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剧照。众人在长城上朗诵《青春》。
长江日报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型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播出后获得了超高人气。
这部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清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
这部剧是如何诞生的？拍摄过程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长江日报读+近日采访了《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为我们讲述电视剧背后的故事。
导演张永新。
“他个人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2018年11月，在《觉醒年代》开机时，张永新跟几位年轻的演员交流时说了四个字：“戏比天大。”不仅指向剧作的分量，也表达了全体人员的重视程度。
“我心里很忐忑，这么宏大的题材，不知自己能否拍好，所以我之前迟迟下不了决心。”但在制片人刘国华的诚心之下，他决定放手一搏。
制片人刘国华表示，他是在2017年9月接到拍摄和承制任务的。“这个戏是表现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分量很重，意义很大。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它的思想性拍到位。人是第一生产力，导演必须有创造力、有强大能量和担当，能让团队统一在他的周围。”思来想去，他觉得张永新十分合适。“他个人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有理想，有担当，他有能力。另外有对艺术的执念，有文化的储备，我觉得张永新导演符合要求。”
同样忐忑的不只是导演。李大钊的扮演者张桐说，当初制片方找到他时，他第一反应是不愿意。“这其中有敬畏的成分，我对自己没有把握。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过程中的大人物，怎么诠释他才能符合历史？我觉得太难了。但是，这是块‘硬骨头’，我应该去啃一啃，所以我来到了这个剧组，抱着一颗敬畏之心和谦虚之心，把我的灵魂敞开去，迎接另一个灵魂的到来。”
著名演员于和伟说，当时也拿不准是否能演好陈独秀。他觉得自己长得并不是特别像陈独秀，但拿到剧本后渐渐有了把握：“我觉得这个剧有着正确的历史观，所有人物都特别打动人。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把百年前的精神传递到观众身边。”剧组当时有一个口号“精心雕琢画面，匠心诠释角色”，意思是，只要心中强劲，外在不像都没有关系。
剧中有一场戏让观众热血沸腾：长城之上，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带领下，进步学生朗诵《青春》：“青年应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这场戏在网络播放弹幕上被誉为是值得反复观看的“名场面”。张永新表示，这部剧算是在风里雨里、水里火里拍出来的。那些青年所站立的是残破的、没有经过修饰的长城，但因为《觉醒年代》，中国的长城将是一个伟大的长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青春的中国。“而这一切，都因为演员们的并肩作战的投入而显得大气磅礴。在现场拍时，我们在监视器后面看得热泪盈眶的。我可以保证，观众们可以从这部剧中感受到震撼和温度。”
《觉醒年代》最后一集在央视播完后，网友给这部制作精良、剧情考究、人物鲜活的剧打出少见的9.2分。
【访谈】
搭了340多个场景，要的是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读+：听说，为了拍这部戏，专门自己搭建了北大“红楼”？
张永新：是的，红楼是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不可能在那个楼道里面实景拍摄。我们思来想去，一咬牙说，搭！
2018年12月，我们按1:1.2的比例搭建“红楼”。真实的红楼，算上地下室，一共是5层，但资金和周期受限，搭不了完整的，所以只搭了一层，用一层表现五层，后期楼层变化是靠的特技。
其实还有好多细节工作，在搭“红楼”之前的几个月里，其实就开始制备道具了。李大钊和毛泽东工作的图书馆，美术部门下了大功夫，到红楼里一次次量尺寸、拍照片，做1：1的复原。不夸张地说，做出来的书柜跟真实的书柜比，可以乱真，你是看不出差异的，非常精细。剧中出现的报纸，全部是请新闻单位用新闻纸1:1复刻的。北京大栅栏的土是河北弄来的，箭杆胡同的墙砖是真砌出来的，陈独秀院里的葡萄架子是河北拉来的，枣树是山东运来的。
1916年到1921年，这段时期的服装很特殊，和1921年以后的服装不太一样，不能糊弄过去，得对服装进行繁琐的细节考证。那个年代，文人穿的服装，知识分子穿的长袍，外交人员穿的西装，质感是不一样的。主要演员还不止一套，不光是主演，就算是长辛店的一位工人葛树贵，他的服装需要质朴和破旧的感觉，我们都要通过手工细致完成。这个戏有据可查的演员数以千计，所以服装套数极多，大大小小做了1.05万套。
李大钊的胡子是关键，当时给他做了将近20个胡子，试完都觉得不满意，最后就在演员脸上精心修，最后一看对了，就是李大钊；鲁迅长期抽烟，演员不会抽烟，于是在指头缝里弄上抽烟的痕迹。
这部戏我们大大小小搭了340多个场景，要的是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影像的真实，表演的真实，叙事的真实，它是全方位的立体表现。不是单方面看一个细节。“灯服道效化”如果有一个环节是短板，那么“真实”就做不到。
用列宾学院油画那样的天空，营造当时中国被撕裂的感觉
读+：一般来说，拍摄现场也不会所有细节都顾及到，总会有些遗憾。《觉醒年代》在拍摄时有没有细节上的遗憾？
张永新：后期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过程。2019年8月，我们进入后期创作阶段。比如说，来来回回在棚里做了多次补录工作。画面还进行了600多分钟的特技处理，每一帧的画面都要严格考证。
有的画面在拍的时候，震撼度没那么够，后期就需要加进去。有的地方是需要有一束光洒下来的，有的是背景全换，有的是加进去一些东西。像蔡元培当时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出山这场戏，当时雪量不大，看着不像真正的雪，为了烘托气氛，得用技术加上。还有一场戏，是想营造当时中国那种被撕裂的感觉，我们需要列宾学院油画那样的天空，就是那种大纵深的、颜色变化非常鲜明的天空。还有的地方要调色，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还原有些残缺的北京城墙，还原风沙尘土和杂草。画面唯美，音乐也很重要。情绪浓重时、转折时、紧张时，音乐都要变化。细致是需要时间的，后期人员每天工作的时间不会低于12个小时，有可能更多，我们经常半夜打电话沟通细节。
如果仔细看剧会发现版画的身影。鲁迅除了是杂文家，还把版画带到了中国，他是中国新兴版画之父。我想用鲁迅那种战斗性来传递整个新思想，所以尝试把这种画风来和影像做结合。版画是我们影视叙事维度当中的一个多元化的视角，风格上非常有战斗性、号召力。我们请了天津美术学院的张耀来教授，他连续出了7稿设想，每一稿设想都有将近40页的演示文稿，他在整整一年里创作了上千幅版画，最终选定100多幅。
接下来难的，是把平面创作转为镜头感。大家集体寻找方向，这个过程可谓艰辛。我们没有可借鉴的参照系，只能靠着大家集体试错、纠错，一点点寻找到正确方向，半年多的“炼狱”，就像中国共产党“找路”一样。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基本实现了我们最初的诉求。
毛泽东出场的“逆行”，隐喻先知先觉者走向觉醒
读+：这个剧给很多看似无关的植物、动物特写镜头，比如说陶然亭的红梅、古琴，陈延年放生蚂蚁，结尾的青蛙等。这些特写的目的是什么？
张永新：红梅怒放、亭中古琴悠扬，这是遇知音；蚂蚁隐喻人们如蝼蚁般弱小；结尾青蛙暗示井底之蛙的时代已经终结。这些都是剧中的隐喻。
有个隐喻藏得很深，是陈独秀家门口的“车辙”。横店里那个箭杆胡同，20多米的路程，我们全铺上了渣土和黄土，这些土是靠38辆8吨以上的车拉来的。土全压进去，上面再放碎石子，几层摞在一起，有高有低，再让马车来回压。压了三天，勉强压出了车辙。你再看那个场景，味道就出来了。
为什么大张旗鼓做“车辙”？因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车辙”也定下来了。规矩定下来后就没有再改变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行走的路没有再变，但是同时代的西方船坚炮利，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时代到来。“车辙”的背后就是在隐喻——中国不变的“车辙”，如何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只有一条路，觉醒。路就在前方，寻找道路就是《觉醒年代》的主旨。
还有个“骆驼蹄子”的隐喻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拍了42次。骆驼不是人，听不懂人话，想让它在指定地点踩上一脚很难。我们在地上挖了个坑，放上防震玻璃，机器就埋在底下，让骆驼一遍遍踩。第42次，终于踩到了。
这也是个隐喻。骆驼是个负重前行的动物，当它的蹄子踩在没有变的“车辙”上时，它就自成一套隐喻系统。再加上漫天风沙，老旧帝都，又是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环境之下，骆驼就像是经过了血与泪的民族，指向了20世纪初叶我们国家和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真实位置，因此才激活那一代的先知先觉者走向觉醒。它的文化力量就在这里。
读+：剧里不少“名场面”，比如说毛泽东的出场，有什么考虑在里面？
张永新：毛泽东的出场我们下了大功夫。当时调集了近600人，我们用了一条170米长的街道，组织了大量摊点。毛泽东出场时下着雨，人群都是往这边去的，唯独只有毛泽东一个人“逆行”。他看到了小商小贩，看到了卖孩子的，看到了穷人要饭，看到了军阀骑着马冲向百姓。整条街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百态和种种不公。
在历史上，1920年11月，毛泽东领导的以和平请愿为主要方式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失望之余，他来到江西萍乡，深入考察社会底层，特别是安源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政治诉求，事实和教训使他彻底摆脱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丝幻想，义无反顾走上了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这段“逆行”隐喻了这一切。
这种剧的文化气质是先天的，那么拍戏时，我们就必须在镜头方式、设计上有着创新表达，所以剧中的“隐喻”无处不在。
希望我们的创作能够让“觉醒年代”这4个字深入人心
读+：这些演员的一些看起来很艰难的表演，能否用特效代替？
张永新：代替不了。比如李大钊先生爬长城的过程，一组非常写意的镜头，要表现出他在革命前行中的摸索。坡越是陡，他为中国革命上下求索的艰难越能让观众直观感受。
爬长城必须是真实的，所有演员都是咬着牙上去的。设备、大炮、机器、灯光，就像红军长征一样，手拿肩扛，把东西全弄上去，很艰苦。我们拍的那段长城还是野长城，好多灌木穿过石缝长出来了。当时风还很大，演员一上去，城墙在脚下，风一刮人就一踉跄。看到这一幕，你会从另外一个视角感受我们的民族、感受我们的历史。
陈延年兄弟扛沙包那个戏也是真实的，麻袋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两个年轻演员很吃力，那场戏拍得很艰苦，翻来覆去的全景、中景、近景，他们背着沉重的麻袋，后来腰都直不起来了。即使那样，我们机器也没有停，就是要捕捉那种颤颤巍巍的状态。
陈延年就义那场戏，他戴着的镣铐是按照1:1制作的，20多斤。拍摄时是冬天，下着雨，我们穿着军大衣，坐在监视器前还在哆嗦。演员就穿着一件破烂、单薄的衣服，浑身湿透，戴着镣铐走着，脚踩着泥。拍完这场戏，执行导演过来问我怎么样，一看我，一看摄影指导，这边所有人都泪流满面，不用说都知道是一场好戏。是烈士的精神感召了我们。
《觉醒年代》有一个明确的创作原则和方向，就是抓其神。抓住神，就等于抓住了灵魂，神似要远大于形似。所有演员都尽最大限度奔赴他那个角色，每一位老师都倾尽所能塑造人物。每一场戏我们抠得都非常细，每一个镜头我们都非常走心。
剧从1915年写到1921年，在那个时代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这一帮知识分子，他们起到了对五四运动的引领作用，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这是一个激情似火的时代，一个荡气回肠的时代。希望我们的创作能够让“觉醒年代”这4个字深入人心，那么真正的精神不会倒，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不会倒。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编辑：贺方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