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吾身近澄明
文/读石人
我是刘小枫的忠实读者。从他早期美学后来神学到现在政治哲学，他的书我都喜欢。真正“粉”他，是从读过朋友推荐的《拯救与逍遥》开始的。由这本书再往前伸，往后延。可以说是《拯救与逍遥》奠定了刘小枫著作在我阅读世界中的地位。
跟朋友把茶闲聊。听我说起对陶潜、王维等人的偏爱，朋友就说，建议你去读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保证你会喜欢。果不其然。因为，刘小枫从中西方文化观念的比较出发对我所喜欢的那些诗人价值关怀本身的分析称得上是细微深刻鞭辟入里。这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
我不是学哲学的料。虽然我喜欢刘小枫大量的具体分析，但我一直对刘小枫预设的论述起点不理解，也就是对他这本书的名字不理解。更可笑的是，这个不理解竟然始终没有放下来。
早一向在沪上复旦参加一个培训。课堂上张全弟教授讲到心性修炼要修正错误时，没有放下的“不理解”忽然又从我脑海里跳了出来。注意力便如野马脱缰。我发微信向一位熟悉而又尊敬的老师请教：您能不能简要概括《拯救与逍遥》这个题目的含义？老师的回复是：
刘小枫借助现象学方法的追问，从根柢上挖掘出中西诗学（文学和美学关于诗性超越的两条途径），这就是拯救（西方）与逍遥（中国），并细致地辨析了各自差异，拯救是借助外界力量(神，上帝)，逍遥无须借助外界力量，自身内心圆融即有超越，如陶渊明。刘认为中国文化儒道最高境界都指向逍遥。
听老师这样一说，我就意识到自己不是不理解，而是不接受。我问老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刘小枫先生的立论：
人都难免灵魂挣扎（反省），西方人挣扎着向上得以拯救；中国人则以自己的圆通智慧得以超脱逍遥从而不再挣扎？
老师说：差不多，就是这意思。顺着这可话题，我和老师还有几问几答。
忏悔是从西方基督引进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就有这个传统？（问）
忏悔是人类共有心理，只是西方把它提升为神学救赎心理，我们日常心理也有忏悔，只是没把它当回事，更没当成日常功课。（答）
忏悔只是拯救的前提，未必就能得到拯救，就好比卢梭的言行不一。这中间也有一个知行是否能合一的问题？（问）
忏悔先行，后续还有很多功夫，才能完成救赎。（答）
末了，我用脑子里冒出来的“三省吾身近澄明”来回应老师的这次专题指点。这7个字包含我的三点认识。
忏悔本为宗教用语，但耻感文化并非西人专利。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就有反思反省的传统。“三省吾身”出自《论语》。省，就是今之所谓“反省”之省，就是检讨自己的思想行为。“三省吾身”不是孔子名言，而是他的学生曾参讲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谋事是否竭忠尽智，待人是否诚恳实在，明理是否知行合一，三个问题是每天都要多次反思检讨，名副其实的日常功课哦。
反思反省就是灵魂挣扎，就是放下包袱，就是“迷途知返”。当然仅仅是“知”而已矣。这个时候反省的“省”就接近省察、省悟的“省”。 心里省悟未必化为行动自觉，灵魂忏悔时大彻大悟，实际生活中一塌糊涂依然故我。所以，我只敢说“近澄明”。所以老师说，忏悔先行，后续还有很多功夫才能完成救赎。
我们先预设知行合一，预设反思反省之后立说立行立说立改，那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是西人都真心向上得以拯救，而我们便一律要走形而下的“向上”超脱的路子，去纵情“晨兴理荒秽，草盛豆苗稀”的逍遥之乐呢？我不赞成西人都如何我们一律怎么样的判断。
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晚上，有个小聚会，好朋友沈先生领着我曾经的两位学生来看我。那次聚会扯谈时聊到的话题似乎能够作为我上面三个认识的感性补充。
沈先生刚从国外返沪。他是金庸的骨灰级铁粉。从金庸逝世第一时间开始，这些日子他在国外驻地在火车上在机场候机室，几乎不间断地写文章转文章点评文章借以表达对金庸的缅怀与敬意。与这样一位朋友见面，身边还有我过去的两位学生，我便情不自禁地跟他们说起自己心里一直非常愧疚的一件事情。这事情跟金庸有关，更跟我的教师生涯有关。
我当班主任。班上有个学生叫寻雄珍，个子矮小人特聪明，绰号“小鬼”。小鬼并不调皮，就是读书不认真，一心迷金庸。读高三了，除了我的课，眼睛和精力几乎都贯注在金庸的江湖世界里，其他科任老师不间断地到我这里来“投诉”。投诉后就训诫，训诫之后就表态，表态之后又旧病复发。那时高考之前要预考。预考雄珍过关了。我说只有个把月了，你得集中精力备考啊。结果，才过两天，数学老师拿着从他手里没收过来的《天龙八部》跟我说“真拿寻雄珍没办法了”。我从数学老师手里接过那册《天龙八部》冲进教室，把书往地下使劲一甩，大声吼叫：“你出去，你就回家，你不能再在本校参加高考！”他就这样离开了读了三年高中的学校，没有在自己的母校参加他的人生第一场大考！
这孩子挺争气，后来考取西北某重点财院，毕业后回浏阳一单位工作。这孩子挺大气，他没有记恨我，我在学校工作时，他逢休息日还经常跑到我家里来看我来陪我下几局围棋。但我一直觉得
对不住他。我到行政上联系教育工作时，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合中经常检讨这件事情。寻雄珍和他的同学们都说大家懂得老师是为他好，都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他们哪里会懂怎么能理解老师呢。我当时根本就没有为他考虑！我心里只是怨其不化怒其不争，年轻气盛的我只觉得有气要出：班主任的威信呢，你不考大学算了，你不能影响我们这个集体啊！
科任老师没收的金庸小说，当时我一本都没翻，我跟学生赌气。学生是金庸迷，老师是金庸盲。金庸迷就不该记恨金庸盲的无知无畏啊。多少年后为了了解让当年寻雄珍着迷让我走火的武林江湖，我把金庸全集都买回来翻了个仔细。真的是忏悔无门，我那盛怒之下的一走火，不止得罪了我们的“小鬼”，还得罪了我们的大师！
我半带玩笑半是认真地跟眼前这位对金庸很有研究的沈先生说：得罪得罪。沈先生呵呵一笑：哪里哪里。待在一旁的两位学生见状赶忙转换话题替我解套，通过回忆点滴直夸我的课上得好、吸引人。我说当面表扬不算数哦，这样会让老师脸红出汗尴尬难堪。其实，从内自反省自我认知的角度看，间接表扬有时也会让人脸红出汗尴尬难堪的。我跟他们说了这样一件事。
远在美国工作的孔波发了一条微信给我，说同学们又怀念起了我给他们上课的情景，传过一个微信截图后孔波自己留言：
大家都很想念老师，怀念老师的语文课,什么时候有机会再给同学们上一堂课？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的秒回复：
谢谢孔波，谢谢同学们。我也想念大家。人生的最大遗憾就是回不到过去。我常常傻想，要是能回到学校，回到你们那个年级那个班，回到属于自己的课堂和讲台，我肯定要比当初做得更好，至少对你们会更贴心细心更用心，从而今天听到同学们还记得我还表扬我时，我便能稍加安心一些，少很多愧疚。愿大家顺心如意！
孔波安慰我，说我已经做得够好了。我一直觉得作为他们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自己做得很不够。所言“心不安多愧疚”完全出自肺腑，并无半点矫情虚套。
我把他们这个班从高一带到高三，高考结束了，大家兴高采烈准备开毕业茶话会了。这时，一位班干部跑过来问我，本学期班费还剩了钱没有。我顿感心里拔凉而额头出汗。以前每人一元的班费都勉强“收支平衡”，我贴得有限。但这个学期不同。班费用得所剩无几的时候，我又别出心裁，增加了一项大的支出。让大家每人写一首新诗，我一一修改定稿后既当编辑又做校对，在街头打印社打印装帧成精美的《嫩音集》。光是为了做这个不同一般的留念品，我就瞒着内当家损私肥公贴进去好几块钱。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钱紧呢。那位班干部一问，我心里那个屈辱难受简直无法形容。但哑巴吃黄连有苦吐不出，我竟然有些心虚，只能红着脸嗫嚅着说道：班费那还有剩余的钱呢。真的，我没有记账，更没有及时公布。我只想着我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我掏心给他们，他们信任我。那里料到临到分别会有这样一出？
这位班干部轻轻一问就如同当年我对寻雄珍大声一吼，不堪回想，不能不想，愧疚钻心，如芒刺背，二十多年竟成了我的两块心病。
来看我的两位学生，笑称是我的“关门弟子”，因为没等到他们毕业我就改行到行政上了。这两位“关门弟子”，一位在华东政法大学研究西方法律，一位在上海当律师。恰好做东的沈先生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大律师。跟他们讲了自己的两块心病之后，我就忍不住跟三位“法律人”报告两块心病对我人生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做行政领导工作的时间已经远远长于十二年的高中教育生涯。这些年来，我有两个理念是树得很牢固的，而且一直在勉力践行。一个是，人格平等，尊重人，看不得居高临下、以上压下，看不得仗势欺人、盛气凌人。再一个就是，程序优先，公私分明，看重公开和监督，最怕以信任代替监督，最怕以实质正义损害程序正义。
三位“法律人”自然很认同我的两个理念。在政法大学教书的学生说，“老师您应该感谢寻雄珍和那位班干部啊”。我赶忙回应，那是那是。我真的由衷感激他们，感激过去的生活。灵魂挣扎后的反躬自省，不必经由神性的指引，就凭自己的努力也完全可能走向拯救自己的通途啊。
我只是说我在勉力践行，我知道从自省到拯救的飞跃也许是一辈子的事。但我有把握说的是，一个人能不断地反躬自省，至少他心里头必定会亮堂得多。因此那天我毫不犹豫地用“三省吾身近澄明”向老师汇报读《拯救与逍遥》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