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那年中考结束，在老家县城的一个街边书摊买了一本印刷效果并不好的《鲁迅全集》，因为便宜，才10块钱。
这本街边书摊买来的书，开启了一个少年对于这位文学大师的启蒙之路。
后来，读高中的时候，又读了好几遍。
鲁迅喝茶习惯于喝浓茶，当年在北京的时候，许广平回忆说：
“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每饮一次泡一次。”
除了喝茶之外，可能大家通过影视剧及先生之前留下的照片，都能够有所印象，先生抽烟也着实厉害。
许广平说：“一天过了，察看着地下烟灰、烟尾巴的多少，就可以窥测他上一天在家的时候多呢，还是出外。”
可能是为了节约火柴吧，也可能是为了不中断自己的思考或者创作思路，先生抽烟总是一根接着一根的，就是那种用烟头点下一根烟，只不过，无暇顾及用烟灰缸罢了，落得满地都是。
当年，民国的文人们总是有自己的个性的。
不过，鲁迅在1929年说：“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曾经较为详细地描述过先生的一天生活，算是一种文字式的记录吧。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边睡着了。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全楼都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先生的文学创作，大多都是在这样的时间点完成的，可能，这样的时间段比较有利于他去思考人生和社会。
不过，像熊十力这样的和他可能就有很大不一样了，听闻当年熊先生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床了，起来干嘛呢？就是阅读写作，中午还不休息，仅仅是闭着眼睛养神一会儿，而且，不允许别人耽误他的时间，因为他在自己的书桌旁贴了一个字条：“说话勿超过三分钟。”
果真，正如古人所言，“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一个传统的男人作息大抵如此，也是恪守传统读书人的规律，鲁迅先生的深刻，不得不说是从待人接物这样的浓厚人情味的细节中还有作息的反叛中中一一体现出来。
当然，现代人生活压力比较大，每天忙于工作，还是要注意休息，少抽烟为好。
虽然不必要“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如朱子家训一般，也还是要吃个早饭。
先生个子不高，身体瘦弱，面色黑黄，不常理发。
先生有一位朋友叫马幼渔，马幼渔的15岁的女儿马钰在《初次见鲁迅先生》的作文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见了，就行了一个礼，父亲在旁边说，这就是你平常说的鲁迅先生。这时鲁迅先生也点了点头，看他穿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我觉得很奇怪。鲁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
可见，当时先生在青少年读书群体中的影响力已经非同凡响，而且，很多人都是读过先生的作品，用今天的话来讲，都是他的粉丝了。
许广平说：“他（鲁迅）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莫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了伤的羊，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这些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的并排睡下，我不禁转悲为笑，而他这时候倒爬起身来了。他决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
许先生的话语中，让我们从一个妻子，一个孩子的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丈夫的心绪处理，看到了作为父亲同样的父爱温情。
如果在今天，鲁迅先生可能也是大V了。
这样的大博主，当年在定居上海的时候，一直是一个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只能靠写一些文章收入的人。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有人曾经闲的给先生算过一笔账，一笔经济账。
先生在上海的最后九年时间，一共收入为国币7万多元。平均一个月也才700块钱，不过，这在当时可以抵得过一个大学名牌教授的收入了，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月2万多元。这可谓是收入不菲了。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先生对于住所的要求，自然是条件越好最好。
先生在《病后杂谈》中曾经自己给自己算过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先生内心里，也是向往闹中取静，像陶渊明一样，“采菊”“悠然”的生活。
不过，对于画家黄宾虹来说，同样是住在上海，就没了先生这样的条件了，当年黄宾虹在上海的时候，生活颇为艰辛许多。他自己租了一间条件并不好的算不上单身公寓，房子里什么设备都没有，家具和床也是自己买，就是这个房租也要被包租婆一涨再涨，后来连个睡觉的地方都租不起了。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胶囊公寓或者青年旅社什么的。
“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
别说住了，有时候连青菜也买不起，车自然也是坐不起的，只能走很远的路。
若是在今天，可能会被作为人才引进，享受很多的便利条件和优惠政策，也可能直接给个上海户口吧。
不得不说，家，可能是一个人最温暖的地方。
《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萧红同样记录了鲁迅最后一处寓所，大陆新村九号的一些情况。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地玩着。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相比较于鲁迅先生住在弄堂里，林语堂这样的可能更加优越一些，他住在西式公寓里，这座西式公寓当时坐落在善钟路上，有书房、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等，其实不过和咱们今天买的小区里的商品房差不多。
只不过，这样的西式公园是小别墅形式，今天在上海，可能得过亿吧。
在先生晚年的时候，萧红是家中的常客。
一个女作家，可能观察得更为细致和温暖，两人的交谈中，更多的可能是谈及生活及起居。
鲁迅不大在意穿着，所以，他也不在在意别人的穿着，所以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有一次，萧红穿了一件红色的上衣问鲁迅自己的衣服漂亮吗？
“不大漂亮”。
“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沌。”
红上衣配红裙子，我觉得这有点像后来《红高粱》里面的九儿的装束。
可能，大师们的内心或者眼睛都是热烈的吧，我觉得人家萧红这红上衣搭配咖啡色的裙子，也就是卡其色，很洋气很休闲。
但是，鲁迅先生的目光着实热烈。
鲁迅先生无论是在绍兴老家还是后来去了厦门大学任教，去了北平还有生活在上海，都是不错的城市。
先生不太注重衣着和吃饭，对于居住的环境，大抵是要求安静的。
先生并不是一个西式的人，但是思想是引领时代的。
先生的故居在绍兴，前两年，曾经去过一次。看到了这里先生年幼时的三位书屋还有生活过的地方。
一方水土的宁静与安详，哺育了这么一位伟大的灵魂作家。
斯人已逝，但作品永存。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记录者，伟大的记录者精神，就是这个时代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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