经过讨论后，决定秘密来到曾家岩向我党表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
两人所在的军统电讯总台，是由美国援建给蒋介石政府的现代化电讯中心，军统特务通过这个电台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以及数十万军统秘密特工。
时任中共南方局总书记的周恩来和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在讨论后认为在军统电讯总台建立秘密情报小组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特务遍地的重庆，张蔚林和冯传庆很容易就暴露，为了保护两人的安全，周恩来决定禁止两人直接到八路军办事处来。
周恩来
这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两人如何将情报传递到八路军办事处来，两人的身份特殊，绝对不能让两人直接接触地下党员和明面上的八办的工作人员。
就在周恩来和叶剑英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时，延安方面正好发来了通知：
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到重庆做统战工作。
叶剑英在看到“黎琳”两个字后，立即想到了张露萍“干一场”的名号，周恩来和叶剑英一拍即合，准备派张露萍前往军统电讯总台主持情报小组的工作。
张露萍到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时，叶剑英便将张露萍叫到了办公室，征求张露萍的意见，张露萍当机立断的接下了这个任务，而且她也曾学习过电台知识，只是苦于一直没有实践应用的机会。
叶剑英
更重要的原因是张露萍认为做情报工作比起做统战工作更加重要，叶剑英也嘱托张露萍：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要对党有绝对的忠诚，也要当无名英雄。
张露萍也向叶剑英保证完成任务，随后张露萍就拿到了自己的新身份，张蔚林的妹妹张露萍，也正是在此之后她正式开始使用张露萍的身份和名字行动。
南方局还给张露萍交代了具体的任务：
一、担任军统电台特支书记，领导已打入军统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
二、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
三、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张露萍与张蔚林取得联系后，张蔚林便借机以照顾妹妹为由搬出了军统宿舍，在外面租了两间房子。
张蔚林、张露萍和冯传庆三人相互配合下，多次截获了敌人的重要情报，为保护我党的地下组织以及揭穿蒋介石反动真面目立下了汗马功劳。
隐蔽战线立功劳
张露萍与张蔚林取得联系后，就经常以给哥哥送饭带东西的名义到军统电讯总台，穿着阔气、气度不凡的张露萍很快就在军统电讯总台混了个脸熟。
电台
因为张露萍谈吐举止高雅，许多电台里的军官都非常喜欢这个同事的妹妹，讨张露萍欢心还来不及，又怎么会阻拦张露萍在总台中的活动，而且电台技术在当时也是非常难学的技术，也没人会相信这样一位阔小姐回去学这种晦涩难懂的技术。
就这样张蔚林和张露萍不断地将截获的情报都运送出去了，敌人的电报密码甚至也在后续的活动中被传到了南方局军事组，这对于我党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有些情报非常紧急张露萍来不及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送，干脆直接用敌人的电台发报，敌人再怎么想也想不到自己的秘密情报居然是通过自己的电台直接发送到延安的。
其实在张露萍刚领导情报小组开始工作时，就立下了一大战功，当时戴笠向陕西西安的胡宗南发了一封电报，交代了军统特务准备派出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的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的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的信息。
胡宗南
电报中戴笠还详细交代了三人小组活动的路线，戴笠没有想到在胡宗南接到这封电报时，南方局军事组也收到了信息，南方局立即通过加密电台将信息发到了中央。
结果戴笠派出的三人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埋伏已久的八路军军民就直接抓获了三人，造价昂贵的美制电台也成了八路军民的战利品，这也成为了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罪证之一。
1940年1月，军统特务发现了我党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地下联络站，狡猾的军统特务并没有贸然动手，而是准备在地下联络站进行联席会议的当天晚上抓捕更多的地下党员。
由于事发突然且情报截获的较晚，张露萍只能违反规定自己趁着夜色找到天官府街的地下联络站，递上了“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
军统冲入地下联络站后，却发现联络站里空无一人，这次行动也就宣告失败了，长期从事特务工作的戴笠立即意识到军统内部有我党的情报小组。
其实此时张露萍所组织的军统电台特别支部，已经在军统电讯总台内部得到了发展，先后吸取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四人，军统电讯总台的机房、报务、译码等科室，全部都有了我党的成员。
戴笠
戴笠在意识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对军统局全局进行一次大普查，对最容易走漏消息的电信、机要处室进行特别关注，无论是普通人员还是官员，一律奉行先拘后审。
叶剑英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情报人员暂停一切活动，来确保自身的安全，然而在我党如此小心的情况下，我党的情报小组却因为一次意外暴露了。
发生意外情报小组暴露
1940年3月，张露萍骑自行车上街买东西时，被一辆小轿车挂倒了，车主人立即下车道歉，不料下车的人正是张露萍的大姐余家彦，在大姐口中得知张露萍的母亲突发中风，余家彦是到成都来购买特效药的。
张露萍则解释自己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得知母亲的情况后张露萍向上级组织申请回家探亲，党组织考虑到当时情报工作已经停止，便同意了张露萍回成都探亲的请求。
1940年4月初，张露萍告别了情报小组的同志，回成都探亲去了，张蔚林却因为工作失误，最终导致了整个情报小组的暴露。
张蔚林
由于发报机的连续工作，一支真空管因为产生的高温烧坏了，恰好负责全面审查的电讯总台监察科长肖茂如与张蔚林关系不和，便想要借机报复张蔚林，不听张蔚林解释的将张蔚林关进了稽查处禁闭室。
放在平常张蔚林绝对能够想清楚这是肖茂如在报复他，但是当时正好是军统内部严查，张蔚林又联系不到回家探亲的张露萍，慌乱之下逃出了禁闭室，躲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在组织的安抚下，冷静下来的张蔚林想明白了缘由，立即选择回去找军统电讯总台的副处长董益三为自己求情，但是却没想到戴笠已经派人查抄了张蔚林和张露萍的住处，找到了张露萍隐藏起来的文件。
张蔚林找到董益三时当场被捕，张露萍在成都探亲时，收到了戴笠以张蔚林名义发来的电报“兄病重望妹速返渝”。
张露萍未能及时与南方局取得联系，不幸中计被捕，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大骂戴笠无能，吓得戴笠不敢说话，为了找回面子，戴笠还策划了假释放张露萍的阴谋企图栽赃我方破坏统一战线。
不过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戴笠的阴谋，遇到我方工作人员时，用暗语提示后面有敌人，经过八路军办事处时，也是目不斜视的直接离开，气急败坏的戴笠只能重新抓捕了张露萍。
息烽集中营
随后张露萍等一众情报小组的成员便被关进了军统的“天字一号监狱”息烽集中营，直至1945年7月14日上午，戴笠从重庆向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下达了处决张露萍七人的命令。
当天下午特务们将张露萍等七人押解到了快活岭，在反动派特务动手时，张露萍带着同志们高唱国际歌，就义前还痛骂蒋介石的黑暗，就这样张露萍烈士英勇就义，享年仅24岁。
不过由于国民党特务的隐瞒，我党并不知道张露萍等同志的牺牲地点以及时间，直到1962年，曾在国民党军统局任职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公开了张露萍等通知被杀害的事实。
而当时的李清并不知道张露萍就是他的妻子黎琳，1981年12月，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小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访问了12个省市自治区，并走访了100多个有关人员，终于查清楚了张露萍从延安被派回重庆后的工作情况。
同时复查小组的工作人员也证明了，余家英、余硕卿、黎琳、余慧琳、晓露、张露萍是一个人，这一事实也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证明，此时正担任新中国交通部部长的李清才知道，自己妻子的红色特工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