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高英
整理：周于江
我的这个私生子也算，也不算。说算的话，是我年轻无知，私生活不检点，在没登记结婚的情况下，一个大闺女生的孩子。
说不算，是后来我又与孩子的父亲成了合法夫妻，名正言顺是我们俩自己的孩子。
1970年，我与孩子的父亲巩林，双双初中毕业，回到村里参加农业生产。当时他十八岁，我十七岁。
巩林高高瘦瘦，像棵豆芽菜，脸庞倒是眉清目秀，方脸阔耳，就是老是穿着极不合身的破烂衣服，远远望去，就好像旧戏文里一个要饭秀才的模样。
他家当时是地、富、反、坏、右中的第四种，即坏分子。
解放前，他大爷爷是伪乡长。巩林的父亲在乡公所是帐房先生。
按政策，伪乡长是历史反革命，自然被法办枪决，巩林的父亲是一般文职人员，被定为坏分子。
我家成分被定为地主。其实地是没有多少的。我家主要经营染坊。旧社会洋布很少，多数人家，都穿自己纺的线，用旧织布机织的老粗布，老粗布是白的，必须用一种叫“靛”的染料染成青、蓝或黑色。
划成地主的原因是，爷爷哥几个专事染坊，土地就得雇人耕种，当年政策有一条，你只要雇人就是剥削，无论地多少，划的成分就会很高。
七十年代后，对成分高的人，政策已宽松很多。
原因是真正的地、富、反、坏、右多数已不在世，即便是他们的子弟，通过文革也所剩无几，主要存在的是他们子弟的子弟。
虽然少有批斗了。
可在生产队里，轻省活路是没这些人干的。什么活累脏，什么活贫农社员不愿干，都归他们，拒绝是不存在的，活干不好挨骂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队长是穷了不知多少代的，根正苗红的雇农的儿子，他性情暴烈，言语粗鲁，对贫农社员还经常出言不逊，对我们这些人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队里最累的活，莫过于背粪、抬粪。有句俗语叫“背粪(抬粪)打墙，活见阎王”。由此可见一斑。
我与巩林，这俩个地主、坏分子子弟，无疑是这类活的首选。
背粪这个活是这样的:当时用的化肥少，种地主要用土杂肥，就是社员圈里的猪在圈坑里踹的粪肥，攒的粪肥，队里安方给工分，因而社员就拼命往圈里垫土，使粪肥的数量很大，质量却是低劣的。
把社员攒的土杂肥，在家捣碎、捣细后，运到地里，均匀的一车一堆，分散在要播种的地里。
播种是用马拉的耩子播籽粒。为了增加粪效，让作物直接吸吸土杂肥的养分，需三四个人，用粪斗背着粪，均匀地撒在耩子里。
说来轻巧，那可是要命的活，人的脚深陷在深耕过后松软的地里，奔跑着往耩子里撒粪，撒完一斗，要跑着再到前面挖上一斗再撒。无休无止，直至人累散了架子。
我虽是个才十七岁的姑娘，虽生活是吃糠咽菜，奇怪的是倒没影响我过早地发育，身材饱满圆润。让娘犯愁的是，胸前两块肉过早地爆发出来。
那时女人胸大可不是好事，往往背后的男人们淫秽污语，女人们也会指指点点，去联想一些不干净的事。娘没办法，就扯了二尺白布，把我的胸部捆裹起来，干重活时常憋得我满脸绯红。
我看起来比巩林的单薄小身体还壮一些，可队长让一个十六七年的姑娘干这活，也太残忍了吧。
我和巩林干了不足一个小时，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浑身骨头酸痛，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站立不稳。
活自然是干得稀松平常。这时，队长走过来检查，看到干这样的活，不禁青筋暴露，破口大骂：“狗崽子，干这样的活。你们认为庄户饭是好吃的，这可不是你们当年地主、坏分子的天下，不俯下身子死命干，饿死你们”。边说边狠狠地踢了躺在地里的巩林两脚。我与巩林都眼含泪水，委屈地望着对方。
活还得干下去，别无它法。
好在同我们一起背粪的那两个社员，同情我们，主动多干一些，牵牲口的那位大叔也紧勒着牲口，让它走得慢一些，我俩才算熬过来。
晚上娘轻轻按摩着我有些红肿的大腿，只是长长地叹气，叹气里包含了多少无奈加无奈啊。
我娘可是有见地的人，她从来都是积极地面对生活，面对苦难，遇上棘手的事，从不抱怨，而是积极去化解。
就连我父亲文革被逼自杀，她也滴泪未掉，她明白，性情软弱的父亲，忍受不了这些磨难，这样去了也算解脱了自己，她更明白，自己的男人走了，这时候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勇敢的挑起抚养两个儿女的重担。
劳动是伤筋累骨的，可也是锻炼人的。
巩林虽然瘦弱，可他毕竟是个男人，锻炼了几天，顺过劲来，这种活也就应付自如了，他总是抢着多干一些，来减轻我的劳动强度，这使我很受感动。
另一种活见阎王的活就是抬粪。这活需三人组成一个团队，一个人在粪坑里掘粪，装在牛筐里，另俩人抬出，他再装另一牛筐，两筐循环，人马不歇。
播种结束，我与巩林就被分配，干这累死人不偿命的苦活。
装筐的是个很坏的中年人，我们是刚下学的两个小年轻，他应少装一些，我们抬着也轻松一些，可这人偏不，总是把粪装得满上加满，我俩被压得呲牙咧嘴，苦不堪言。我与巩林一前一后抬着，他总是在后面把牛筐的草绳挪到他跟前，来减轻我在前面的重量。
实在说，要不是这样，我怕一个姑娘家，这活熬不下来。
劳动也是快乐的，尤其是那种大汗淋漓的重体力劳动之后，浑身轻松、精神愉悦，这种感受是不劳动的人们难以体会到的。
我俩虽受尽了屈辱和虐待，但生产队最重的活我们却也能承受了，无疑我俩是欣慰和高兴的，感到自己能凭自己的双手挣工分养活自己了，尽管比别人总是少那么一两分。
我们也没什么奢望，能公平对待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劳动也能产生爱情，虽然此时，我与巩林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只是在心里，双方的感觉是极美妙的，懵懵懂懂的。
巩林的家庭更糟糕，母亲已过世，一个比巩林岁数大不少的姐姐，远嫁东北，父亲做过帐房，不胜体力，还有严重的肺气肿，一到冬天就憋得不行，早上起来咳嗽的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尽管是坏分子，也只能在队里的牲口棚，喂喂牲口什么的。
他的家在村的最北边，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孝母河大堤下离村子大约有半里路，是过去护林员的两间草房。原来的家，因年久失修倒塌，才搬来这里的。
每当我来约巩林干活时，看到他家的情况，就难受得几乎哭出声来，两间黑乎乎的，人头都抬不起来的低矮草房，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东西，脏兮兮的没有席子的炕上，有团黑黢黢的破棉絮，没有锅盖的锅里煮着半生不熟的地瓜干、和玉米粒的混合物。
巩林穿着露着肉的高吊着的裤子，赤着脚(鞋舍不得穿，干活时才穿)蹲在地上，用一只有豁口的碗，再往嘴里扒拉着煮的瓜干和玉米粒。
虽然我们家也好不到那里去，可好歹有我母亲打理着，每年养头猪，养几只羊，养些鸡，还有些许的收入，比巩林家可是好多了。
女人做针线活是天生的。我从来没有认真跟娘学过针线，可一上手，针线就做得差不多，娘略一指点，就满像那么回事了，我想到巩林的裤子已实在破烂的不成样子，就找出哥已不穿的，同样破烂的裤子。又去要来巩林的裤子两条凑一条，给他送去。
当这条好几个颜色的裤子，送到巩林手里时，巩林感激得眼含热泪，说不出话来，他大概是有感于，自他母亲过世后，久违了这种来自女人的温情浸润了吧。
生活是贫穷不堪的，可当时的环境没有污染，风景却是极美丽的。清澈见底的孝母河缓缓地流淌着，时不时有些小鱼，在河水里欢快地跳跃。
我与巩林我在柳荫覆盖的河堤上，不时吹来阵阵凉爽的晚风。远眺着远处已朦胧的树林、田园、村落，想想自己的处境，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惆怅和莫名的忧伤。
“林哥，我们这样的人能熬出头吗？有明天吗”。我呆呆地望着远方，象是问巩林又好象是问白己。“能！一定能！只要我们不沉沦，不气馁，脚踏实地，就一定会有出头之日”。巩林坚定地回答道。
其实凡是多愁善感，踌躇不前的人，对积极进取，从不言败，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都是心怀敬佩的，我当然也不例外。我歪头惊奇又佩服地看着巩林。心想：毕业才不到一年的工夫，他的心智就成熟了不少，他的意志就坚强了很多。又想:苦难是可以造就人的。
又一阵凉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不由得将头靠在了他的胸前，巩林一激灵，把我紧搂在怀里，我俩的呼吸也急促起来。
那时，社会封闭，已是十八九岁的人了，对男女之事还是极其陌生的，只是凭着原始的本能，经历了好多次，才算胡乱地做成。
两个同命运，共苦难的年轻人，算是将空虚、迷茫的心有了安放。
一时是酣畅淋漓的，可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
尽管日子是难耐的，可也是过得飞快。又一年的春天不期而至。
我们上游有一个中型水库，需加宽加深溢洪道，以备水患，工程量极大。
县里就组织各村出河工。
我队有名额两人，可队长尽管霸道，可动员了几天，就是没人愿意前往。最后又只能落在了我和巩林身上。
我是去食堂，巩林上工地。
工地实施军事化管理，几个村为一个排，十几个村为一个连，我就在连食堂，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负责百十号人的饭菜，虽也很累，但比巩林在工地上拼命的干，就轻省多了。
出河工可不分什么地主、坏分子或贫农，你只要肯干下力就行。都是各个村凑起来的人，也没人知道你是什么成分，再说累得要死要活，谁还管这个。
我俩第一次感到了做人的平等，虽然累一点，可心里是快乐的。
巩林不惜力，心情又舒畅，拼命的干，积极地表现。在一次工地评先进时，受到了嘉奖，奖品是一张崭新的铁锨，一双耐穿的解放鞋，一个印着奖字的搪瓷茶缸，我俩高兴的欢呼雀跃，又紧紧拥抱在一起。
有一个阶段，我突然茶饭不思。有时还恶心呕吐，浑身无力。
其实，我已很长时间没来例假了。
我真是傻啊，一个大姑娘了，居然不明白这种事，可当时就是不明白。
又过了一段时间，感到胸也胀大了不少，肚子也鼓了起来。我竟愚蠢地认为是工地伙食好，长胖了哩。
还不如让房东大娘看出了端倪，她先问我结婚了没，我自然说没，她就明白了一切，她不无同情的又小心翼翼地说道：“姑娘，你可能有了身孕”。
我听后一惊，这才如梦初醒。我窘迫得无地自容，直接跑开了。
晚上，我找到巩林，说明了一切，他先是一愣，而后便捶打着自己，大呼都是自己造的孽。
当时，堕胎是不可能的，一是需要男方的证明，二是我们怎么好意思把这事情明开。
没有办法，只好整天以泪洗面，这样苦熬着，为了掩人耳目，就让巩林给找了块布，我把腹部捆裹起来。
眼看月份越来越大，我的腰也已快弯不下。
掌着伙房那位大叔善良，看破不说破，默不作声的替我担着食堂的活。
这时，我想起了我娘，我知道我娘睿智，她老人家一定有办法救女儿于水火。便找来巩林“事已至此，别无它法，只有我娘能处理好此事，快去找我娘”。我带着苦腔对巩林说。
巩林只好硬着头皮，请了一天假，连夜去请我娘，巩林一进门，便双膝跪倒在娘的脚下，流着眼泪说明了一切。娘先是一惊，后又紧蹙着双眉，声音颤抖地说：“你先回去，照顾好我的女儿，我随后就到”。
我娘的心在流血，她痛恨女儿做出这大逆不道的事，可大喊大叫又于事无补，只会传扬出去，让自己更加不利。
她只有强压怒火，冷静下来，谋良策划解危机，救自己的女儿于水火。
她甚至还自责：平时只想到她怜惜孩子，生在这样的家庭，受苦、受难、受辱，忽略了自己女儿正在青春期，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才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的娘，是我最敬仰最佩服的人，她总是处变不惊，睿智的化解一切，勇敢的面对苦难。
如今，我已近古稀，也从未见一个这样的女人。
第二天，她先把自己喂养的一头猪，两只羊卖掉，买了些礼品，来到队长家，她不卑不亢地对队长说，自己的女儿在工地生了大病，她要去看一下，她想顶替女儿在工地食堂干着，队里也不必另派人去。
两全其美，又收了礼，队长非常高兴地就答应了。
娘第二天就来到了我的跟前，看到我无助的样子，她流着眼泪只说了一句，我苦命的孩子啊，娘俩就哭成一团。稍顷，她果断地擦干泪水，问到了我的例假和别的情况。
她根据例假判断，我已到了临产期，娘便有条不紊地实施起她的计划。
她首先找了那个好心的房东大娘，拿了些钱出来，求她帮帮我们，把孩子生下，最好是到一个离这儿不太远的地方去生。娘显然明白，若在这里生，影响太大，对我们名声损害也最大。
这种事女人是愿意帮助女人的，房东大娘立马就答应了。
不几日，我就在离工地五里路远的，房东大娘的女儿家，生下一个女婴。由于从未停止过劳动，尽管是头胎，但生产还是顺利的。
生下孩子一星期左右，母亲决绝地对我和巩林说，孩子是不能留的，必须送人。
我们双方这样的家庭，私生下孩子，是要批斗游街的，人们也会不齿我们，我们会臭上加臭，我们在村里将难以生存。
当时，我与巩林还是两个孩子，又被惊吓挟裹着，对自己骨血的亲情还是淡漠的，就依了母亲，任由母亲处理。
母亲做了周密安排，她把小孩用小被子包裹好，又在被子里包上五元钱，及一张被撕断的半截的一元钱，几包奶粉，又复上一封短信，信内容是:如好心人收养了这个孩子，日后如果愿意让她认亲生父母，以这半截一元的钱相对来证明。
我还插了一句说，是不是信中留下我们的地址。却被母亲严辞拒绝了，她说，若是那样，被报了官，循地址找来，我们就摊上大麻烦了。
我们不得不服母亲比我们看到更长远一些。
母亲还清楚地告诉我们，孩子耳朵上有一个拴马桩(耳眼外侧有一小肉瘤)，现在还很小，长大后会很明显的，以后你们要认孩子，这也是孩子的特征，你们两人要牢记。母亲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然后又安排巩林，在一天夜里将孩子抱着，至少走出十里地外，找一个房舍外观较好的人家放在门洞里，远远观察着，直到那户人家将孩子抱走(这是娘怕孩子被狗糟踏了)，一定要牢记这家人家的地址，若记不住，我们再找孩子就困难了。
巩林依照母亲的叮嘱做了。
虽然我们失去了骨肉，可一场危机，在我娘的精心运筹下算是化解了。
事情过后，母亲跟我有次长谈，她首先承认自己对女儿关心不够，才造成了这一过错后。又把话题转到了我和巩林身上，她大体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同病相怜的孩子走在一起，我是不反对的，可这种荒唐事是不能再做了。
随后，母亲又说。现在，我们处境险恶，你们应该先做好人，做好事，等环境好了，我会成全你们，我相信世事不会永远这样，世间的万物万事都是在变化之中的。你告诉巩林，我只许他这一次，决不许有第二次，当他成为了真正男人，我会把女儿嫁给他。
她是我的亲娘，但当听到母亲说这些话时，我愧疚的无地自容，涨红着脸，泪水涟涟地扑进我娘的怀里，嚎啕不止。
以后的日子，照样跟巩林一起干活，照样在河堤上歇息聊天。可从此我俩连手也没敢再拉一下，怕再把持不住自己，再犯那种弥天大罪。
这一点我还是非常佩服巩林的。
这种事一般男人是很难控制住的，何况是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已偷尝了禁果的男人。
聊天中，我把母亲对我说的话，转告了巩林，他对母亲的宽宏大量，和再给他一次机会，感动得痛哭流涕。
母亲的许诺，更激起了他这个男人对生活的热望。
在队里，他抢着干一些累活脏活。热心帮助每一位社员。
比如：谁家盖房垒圈，这些农村人的大事，找到他，他都二话不说，不找他，他也在空闲时间，主动去帮人一把。
这种品行，迅速赢得了队里社员的称赞，都认为他是难得的一个好后生。
连暴烈粗鲁的队长，对他也另眼相看，尊重有加了。
我知道他是有意在磨炼自己，锤打自己。
我心里是高兴的。
更可喜的是，几年下来，他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泥瓦匠。
那一年他被派到公社去盖礼堂，因他勤劳、能干、不惜力，又有文化，能看懂图纸，被公社一位分管基建的领导看中，留在了基建队。
正如母亲说得那样，世事永远是在变化着的，我们这些高成分的人头上的紧固咒，终于被解除了，我们也可以平等的做人了。
那高兴劲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终于可以明正言顺，风风光光地走在一起了。我与巩林在他新盖的，气派的三间瓦房里成了亲。
善于控制感情的母亲，看到两个苦命的孩子终于成了正果，不禁热泪长流。
后来，镇里(公社改镇)成立了建筑公司，在县里承建工程。那位器重巩林的领导已是公司的经理，他提拔巩林任了一个建筑队的队长。
后来企业改制，我们自己成立了公司，巩林成了公司法人。
生活越幸福，我们越觉得对不起那个被我们遗弃的孩子。那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我们一结婚，我就与巩林带着重礼，找到了当年巩林放在人家门口孩子的那户人家。
那户人家的老人已去世，老人的后人说，有那么一回事，只是这个孩子，后来我们转送给了来此逃荒的潍北人，那是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妻，其他情况，我们一概不知。
我们千恩万谢了这家人，又留了些钱，就到潍北一带寻觅去了。
我与巩林寻找了几天，没有结果，我只好单独留下逐村查觅，到每个村镇张贴了寻人启事，我几乎走遍了潍北的每一个村子，历时两三个月，都无半点音讯，我只能坐地长叹：我的苦命的孩子，你还在不在人世，你到底在哪儿啊？
后来，我又生一男娃，思子之心稍微淡了一些。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思念起我那失去了多年的骨血。
我又反反复复去了潍北几次，均无功而返。
再后来又不惜重金利用广播电视，播放寻人启事，同样以失败而告终。
我已近七十岁，我女儿，如果在的话也已五十岁的人了，她也应该是儿女成群了。
近几年，我已魔怔了，见了四五十岁的女人，我就端详人家的耳朵，看有没有拴马桩，见了有拴马桩的女人，就更不厌其烦地问个不停，直至人家不胜其烦，大声呵斥我才算罢休。
这种失子之痛，尽管有时代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没把持住自己，生活不检点所致。
如今，我不得不强咽下这杯自酿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