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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多所大学校规中禁止婚前性行为引发热议。譬如：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规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将会给予记过以上处分”，《浙江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第26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发生非婚性行为，如若造成不良后果，学校将会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不少高校也有这类规定。
客观地说，这类规定早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有的，那时候的社会观念较为保守，对婚前性行为视为洪水猛兽可以理解。不过时至今日，环境已然发生变化。
首先，看法律规范，中国合法性行为年龄为14周岁，是成文法硬性规范。
14-18周岁之间的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若双方自愿出了事，司法机关不介入，但当事人的家长可能会在私底下协商。而达到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要是双方出于自愿而发生性行为，不但司法机关、行政机构、社会组织不管，而且连双方父母也无权干涉。
所以，多所大学“禁止婚前性行为”，并没有法理依据，而且是以行政部门的自订规章违反国家主要法律。
其次，看世俗习惯。
中国现代史上，当年那些飒爽青年们，走入长沙、北京、天津、上海的各所学校，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同时，也以那炽热而浪漫的爱情，谱写了现代中国文化之人文主义那部分乐章。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汇聚知识与智慧的殿堂，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的今天，不应再有这样很“前现代”的校规。
再次，看社会实操层面：多年前，已婚人士已可报考、就读大学；许多城市为争夺优秀人才，纷纷为研究生提供住房福利。而且，并未规定“就读大学期间禁止性行为”。此前，南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为方便已婚在校学生，推出“夫妻寝室”，学生点赞连连，尽管需相当申请条件（有结婚证、夫妻双方必须都为同所大学、在同一个校区学习），但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与教育体制的重大进步。
而且，无论是法还是规，都要有可执行性。2014年2月20日《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风险》调查显示：在14岁时，我国基本上100%的男性或女性都还保持处子之身。这说明，我国刑法所确定的合法性行为年龄，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有真正切实可行的社会基础和可执行性。
《2013世界避孕日中国调研报告》显示： 37%的年轻人初次性行为发生在19岁以前，64%的年轻人有婚前性行为。这是8年前的数据。
当然，许多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发生婚前性行为，初衷也是为了爱护子女。婚前性行为也可能会对学生身心产生危害甚至一些不好的后果。这或是一些学校维持这些规定的原因。但这些关切或问题恐怕更适合通过代际沟通、科学的性教育而不是强制规定来解决。尤其大学生是成年人，应该把成年人当成年人，用成年人的方式来解决成年人的问题。
另一方面，缺乏社会实操性的这些规定，往往可能成为选择性制裁工具：有“法”不依时，就以法不责众为理由；看谁不顺眼，拎出来整治一番，因为白纸黑字写着规定啊。
因此，就要思辨一下：婚姻，与性行为之间的关系，需要法规规范的是哪一部分？
婚姻，其社会学定义为：男女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长期契约关系。并进一步解读为：婚姻本质是婚龄男女以夫妻名义在经济生活、精神物质等方面的平等自愿结合，应取得医学、公序良俗、政治、民法等层面的认可，并以一种亲密或性的表现形式被承认，形成人际间亲属关系的社会结合或法律约束。
可见，婚姻是对公民的经济、精神、医学、亲子、公序、风俗、政治、民法、亲属关系等诸多方面权利的确认与保护。婚姻一旦破裂，上述诸多关系都会产生很大冲突，无论是财产分割还是子女监护权分割，对当事双方以及相关人的伤害都很大，因此“婚外性行为”更为危险。
而“婚前性行为”尽管原因与形式多种多样，但共同特点是：在以上诸多方面，没有形成法律层面的利益共同体，而主要是双方情感纠葛，相互影响非常私密，对社会和他人的影响较小。
所以，法律不支持（破坏力较强的）“婚外性行为”，而不禁止“婚前性行为”，这一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不但合理，而且合情，更符合人性。
现代大学，不是礼教时代的“国子监”，而是传播知识与文明的高地。其实，大学校园里，不乏利用权力强迫学生进行（包括但不止于）性交易换成绩、毕业证与各种资源的“潜规则”，不妨查一下这方面的报道。这才是不应当存在的性剥削，才是大学应该严防死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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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