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 年代，虽然农村的物质生活困乏，但是文化生活却从来没有中断过。那时的胶东农村的文化生活，主要就是看电影、演小剧和春节办耍、赶庙会等。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看一场电影对农村来说，就是一顿文化大餐。我们村是个中心村，有一所完全小学。周围五、六个村子的孩子都在这里读书，自然也就成为电影放映点。那时间县里的电影队一般两个月左右来放一次电影，一年也就是六、七次。电影队多数是两个人，有时也来一个人。赶着马车，拉着发电机和放映机。放映地点就在学校的大院里，能坐700～800人。每当电影队一来，人们奔走相告，周围村庄也很快就知道了消息。从傍晚开始，就有人开始摆上凳子占地方。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孩子们更是乐的眉飞色舞，催着家长早做饭。太阳一落山，就开始清场，然后凭票入场。大人票一张五分钱，半票三分钱。就这点钱，有的家长也不让孩子去看。于是这些没钱买票的，就在门口等着，等到电影放了一半后，没人把门了，可以随便进去看 。电影放映前，一般先放一个纪录片或者科教片，然后幻灯打出一个“静”字，大家都知道马上要放正片了。这时候全场鸦雀无声，等着电影开映。文革前，我看过《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羊城暗哨》《生死牌》《秋翁遇仙记》等。最受欢迎的还是战斗片。最不喜欢古装戏曲片。看电影的第二天，大家在一起的话题基本上都是讨论剧情。孩子们则模仿着电影里的情节，表演起来。 夏天秋天看电影，最怕阴天下雨。碰上这种情况，或者放了一半雨下大了，没法演了，第二天就重演一次。那些没买票的可高兴了，因为第二天可以免费看。文革中，电影片明显少了，许多老电影都被打成了毒草，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样板戏几个片子。虽然反复看，大家还是兴趣不减，总比没有强。我们村一个烈士子弟，当了民兵副连长，每次来电影，他都亲自把门检票，趁机为好人。文革开始后，就有人贴大字报，说他看到漂亮姑娘就不收门票。真假难辨，就把他的副连长给撸了。
演吕剧是我们村的强项。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几乎每年冬天都要排演吕剧。文革前，我记得演过《小借年》《龙凤面》《小姑贤》《墙头记》等。生活好转后，演过《夺印》《丰收之后》《龙马精神》等现代剧。文革中，演的都是样板戏。村里小乐队里，二胡、板胡、坠琴、三弦、笛子、扬琴应有尽有。其中有个叫张洪浦的人，不仅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而且还会谱曲，二胡拉得水平不比专业的差。他独奏的《良宵》《病中吟》等二胡名曲，如泣如诉，至今令人难忘。小剧团不仅在自己村里演，还到周围村去演出。我哥哥那时间17、8岁，也跟着学拉二胡，跑龙套。家里不给钱买乐器，他把家里的擀面杖给砍了，做成了二胡杆，叫母亲知道了，一顿好打。
春节办耍，是村里的传统保留项目。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这个活动。主要内容就是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公社化后，还要组织比赛。在公社化以前，正月十五日之前，很少下地干活。那时间几乎各村都有庙宇和祠堂，各种办耍和庙会活动断断续续闹到正月底。58年后，这些活动就被当成封资修禁止了。到文革时期破四旧，更是将所有残存的文化古迹包括家家户户的家谱神位，全部扫荡一空。几百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毁于一旦。
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全村也没有一台收音机。记得62年春天，有个跑到新疆当“盲流”的大叔回来了，带回一台矿石收音机，全队里的人都跑去听。带上耳机也只能听到嘶嘶啦啦的声音，那也让人羡慕得不得了。村里有一个在瑞士大使馆当司机的傅姓三哥，春节回来带了一台七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争先恐后地去听新鲜。看他带回来的瑞士风光照片，简直和仙境一般。听说外国连狗都喂肉吃，大家都啧啧称奇。
大约在1965年，我们县里开始建设有线广播，家家户户装上了喇叭，一早一晚可以不出家门就能听到广播，不仅知道了时事政治，还能欣赏音乐戏曲，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国农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现代科技的伟大和新社会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