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3岁少年来到警局自首，说自己杀了一名8岁的小学生。
尸体已被肢解，抛弃在小区楼顶。
这还不是最吓人的。
在法庭上，少年回忆把死者带回家玩捉迷藏的场景，说到对方藏在床下的无助时，他甚至——没憋住笑。
恶魔不止一个。该案还藏着另一名凶手，一个17岁的少女。
杀人时，她兴奋得翩翩起舞。
她用斧头砍了那孩子
看见血喷出来就开始跳舞
他们并未感觉到一丝罪恶，大众舆论为此吵翻了天：
＃他还是个孩子啊。
该放过他，还是别放过他？#
上述案件，来自今年第一部韩剧黑马——周五下午开播，并冲上豆瓣9.3的网飞新剧《少年法庭》。
当晚，本肉朋友圈里开始刷屏：恶到饭都不想吃
但如果你常看新闻，就知道剧情并没有夸张。
剧中的杀人碎尸案，明明两人作案，为何自首时却只有一个人？
因为这是一次谋划缜密的团伙作案。
17岁的少女负责杀人碎尸，13岁的少年负责伪装成凶手，自首投案。
按照韩国法律，这宗案件会被转至少年法庭审理（现实里的司法程序更复杂，剧中做了改动）。最终，没人会受到惩罚。
听说未满14周岁，杀人也不用坐牢。
太爽了！
当我们还在以“天真无邪”想象孩子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会抠法律漏洞，写下应对漏洞的剧本，去满足内心的暗黑欲望。
时代在变化，孩子的心智也在变化。
我国犯罪心理学专家马皑，曾对近四十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变化做过研究，他指出：
过去，未成年人犯罪多数是激情犯罪；
而在近十年涌现出的一些恶性案件中，他们的作案动机很具体，甚至是出于故意的事前预谋。
2012年，广西一13岁少女把同班同学杀人分尸，原因：不爽对方长得比她漂亮；
2017年，江苏一15岁少年强暴7岁女孩，事后把对方从25楼推下摔死......
这前后的变化，反映出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
孩子，不一定天真无邪。
过去网络不发达，少有未成年人敢故意试探法律，是因为对后果懵懵懂懂。
而在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变得轻而易举，孩子未必需要成年人来告知答案，就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实现目的。
未成年人犯罪频发、恶性事件犯罪人低龄化，在世界各地都是棘手的难题。
去年3月，我国就正式施行《刑法修正案（十一）》，把未成年人个别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降到了12岁。
网络中不乏反对的声音，最常见的，就是那句“他还是个孩子”。
我们惯性地认为，“天真无邪”就是孩子的天性。
但谁都是从小孩过来的，你仔细想想，儿时真的一点歪心思都没有？
哪怕是正义icon罗翔老师，都不敢说自己小时候是一张白纸。
早在国家施行《刑法修正案（十一）》前，罗翔就曾呼吁下调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
城市中的万物不一定是生活在严谨的逻辑论证中
而且完全按照逻辑去生活
有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
换言之，当我们界定“成年”的旧标准已经跟不上孩子成长的速度时。
法律，是时候对现实作出调整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皑还提到了这么一个变化：
近十年的未成年人犯罪，开始出现犯罪人“明显具有人格层面扭曲和障碍”的特征。
还记得2018年震惊我们的那起少年杀母案吗？
事后被问杀人动机，12岁的吴某是这样回答的：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学校不可能不让我上学吧。
在吴某的认知里，他不仅预判了自己杀人不用坐牢，还对死去的母亲没有一丝忏悔，对自己的残忍没有一丝感知。
剧中那位杀人时高兴得跳舞的女孩，现实里看着有礼貌又无辜。
当然，这是个比较极端的案例，并不能凭它来定性全体。
但我们绝不能对现实装作浑然不知，以为孩子只是一张天性纯良的“白纸”。
罗翔曾用刑法学中的现实主义提醒大众：
包括孩童在内的一切人
内心深处都有幽暗的成分
打个比方。
想象现在你回到了小学一年级，某天你路过街口的小卖部，看到架子上有个玩具在对你招手，那个玩具班上同学都有，唯独你没有，请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你决定冒着被打屁股的风险，从你妈包里偷偷摸出五块钱，去买下那个玩具。
六岁的孩子，第一次在欲望的诱惑面前，学会偷窃。
这就是人性中最常见的幽暗面。
在《少年法庭》里，也很多类似的案件。
有孩子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用舞弊的方式获取高分；有孩子为了得到母亲的关注，捏造虚假事实向法院举报母亲，暴露出施暴倾向......
这些父母眼中的“好孩子”，怎么会猛地犯浑？
渴望得到什么的欲望，激发了他们内心幽暗的成分。
弗洛伊德曾说，人类是充满欲望并受欲望驱使的动物。这一点无论对成人还是孩子，都是无差别的。
根据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一个人如果在15岁之前有过严重暴力行为，那么他成年后更容易成为惯犯。
这个理论应用到现实，就是在警醒我们：
未能正视孩子内心的幽暗面并作出回应，才是未成年人犯罪频发的根本原因。
以《少年法庭》里的两宗家暴案为例。
第一例，犯罪人少年时期被父亲家暴，成人后便家暴自己的孩子。
被孩子告上法庭后，甚至还在法官面前对孩子、母亲大打出手。
从受害者到施害者，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犯罪人身边最亲近的人——那位仁慈的母亲，从没告诉过儿子这样做是不对的，甚至制止孙女报案。
那颗在幼年时初次燃起的邪恶火苗，一次次被助长，直至成为再也无法浇灭的大火。
第二例，犯罪人长期生活在家暴阴影下，在一次父亲的毒打后，失手杀害了对方。
但多年后，两宗案件的后续却天差地别。
这名杀人的少年犯，成人后当上了少年法庭的法官（金武烈 饰），也就是本剧的男主。
他的人生为什么可以重新开始？
在他内心幽暗面被激发后，社会对他做出了及时的回应。
虽然家庭教育缺位，但法律和法官告诉他：孩子，这一步你走错了。
试想下，如果你六岁用偷窃的方式得到玩具后，你妈并没有发现，你也没被打屁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有的人会自觉羞愧，不敢再偷第二次；
但有的人，却会因为不劳而获且没有后果，忍不住去偷第二次、第三次......
当孩子内心的邪恶火苗生起时，第一个去掐灭的人，应该是父母。
但这是我们理想化的设想，现实往往是——在未成年人成为罪犯前，他们的家庭教育早已缺失。
就像《少年法庭》里的杀人碎尸案一样。13岁少年杀人后，他的母亲跑去法官那里闹事：我的孩子不可能杀人。
事实呢？她平时既不关心孩子，也根本不了解孩子，甚至连孩子的庭审环节都缺席了，理由是“要工作”。
她会说出这句话，不过是用避而不谈孩子的恶，来安慰自己罢了。
而那位17岁的少女，她在国外的父母为她聘用了豪华的律师团队。
但对孩子为什么杀人，却不过问。
更可悲的是，许多少年犯回归社会后，很快又继续作案，为什么？
一，他们发现犯法也不用坐牢，倚仗年龄界限继续作恶；
二，他们发现犯法后生活没有一丝改变，于是为了博取外界关注，做出更出格的行为。
发现了吗？
一方面，社会和家庭对少年犯仁慈；
另一方面，在他们邪恶的小火苗被仁慈助长成猛火后，法律竟也拿他们毫无办法。
这正是《少年法庭》的故事核心——我们自以为的仁慈，对孩子真的是一种保护吗？
为了表达这个核心，编剧故意安排了两个戏剧化的主角。
一个是金惠秀（《信号》）饰演的右法官。
因为曾受少年犯所害，对少年犯深恶痛绝。她坚信只有让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得到惩罚，才能真正抑制未成年人犯罪。
一个是金武烈饰演的左法官。
因为曾是家暴案中的受害者，对少年犯十分仁慈，坚信只有通过感化，才能帮助少年犯走上正途。
能给予少年犯机会的人，只有法官
两个主角的不同，既能大致代表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两种立场，也近似刑法学上的两种主流观点。
前者是现实主义，相信人性中带有幽暗面；后者是乐观主义，对于人类的理性充满自信。
罗翔就曾驳斥过乐观主义的天真：
离开了公正，仁爱就没有意义
离开了惩罚的矫正，是一种虚伪的人道主义
这种虚伪的人道主义，很容易出现的误区是——盯着对抽象人的热爱，而放弃了对具体人的责任。
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谈犯罪，更不能因为社会环境的“改造”，而为犯罪行为本身开脱。
真正的仁慈是什么？
及时告诉孩子：做错事就该付出代价。
只有这样，那些失误过的人生，才可能从错的方向掉头。
这种重新开始的可能——正因为，他还是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