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共有30部外国文学作品最终获得了评审资格，涉及了包括拉丁语、梵语、古意大利语等“绝学”在内的多种语言。英美作品、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俄语、蒙古语、芬兰语、土耳其语以及东欧一些语种的文学，均有重要作品参与。在种类上，无论是古代诗体作品，还是通信录、格言、传记、儿童文学等，更不用说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均有很好的呈现。无论是历史纵横，还是地理跨度，都令人窥见歌德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浩瀚。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像德语、日语、阿拉伯语等重要的文学语言种类，却没有或很少作品进入评审，这是令人略感遗憾的事，感觉在全球的广阔版图中，缺少了不小的疆域。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11位评委参与了评选，评委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可以说老中青三个年龄段均有体现。我本人是第一次参加鲁讯文学奖翻译奖的评选。此次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既感到了评奖的严格、缜密和困难，也引发出一些个人想法和设想。现整体综述如下。
鲁奖翻译奖的国家奖范儿
此次文学翻译奖共评出4部获奖作品，分别是路燕萍译《火的记忆I：创世纪》、余中先译《潜》、李永毅译《贺拉斯诗全集》、王军译《疯狂的罗兰》。从各个方面，鲁奖都体现出“国家奖”的诸多特点。从整体上，经典性成为评委们一致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经典性，当然首先体现在作品身上。
此次鲁奖翻译奖的参评作品中，有不少严格意义上的经典，如贺拉斯的《贺拉斯诗全集》、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阿摩卢（古印度）的《阿摩卢百咏》、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罗伯特·哈斯的《亚当的苹果园》、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等等。有的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与极其重要的作家相关，如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纳博科夫的《致薇拉》、洛尔迦的《印象与风景》、萨拉马戈的《所有的名字》、艾柯的《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赫拉巴尔的《严密监视的列车》、达里奥·福的《教皇的女儿》、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等等。作者（或者传主）的盛名，为这些书做了很好的加持。儿童文学翻译也有不俗的表现，劳拉·爱米·斯丽兹（美国）的《凤凰石的魔咒》和艾瑞克·林克莱特（英国）的《月亮上的风》都是儿童文学，虽然只占到了总数的十几分之一，却也证明了国外儿童文学的实力以及在严肃文学中的位置。一些重要的、当今在世或近期离世的当代作家的作品，也成为非常重要的“实力派”部分，如帕维奇（塞尔维亚）的《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麦克尤恩的《儿童法案》、《甜牙》、布拉加（罗马尼亚）的《神殿的基石：布拉加箴言录》、加莱亚诺（乌拉圭）的《火的记忆I：创世纪》、温特森（英国）的《时间之间》、奥诺-迪-比奥（法国）的《潜》、蕾拉·斯利马尼（法国）的《温柔之歌》、内尔敏·耶尔德勒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梦中的秘密》，等等。有的作品则有沧海拾遗之感，如尤哈尼·阿霍（芬兰）的《尤哈》、兹比格涅夫·赫贝特（波兰）的《带马嚼子的静物画》、格里戈连科（俄罗斯）的《泰加林人的故事》、乌力吉特古斯的《罗·乌力吉特古斯诗选》，等等。作为非专业作家，身为外交官、大使的戴维·达比丁（圭亚那）的《消散》，则展现出外国文学创作的多样性。
因此可以说，虽然数量不多，而且出现一些重要语种的缺失，但是，此届鲁奖翻译奖的推选作品，还是较好地反映出我国近4年来外国文学翻译的整体面貌，也比较符合鲁奖翻译奖作为国家级奖项的基本要求。
这种国家奖的范儿，也体现在评委机制的运作方式上。除了前面提及的年龄段覆盖面大，评委的构成顾及了语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均有涉及），学科性和专业性（文学、人文、语言专家），还有地域性。评委们集中在一起进行长达两星期的封闭式评审，有充分的时间交流；各位评委的起居饮食均在同一地点，可以最大程度地沟通；定期的正式会议让每一个评委都能各抒己见，又能听到其他评委的中肯意见。因此，这是非常正规的、符合鲁奖级别和格局的评委阵容与评审方式。
作为翻译奖的独特性
作品的经典与重要，固然是翻译奖的前提，但既然是翻译奖，那么译作的价值在何处？翻译家的价值在何处？这就触及了翻译的永恒悖论：一方面，我们强调，翻译奖总要奖励翻译行为，奖励翻译家翻译得如何出色，甚至奖励其翻译“艺术”。另一方面，这种翻译质量总与作品本身的价值相关。这也是翻译一直以来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学科的原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翻译家可以起死回生，将一部平庸的作品译成口吐莲花的锦绣文章。它的独立性远不及中国书法：一位书法家可以点石成金，将肚子疼、患脚气之类的小事，写成人们千古赞叹的艺术作品，而纯粹翻译类似内容的翻译家却很难因此得到认可。翻译家更接近音乐演奏家：他所翻译的正如演奏家所演绎的，本身必须是精品。
翻译奖还是众多奖项中最为苛求的。因为获奖的必要条件是赞同票必须超过2/3以上，这意味着在11个评委中必须获得至少8票，对于多语种的翻译来说是非常高的要求。因为评委本人不可能掌握好几种语言，对于不熟悉的语言，在评判上会有较强的主观性、依赖性：依赖懂该种语言的专家意见。这一点，鲁奖翻译奖在程序上也非常专业：至少两名该语种的专家，在评审前就递交了他们的审读报告，为评委们的判断提供参考。即便如此，这样的判断也是转了一道手的，这是创作类奖项不会遇到的问题。
众所周知，译者是最容易两边受气的角色。假设我们认可译作=作者+译者（姑且不计阐释学意义上的读者的创造性），那么对译作不满的读者，会认为是因为译者的翻译才使得作品味同嚼蜡，或佶屈聱牙，而感受到读者不满的作者，则会认为是译者没能传递精妙之处。杨绛先生的一仆二主说，至少是对译者尴尬身份的一种形象描述。然而，人们往往也忽略了一点：译者做的是双向的工作，对他的评判却往往是单向的。读者可能并不精通译者所译的文字，作家更是往往对译者所用的文字一无所知。因此，由同样具有双向能力的专家来做双向评判是最为合理的。同时，专家们往往对自己所在领域的译者和翻译家们有着长期或深度的了解，在判断上不至于产生过大的偏差。
从此次得奖结果来看，翻译奖是惟一没有获奖得主满额的奖项。鲁奖所有奖项都是5名获奖者，惟独翻译奖没有满额，有一届甚至是空缺。这再一次证明，翻译奖在评选上比较复杂，难以获得一致的共识。这既源于语种的多样，也因为翻译标准的难以统一。反过来讲，能获奖的作品，其共识度也一定很高，这是一种超越于语种的共识。此次获奖作品符合这一特点，虽然每一部译作的价值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但它们均有足够的素质，吸引来自众多语种的评委，获得较为一致的共识。
翻译奖的意义
任何一种奖项，尤其是人文奖项，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主观性，因此，翻译奖的特殊性似乎也无需过于夸大。我们更多需要探问的也许是：一个国家级翻译奖的意义，究竟应该体现在哪里？
我们看到，鲁迅文学奖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翻译能够出现在这一奖项中，本身就证明了中国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的重视；同时，毋庸讳言，相比于其他奖项，它依然比较边缘，其影响力相对于其他奖项无疑要弱许多。因此，问题或许应该这样提：一个相对边缘的国家级文学翻译奖项，其意义究竟应当体现在何处？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涉及诸多方面，也非本文的主旨。仅就鲁奖翻译奖而言，它至少触及到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首先就是翻译本身的经典性。前面提到了作品的经典性。那么，译作本身在什么方面可以起到一种榜样的作用，推动人们对翻译的思考？此次获奖的作品中，《贺拉斯诗全集》和《疯狂的罗兰》极具代表性。它们甚至代表了两种方向。《贺拉斯诗全集》在翻译上做到了精益求精，尤其采用了分为两册的手法。一册将全文完整呈示，另一册更厚重，对每一行诗句做详尽的注释和解读，并告知另一种甚至另几种译本的潜在可能性。这是在实践角度我们能够想到的对外国古典作品的最好呈现方式，值得借鉴。《疯狂的罗兰》的译者则是在形式对等的道路上进行了可喜的探索，令人想起闻一多的“戴着脚镣跳舞”。这种尝试，尤其适合一些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至于功过，则有待时间的考验。
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外国作品与中国作品的交融性。众所周知，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很大影响。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的概念就从西方传入；现代小说与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也有根本的差异。有了现代小说的翻译，才有鲁迅、郭沫若，才有《家》、《春》、《秋》，才有《子夜》，等等。而傅雷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翻译家，就是因为无论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是《名人传》，都与《傅雷家书》一样，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哺育了许许多多艺术家、文学家。我长达10年的傅雷翻译出版奖的组织经验告诉我，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都是外国翻译小说的受益者。于是，问题来了：如今进入鲁奖翻译奖评选乃至获奖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作家？据我所知，它们当中，除却极少数经典，很少会得到中国作家的青睐甚至阅读。如果阅读外国文学成了外语专家、外国文学专家的事，那么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依然受到很大限制，依然作为类似博物馆藏品的东西，被摆放在橱窗里。那么，一部外国译著的真正价值又在何处？
此次评奖中，有几部作品以独特的形式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引起了诸多评委的注意，虽最终未得奖，还是很受欣赏，得票不少。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所有的名字》由徐则臣写了序言，对《所有的名字》做了精到的解读。这种作家与作家的对话，为两国文学的融合或者互动提供了佳例；赫拉巴尔的《严密监视的列车》同时收入了三篇风格迥然的作品，展示了这位捷克大作家的多方面才华。波兰作家兹比格涅夫·赫贝特的《带马嚼子的静物画》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文学形式：一位波兰作家跑到荷兰，以亲身经历的方式将荷兰绘画娓娓道来，优美的散文形式中穿插了许多坚实的艺术史材料，伴以作者的直觉和思考，引人入胜，相信可以为中国作家带来启发。
最后，我不得不提到，在传来巴西国家博物馆被一场大火无情烧毁，200年的记忆惨遭摧毁的噩耗之际，怎么能够不想到加莱亚诺的《火的记忆I：创世纪》？作者的雄心是在作品中将整个南美的记忆通过文学的手法再现出来。大火可以毁掉记忆，而在作家的笔下，整整一座大陆以及周边岛屿的文明记忆，都可以浴火重生。也许，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翻译家往往被比拟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意喻为本国文明带来光明。翻译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能留下一种“盗火者的记忆”。鲁奖翻译奖能够奖励这样的创作和翻译行为，已颇可自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