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颁奖季也开始了，各路话题剧作纷纷上线。
但是整体质量好像都不如预期。
像是艾伦.索金导演，妮可.基德曼主演的《里卡多一家》，mtc均分56，烂番茄新鲜度只有69%。
而卡司闪瞎眼的《不要抬头》就更惨烈了，烂番茄新鲜度只有59%，mtc均分53。
一堆种子选手纷纷翻车，所以，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向其他小众佳作吧。
比如，不久前，法国《电影手册》就公布了今年的十佳片单，不知道大家看了哪几部。
夹在一堆大导的话题作之间，有一部来自瑞典的小众影片——《女孩和蜘蛛》，低调的位列第八。
本片在豆瓣上看过的人数不多，评分也只有7.1分。
但细看评论，却激起了大家的阵阵讨论，纷纷表示观影感受非常新鲜。
其实，它早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就已经饱受赞誉，拿下了奇遇单元的最佳导演奖和费比西奖。
导演佐尔彻兄弟，在前作《奇怪的猫咪》中，就已经稳定地输出着自己的美学野心。
《奇怪的猫咪》
他们惯于用琐碎的日常零件，构建出一个轻盈的高概念空间。
画面中的一切，明明都是那么的具体而普遍，但视听所传递出的信息却更逼近于一种暧昧的哲学联想。
“联想”也是理解他们电影的一个开关。
这部《女孩和蜘蛛》也是一样，它的情节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我们只知道女孩玛拉的室友丽莎要搬走了。
玛拉似乎有些不满，却无法宣之于口，只能默默地目睹着一切的发生。
搬家工人来来往往，楼上楼下的邻居挤在小房间里错身而过，很多无关紧要的过客在她脑海里闪回。
就像一个连字成句的作文游戏一样，导演把一种模糊的感受和思考，具像化为一次微观的“搬离”活动。
在采访里，作为双胞胎的佐尔彻兄弟称本片的灵感，就来自他们一方选择了搬家。
兄弟用这种方法，故意切断这种疲惫的“共生”关系。
（左：导演拉蒙·佐尔彻，右：西尔万·佐尔彻）
因为，双胞胎从生下来，就会比常人更敏锐的感知到他人的存在，甚至能以彼此为样本，细致的体会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微妙。
但这样的便利，又让他们很难从血缘带来的牢固关系中跳出来，真正和外部建立联系。
在《女孩和蜘蛛》中，玛拉对室友丽莎搬家的不满，其实就来自于剥离一段稳定关系后的不安。
她无法接受骤然的变动，但又有些期待。
在玛拉看来，搬家的丽莎和留在原地的自己，这个人来人往的公寓，外面待修的水泥路，陌生的新房客等等，就像一张蛛网。
而她是轻轻趴在上面，渴望结网停留的蜘蛛。
这也是当代我们，对世界的微妙感受。
所以，所谓的“女孩和蜘蛛”不是简单的从属或平行关系，而是“从女孩到蜘蛛”的一种动态联想。
就像福柯率先将世界形容为“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他所敏锐感知到的就是一种时间感丧失，空间感的鲜活。
而在本片中，两天一夜的时间如弹指一挥。
更为明显的，是画面中人物的站位永远交错纵横，绝对不在一个平面上。
他们不断被打开的门，敞开的窗，穿过的工人，走来走去、突然现身的邻居所插入。
宣告着世界的真实性——根本没有所谓的配角，他们只是恰好短暂地经过了镜头，在此之外，继续着与主角同样复杂的人生。
而在一堆中近景镜头里，我们看不到未入画的下半身，玛拉到底在摆弄什么。
甚至当画面中的三人都把目光落向尖叫的宝宝时，镜头分毫不动，不为我们展示相应的内容。
它在有限的景框中提示着空间无限性，悖论般的把注意力引向画面外那些未被聚焦的东西。
这些错综复杂的无数个关系结合起来，于是便形成了“空间”。
它不是一个屋子、一个球场、一个固定的东西。
而是一群关系的集合，就像一本短篇小说的排列一样，可以不按顺序公平且随机地展开任意一个故事。
导演正是轻盈地把握到了当代空间的这种共时性。
画面内随时都有楼上楼下的邻居轮番上场，目不暇接，又自由地开始了自己的故事。
把别人的猫抱回去养的老太太，行动如鬼魅的女人，爱弹钢琴的侍女等等。
每个人都是自己时间里的绝对主角，几分钟后再斜过身子把镜头留给别人。
同样，我们也必然滑入他人的故事扮演着一个边角料。
就像一个立体立体的网，在每个折面上都有所不同，此消彼长的共生着。
《女孩和蜘蛛》中，网被具象为一张建筑意义上的楼层平面图。
那些材料、质地、丈量等等精密的东西，构成人类“筑巢”的经纬，我们以这些符号系统来寻找自己的位置和规律。
片中的玛拉选择了PDF格式，因为PDF不可改动。
但同时，她又惊奇于PDF出现的乱码。
就像你每天点开了微博，然后是小红书，最后是淘宝。
这些规律的大网，带来了安全感。
但又狂欢于它小小的失序，比如“xx崩了”总能在热搜上引起一波激情参与。
我们需要安全，又渴望不伤人的小危险。
这样的矛盾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同理。
当建筑的刚需，累加着窗户、隔音、门板时，邻居们又想隔着阳台对话，一只猫咪几家人轮养，想要独处又不舍自己的室友。
而每个角色表情又总是探究的、审视的。
所有对话也都若有所思的旁落，充满观察、示威、防御和小心翼翼地妒忌。
在无数次的错身动作中，没有人实现了有效沟通。
妈妈和女儿交流困难，暧昧对象词不达意，知心朋友转瞬即逝。
但讽刺的是，玛拉却在大脑中，与遥远药店里的少女，邮轮上的服务生深刻的共振，实现一种无声的精神理解。
她在现实的交往中屡屡碰壁，只能不断用疱疹、撞破的脑袋，倒在狗狗身上的咖啡等的小崩坏，来挑衅这个网状的秩序。
又在一个心灵的层面上，渴望拥抱和被拥抱于这个世界。
这些温柔和暴力的交错就像一场不断变换站位的圆舞曲，我们借此调整、挪动着自己在蛛网中的站位。
柏林电影节给本片的官方推荐词是“对充满悖论的疫情时代的一次总结”。
当我们把蜘蛛筑巢的行动扩大化，展开自由的联想时就会明白，
悖论一直都在，只是疫情让它们空前明显了起来。
玛拉展开的楼层平面图，建筑工人钻开地表的轰鸣。
这些人类的行动和“筑巢”同理，也是为了在分崩离析的世界里找到安全感，找到坐标。
而那些长久凝视又被抛弃的人类痕迹，譬如水龙头的划痕、创口贴、相框、倾斜的红酒就像蜘蛛的结网一样，仅能盘在地表，总会被轻易扫除。
但在地表之下，花鸟植物、雷电、甚至夜里的鬼影都炫耀得以更深更远的方式扎根在这里，和我们共存。
影片正是捕捉到了那种愈发明显的游离感，崩坏边缘的危机感。
在一种后疫情时代的荒诞中，那些人际关系、建筑数值、技术符号的各种试探都因为徒劳，而流露出了哀伤的味道。
如果脱离了无数张大网，人该如何与世界建立自己的联系，筑下一个不怕被清扫的巢？
片中的玛拉在和暧昧对象的交谈时，耳边始终围绕着一只嗡嗡的苍蝇。
她说道：
“我不喜欢你，也许这只苍蝇喜欢你，现在我把它杀死了，没人喜欢你了。”
这没头没尾的宣言，就像林奕含在咖啡杯上看到和她手指缠绵的苍蝇后， “小心翼翼地拿出日记本，记下我和苍蝇短寿的罗曼史”一样。
是在明知一切都彻底失序后，仍在试图抓住什么的反叛和孤独。
而当疫情打碎了日常、打碎了远方的幻想时，诸如玛拉一般的清醒，恰恰显示着她发挥能动性的努力。
既然明知难逃蜘蛛落网的宿命，就尽力在反日常中搭建日常，在撕破诗意后继续寻找诗意。
可以说，这部影片对很多观众来说不太“友好”，甚至可以说是不知所云。 但它诱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导演毫不费力地展示着自己思考的痕迹，用电影的表达方式提示着我们一种认知当下的可能。
所以，她注定不是那种很大众的电影，但，一定会有喜欢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