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先生的报道已经很多，我似乎再也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话来。但近20年因工作关系与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却不断浮出脑海，挥之不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并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知道，先生是在痛失爱女和丈夫之后的近20年间再度为社会所广泛关注的。在此期间，她排除所能排除的一切干扰，信守诺言。那是她作为一位贤妻对丈夫的最后承诺：“你放心，有我呢！”须知钱锺书先生是在爱女钱瑗去世后一年多撒手人寰的。他罹患重病期间一直惦念着久未露面的女儿，无如之下杨先生只好以各种借口搪塞、隐瞒、安慰，并用那简单而有力的诺言让钱先生安心离去。然后，作为一位成名远早于丈夫的才女，她还有自己的使命。她在无比悲伤和寂寥的一个个漫漫长夜和一个个茫茫日子里，翻译了柏拉图关于灵魂的《斐多》，创作了《从丙午到流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和《洗澡之后》，主持编辑了《杨绛全集》，主持整理了《钱锺书中文笔记》(凡20卷)、《钱锺书外文笔记》(凡48卷)。这些先后由北京三联书店、北京商务印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出版。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仨》在海内外累计印行40余次，发行数百万册(还不包括大量盗版)，成为当代传记文学不可多得的范例。先生以一贯的平和、翔实、婉约和纯真，再造了女儿，唤回了丈夫，展示了三口之家鲜为人知的寻常的一面、快乐的一面、亲切的一面、素心的一面。小钱瑗画父亲带书如厕，可谓童趣横生。它让我想起了杨先生对坊间关于其丈夫“过目不忘”的回应。她说，“锺书哪里是过目不忘？他只不过笔头较常人勤快、博览强记罢了。”皇皇68卷中外文笔记印证了杨先生的说法。这些笔记见证了钱先生是怎样大量阅读、反复阅读各种经典的。许多中外名著出现在他的读书笔记中，可谓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但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奥妙或规律，即钱先生的阅读习惯：一是读名著，尽量不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闲杂无聊的消遣书上；二是他每每从原典读起，并且反复阅读，尔后再拿注疏、评述和传略来看。
钱杨二位先生藏书不多，他们的取法是借书读。用杨先生的话说，个人藏书再多也不过沧海一粟。因此，他们是图书馆的常客，无论国内国外，所到之处概莫能外。过去，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就曾留下了钱杨二位先生的大量手迹。当时，每一册图书的封底，或内或外皆有一只小纸袋，里面装着一张借书卡。每次借阅，须在卡片上签个姓名、写上日期。书借走，卡片留下。我初到外文所时，许多图书的卡片上都有二位先生的签名。而且，从年长一些的前辈、同行口中得知，钱先生一直是图书馆的义务订购员。他为外文所和文学所图书馆订购的图书不计其数，荫庇数代学人并将继续惠及后人。在钱杨二位先生看来，所谓学问，无非是荒江野老屋中三两素心之人商讨培养之事。而图书馆便是这个荒江野老之屋，前人通过自己的耙梳、阅读和著述传承经典、滋养后学、培植德性。
杨先生还时常提到钱先生和她自己的译得。她关于翻译的“一仆二主”说脍炙人口，谓“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就是译本的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钱先生称这种“一仆二主”是化境，即既要忠实原著的异化，又要忠于读者的归化。这自然是很不容易的，有时甚至是矛与盾的关系，但杨先生在其《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等译作中努力做到了。要说杨先生年届六旬开始自学西班牙语，那是何等毅力、何等勇气。适值“文革”如火如荼，先生却躲开睽睽众目，利用有限的间隙偷偷译完了《堂吉诃德》。一如钱先生所译德国大诗人海涅的感喟，杨先生认为《堂吉诃德》实在是一部悲剧。是啊，在强大的世风面前，堂吉诃德那瘦削的身躯是多么羸弱，生锈的长矛是何等无力。还有那一往无前的理想主义，简直是不合时宜！但杨先生就是那个不合时宜的高古之人。
此外，她翻译的《小癞子》虽是另一种文学形态，却一样传递了先生的问学之道。下笔前先竭泽而渔，了解相关信息。且说《小癞子》原名《托尔美斯河上的小拉撒路生平及其祸福》，实在冗长得很。杨先生之所以翻译成《小癞子》，是因为《路加福音》中有个叫拉撒路的癞皮化子，而且“因为癞子是传说中的人物”……在此，我们不妨稍事逗留，将杨先生的考证摘录于斯，以飨读者：“早在欧洲13世纪的趣剧里就有个瞎眼化子的领路孩子；14世纪的欧洲文献里，那个领路孩子有了名字，叫小拉撒路……我们这本小说里，小癞子偷吃了主人的香肠，英国传说里他偷吃了主人的鹅，德国传说里他偷吃了主人的鸡，另一个西班牙故事里他偷吃了一块腌肉。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一部14世纪早期的手抄稿《Descretales de Gregorio IX》，上有7幅速写，画的是瞎子和小癞子的故事。我最近有机缘到那里去阅览，看到了那部羊皮纸上用红紫蓝黄赭等颜色染写的大本子，字句的第一个字母还涂金。书页下部边缘有速写的彩色画，每页一幅，约一寸多高，九寸来宽。全本书下缘一组组的画里好像都是当时流行的故事，抄写者画来作为装饰的。从那7幅速写里，可以知道故事的梗概。第一幅瞎子坐在石凳上，旁边有树，瞎子一手拿杖，一手端碗。小癞子拿一根长麦秆儿伸入碗里，大约是要吸碗里的酒，眼睛偷看着主人。画面不大，却很传神。第二幅在教堂前，瞎子一手柱杖，一手揪住孩子的后领，孩子好像在转念头，衣袋里装的不知是大香肠还是面包，看不清。第三幅也在教堂前，一个女人拿着个圆面包，大概打算施舍给瞎子。孩子站在中间，伸手去接面包，另一手做出道谢的姿势。第四幅里瞎子坐在教堂前，旁边倚杖，杖旁边有个酒壶，壶旁有一盘东西，好像是鸡。瞎子正把东西往嘴里送，孩子在旁一手拿着不知什么东西，像剪子，一手伸向那盘鸡，两眼机灵，表情刁猾。第五幅是瞎子揪住孩子毒打，孩子苦着脸好像在忍痛，有两人在旁看热闹，一个在拍手，一个摊开两手好像在议论。第六幅大概是第五幅的继续。孩子一手捉住瞎子的手，一手做出解释的姿态。左边一个女人双手叉腰旁观，右边两个男人都伸出手好像向瞎子求情或劝解。第七幅也在教堂前，瞎子拄杖，孩子在前领路，背后有人伸手做出召唤的样儿，大约是找瞎子干甚事。”同时，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是泛指一切混混。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
近10年，先生逐渐双耳失聪，最后必得与人笔谈，还须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的表情和口型。我颇为着急，多次劝先生配一副好一点的助听器。她原是有一副助听器的，但质量不好，戴上它嗡嗡地似有发动机在耳边轰鸣。即使如此，每每提起新助听器，她就一再摇头说算了，“不必浪费，我能看书、写字就可以了”。后来，我偶然得知有位邻居叫张建一的，是协和医院的耳科专家；便再次劝先生配助听器。她依然不肯。我和张大夫都以为她心里装着“好读书奖学金”，舍不得花钱。于是，张大夫经与协和医院领导商量，准备替杨先生免费配一副最好的助听器，结果还是被先生婉言谢绝了。我们这才明白，她是不想浪费资源，以便多一个“更年轻、更需要的人”去拥有它。而实际上先生又何尝不需要呢？近年来，其实总有领导和各方人士前去探望，可她却宁可自己将就。
说到“将就”，那也是应了先生的性情。她固爱清静，但更想着不麻烦别人。因此，她最近十来年也着实谢绝过许多热心读者、媒体，甚至领导的造访。这又使我想起了钱先生的逗趣：喜欢吃鸡蛋，又何必非要认识下蛋的鸡呢。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受赙仪，不留骨灰”，但她的作品早已为她铸就了丰碑，而她的德行便是那不朽的铭文。“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一生只靠写作谋生。”这便是先生对自己的写照，而钱先生对她的赞美却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知识分子，她的同人、晚辈则将一如既往地尊称她为先生。
